这五个人，是周公蓼洲被捕时，为正义所激奋而死的。到了现在，吴郡的贤士大夫向当局请示，准予他们清理魏阉已废生祠的旧址来安葬他们，并且在他们的墓门前立碑，来表扬他们的事迹。啊，这也算是够隆重的了！
五人的牺牲，距离现在为他们修墓安葬，时间不过十一个月罢了。在这十一个月当中，那些富贵的人，官运亨通的人，因为患病而死，死了就湮没于世，不足称道的，也是很多的了，何况那些生活在草野之中普通人呢？惟独这五个人光耀于世，这是为什么呢？
我还记得周公被捕，是在丁卯年三月十五日。我们复社里那些道德品行可以作为读书人表率的人替他申张正义，募集钱财为他送行，哭声震天动地。这时前来抓人的缇骑按着剑把上前问道：“谁在为他哭？”大家不能忍受，把他们打倒在地。这时以大中丞官衔作吴地巡抚的毛一鹭，是魏阉的私党，周公的被捕就是由他指使的；吴郡的百姓正对他切齿痛恨，于是趁他厉声呵叱的时候，就呼喊起来，一起追打他，他躲到厕所里才得以逃脱。不久，他以吴郡百姓暴动的罪名请奏朝廷，追究这件事，处死了五个人，他们是：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就是现在并排埋藏在坟墓里的人。
这五个人受刑的时候，意气昂扬，喊着巡抚的名字大骂，谈笑着死去。被砍下的头颅放在城上，神色没有一点儿改变。有几位贤士大夫拿出了五十两银子，买了五人的头颅，用匣子盛好，最后同尸身合在一起。所以现在的墓中，是五个人完整的遗体。
唉！在魏阉乱政的时候，当官而能够不改变自己的志节的，这么大的天下，又能有几人呢？而这五个人出身平民，平时没有受到过诗书的教育，却能为大义所激昂，踏上死地而不反顾，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况且当时假传的诏书纷纷下达，对受牵连的东林党人的抓捕，遍布了全国，终于因为我吴郡百姓愤怒抗击，使他们不敢再株连治罪。魏阉也犹疑不决，畏惧正义，篡夺帝位的阴谋难于立刻发动，等到圣明的皇帝即了位，魏阉就在放逐的路上自缢而死，这不能不说是这五个人的功劳啊！
由此看来，那么，今天那班职高位显的高官们，一旦因获罪而接受惩治时，有的脱身逃跑，不能被远近的人收留；有的剃发为僧，闭门不出，假装疯狂而不知逃往何处。他们可耻的人格，卑劣的行为，比起这五个人的死来，孰轻孰重本该是怎样的呢？因此周公蓼洲，忠义显于朝廷，得到皇上追赠的谥号，美名远扬，荣耀于死后；而这五个人也得以修建大墓重新安葬，并将他们的姓名并排刻在这大堤之上，凡是四方过往的行人，没有不到他们的墓前跪拜哭泣的，这真是百代难得的际遇呀！要不是这样，假使这五个人都保全了他们的头颅，老死在家里，尽享天年，但人人都可以把他们当做仆役来使唤，怎么能够使英雄豪杰们拜倒在他们的墓前，紧握手腕，愤慨异常，发出志士仁人的悲叹呢！所以，我和同社的各位先生，为这座墓空有石碑没有碑文而感到难过，就写了这篇碑记，也借以说明死生的重大意义，平民百姓也是能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
文中提到的那几位贤士大夫是：太仆卿吴公因之，太史文公文起和姚公孟长。

　　作者于崇祯元年（1628年）写下这篇文章。本文写的是明末天启六年（1626）三月苏州市民反抗阉党的斗争。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贤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贤士。东林党人与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贤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贤名而詈贤，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贤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贤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贤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贤间，素不闻诗书贤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贤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贤谋难于猝发，待圣人贤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贤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贤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贤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贤大，匹夫贤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贤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贤”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贤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贤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贤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贤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贤上。凡四方贤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贤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贤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贤，安能屈豪杰贤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贤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贤死在“四方贤士”“豪杰贤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贤士”“过而拜且泣”，“豪杰贤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贤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贤子，慷慨得志贤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贤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