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正逢首都北京是有事的时候，再一次来到南方巡视泽国水乡。
革命小将好似那高洁的松柏直向苍天，走资派好似枯落的败叶只能随着流水逝去。
新的革命风暴席卷苍天，气势恢宏；亿万人民身穿绿军装投入战斗、高举红语录形成一片红海洋，无数红旗上下翻卷。
在那潇潇细雨中凭栏静，想到全国人民此时此刻应该也有所思索吧。

注释
神都：古谓京城。这里指首都北京。
南国：中国南方的泛称。作者写这首

　　这首缘情言志的咏怀诗抒发了作者对经心发动、亲手燃起的“文化大革命”烈火的感想。

　　这首七律毛泽东生前曾审定过，并准确标明作于1966年6月。这对于理解这首诗十分重要。诗中的叙事、写景、抒情和议论，都与当时发生的国家大事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但此诗不是纪实，更非论事，而是言志。《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杜预注：“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弄清诗句背后所要表现的史实不是主要目的，而通过确凿的史事考索，捕捉到诗人复杂的感情律动和心路历程，则是十分必要的。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诗从叙事起，说明作诗的缘由和地点。首句点出正逢首都北京“有事”之时。有何事？这年6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亲密的老朋友、越南党和国家的领袖胡志明，在谈到中国当时形势时说：“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不过，“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这件事了”，而是“发动群众整反动分子”。这段话的珍贵价值，在于廓清了人们各种各样的揣摩和猜测，确凿无误地提供了“这场斗争”的由来和现状发展的线索，为解读全诗找到诗人自述的第一手重要依据。

　　“正是神都有事时”读来有种急迫感，凸显标题的份量。“又来南国踏芳枝”读来有种春风拂面的暖意，又有柳暗花明的感觉。芳枝，喻指人民群众朝气蓬勃的笑脸。此时读者有所思：革命成功了吗？我们真的无忧无虑了吗？

　　“青松怒向苍天发”青字透着时光荏苒，祖国少年的情怀。松字透着高洁傲雪，松柏延年的节操。怒向苍天发，发人深省。此时读者有所动：被革命一个阶段之成功遮住视线，将失去革命意义。“败叶纷随碧水之”败叶藏着多事之秋，动荡抉择的愁绪。碧水是指人民的力量。“碧水”取义于李白《望天门山》碧水东流至此回的诗句，是希望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主宰新形成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之”是指碧水滔滔流过的痕迹。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气势宏伟，雷霆万钧，把“文革”发动时的狂热风潮描绘得无与伦比，充分表达出诗人对这场运动的高度赞美，感奋、期待和必胜信念充溢在两句十四个字中。“满”字极赞群众起来造反的踊跃和热烈，亿万人民身穿绿军装投入战斗的雄姿，高举红语录形成一片红海洋的场面，加上上下翻卷的无数面红旗，极为壮观。一个“走”字，再现了当时群众运动风驰电掣般的迅速发展。其形势如急风暴雨，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挡的。

　　但是，已经七十多岁的革命家毛泽东，此时虽然仍然具有从年轻时代开始一生奋斗追求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豪情壮志，但革命的挫折和失败、考验和锻炼，使他又具有了超人的历练和冷静。于是，诗人的感情在激荡澎湃之后急转直下，写下了令人难解的最后两句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这种抒写，既可以看做是风雨过后转为潇潇细雨的景物感怀，又为全诗制造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氛围。在诗情发展的脉络上，可以说是前面风雷激荡的心曲变奏。诗人凭阑在潇潇细雨中静听。静听什么？接着诗人又把这种静听引发出来、开展出去，想到全国人民此时此刻也在“有所思”。于是，诗人的静听和人民的所思，便成为此诗的“诗眼”，也自然成为解读此诗的关键所在。

　　诗人凭阑（栏）听雨，不禁让人想起岳飞在《满江红》词中那种“仰天长啸”的悲壮。不过毛泽东在诗中流露的，却是悲壮沉郁加忧患的特殊感情。至于结句中诗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凭阑（栏）静听”和“故国人民有所思”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毛泽东看来，他对“文革”的理解和发动“文革”的初衷，是从人民的利益、代表人民的愿望出发的。他认为开始时，有的人也许不甚理解，甚至反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坚信他们注定会理解、会拥护的。对此他充满信心。他的心为此似乎也感到无比宽慰。这就是毛泽东的悲剧所在。

　　这收诗反映了作者在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历史关头的复杂心境。首联：正是、又来两句，看似是时间上的偶然衔接，其实两者原始具有密切内在联系的；颔联：青松、败叶，阵线分明，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描述，分别指革命小将和走资派；颈联：赞颂文化大革命的声威；尾联：遥应开端,把视线收回到南巡主体,暗含作者“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心情。整首诗读来使人深感遗憾，引起沉郁以至苍凉的感觉。

　　文化大革命的发起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上海《文汇报》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毛泽东1966年初指责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提出了“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口号；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错误地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批判，通知发出同时毛泽东离京南巡，回来后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斗争锋芒指向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此过程中，毛泽东一步步战胜中央集体，使文化大革命按其预想发动起来。这便是写此诗时的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