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山
战国的养士之风已和春秋时期有极大的区别。春秋时期虽列国纷争,但表面上还维系着等级有序的一统局面,有极分叽的“公”“私”观念。所谓“私”就是以下害上的一切言行,这是为社会所不齿的,因为“以私害公,非忠也”。收养私属、私卒,私士,是被社会舆论所不容的。在当时的历史记载中,养士,往往被描绘成野心家如公子光、白公胜之类的不轨之举。到了公开兼并与竞争的战国时代,养士已成为上层社会竞相标榜的一种时髦风气。只要是有实力有抱负的国君、权臣,无不以尽可能多地收养门客为荣。从战国初期的赵襄子、魏文侯及以后的赵惠文王、燕昭王、“战国四公子”、秦相吕不韦、燕太子丹,门下都收养有千人以上的门客,其养士之规模也是春秋时期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孔丛子·居卫》篇记载了孔子孙孔子思关于春秋、战国两个时代不同的养士之风的观察与思考。他认为,春秋时期,“周制虽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体然”,所以养士之风不得大倡;而战国时代,“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这段话深刻地道出了战国养士之风经久不衰的真谛。由于通过养士的方式可以大量集中人才,既能迅速抬高自己的政治声誉,以号召天下,又能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以称霸诸侯,所以上层权贵们争相礼贤人士,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以尽天才之大为己能,形成了“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人才流动和人才竞争的大好局面。
成国养士之风的兴盛对快的发展起看极大的推动作用。
战国的养士,形成了以“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田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为代表的人才中心,大量的人才迅速地聚结起未。据史书记载,“四公子”门下的食客都超过三千人。孟尝君的封地是拥有万户以上人口的薛邑,但他在薛邑一年的收入还不足以供养门客。秦昭襄王称赞孟尝君善于结交各种人才,说:“孟君门下,如通物之市,无物不有。”平原君门下也人才济济,“文武备具”,他曾自夸:一旦有事,“士不外索,取于食客门下足矣”。信陵君手下的门客甚至可以潜伏在赵王的身边,他所得到的机击信息甚至比他的国君魏安僖王还快、还准确。人才的大量集中,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力量,信陵君“仁而下士”,使得周围数千里的游士“争往归之”,“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其他三位公子,对社会产生的威慑力也大致相同。
战国四公子的大量养士,使得游侠有了集结的场所。这一点史书上虽无专门的记载,但也可寻见其端倪。秦围邯郸,赵王派平原君突围去楚国求救,临行时,平原君挑选“食客门下有勇力文武备具者”同行。后解围时,又“得敢死之士三千人”,说明平原君的门下聚结了不少侠土。信陵君曾“从博徒卖浆者游”,孟尝君门下有“鸡鸣狗盗之徒”,那么下层社会的侠士也有不少集合在四公子的门下。所以韩非子称养士之风中存在“养游侠私剑之属”的现象,所谓“侠奸六万,门客三千”,且认为由于他们的大量桑结已威胁到最高统治者的统治。
武侠在权势者门下的大量集绪,使得他们一开始便养成交党结伦的风气。《史记·孟尝君列传》中载门客的住处有传舍、幸舍、代舍三种,又有“传舍长”的职务,那么,战国的门客当有一定的组织方式,游侠也在所不免。这对于武侠的聚合是有利的。以“四公子”为代表的战国权贵为人才方面激烈竞争的形势所迪,在网罗人才上遵循了一些难能可贵的行为准则。
一是“知人得士”。战国时代的游士对于养士的权贵期望值甚高,不但要求他们能给予自己很高的物质待遇,而且要求权贵们能懂得人才,善于使用人才。信陵君在魏国偷盗兵符领兵解了赵国邯郸之围后,便留在了赵国。他听说赵国有两个出色的人才:一为毛公,藏身于赌徒之中;一为薛公,埋名于酒肆之内。信陵君几次想见他们,两人都躲了起来,不肯相见。信陵君打听到他们的存身之处,就悄悄地走到那儿与两人交游,相互间处得十分融洽。平原君听说后对妻子说:“我听说你弟弟信陵君天下无双。现在看来只是个糊涂虫,只知道和赌徒、卖酒的混在一起”信陵君从姐姐那儿知道了平原君的议论,感叹道:“平原君的养士原来只是贵公子的豪举,并不是真正为了寻找人才。”平原君连忙道歉。即使如此,不但天下之士,就是平原君的门客,也都投奔信陵君门下。在游士们看来,权贵者不了解自己,不懂得识别人才、使用人才,是不能容忍的错误。这就逼迫权贵者开拓人才的信息,提高识别人才的能力。因此许多隐姓埋名于民间的人才,如弹铗长歌的冯瓘、勇于自荐的毛遂都被主人识别重用,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才干。一些生活在民间的游侠,如荆轲、聂政,都是被权贵们一再邀请,委以重任,才干出一番惊天动人的事业的。
二是“不分贵贱,一与人等”。也就是说,门客受尊重的程度是由自己的才能所决定的,与身份的贵贱无关;而作为养士的权贵者须“仁而下士”,不能“以其富贵骄士”。正因为如此,佶陵君为了结交身为看门者的隐士侯赢,居然在闹市中和颜悦色地牵着缰绳,站在一旁,等待侯赢和别人谈话完毕,才请他上车迎到家中。燕太子丹通过“节侠”田光的介绍才得以见到身为平民的荆轲。见面时,太子丹“再拜而跪,膝行流涕”,以后“日造门下”,想尽方法来“顺适其意”。这样一种风气,使得多数埋名隐姓于民间的武侠有了被重新发现的机会。在门客中,人与人的相对平等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圈。这显然与由游士大量集中所形成的特殊文化氛围,以及战国时代“士议之不可辱者,大之也”这样一种新的价值观所唤醒的游士个人意识的自觉是分不开的。任何人只要能进人这一文化圈,那么至少在人格上都是独立的,都能因自己的才识和武艺而受到尊重。中国古代社会自有确切的历史记载起,“贵贱尊卑”等级有序的观念便占统治地位。长达数千年的古代社会,只有极少数时期,并在极特殊的社会一文化环境下,人际关系才有相对平等的可能。战国的养士制度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社会一文化环境。在这种社会一文化环境中,个人人格上独立的要求得到鼓励和尊重。
只有在战国时代,身为“屠客”的勇士朱亥可以对魏王的弟弟信陵君的数次邀请不予理采;作为平民,荆轲可以因为燕太子丹催促他启程赴秦而大发雷霆,甚至当面怒叱:“何太子之遣?”战国的游侠便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存在并发展起来的,人格的自尊显得特别强烈和敏感。
当然,作为进入这种超越尊卑级差地位的文化囵的前提。
游侠自身必须具有过人的才识和武艺,因此游侠对于自己的学识武艺都砥砺求精。《史记》说荆轲“好读书击剑”,曾特地去榆次与著名剑客盖聂论剑。然而,荆柯刺秦王不成被杀后,与荆轲交过手的另一游侠鲁句践还批评荆轲不精于“刺剑之术”。这种对胆识和武艺的严格要求和刻苦练武的习气,后来作为传统一直被中国历代的武侠所继承。
三是“合则留,不合则去”。战国的游士绝无忠于一国一姓的狭隘观念,他们有很大的选择权,可以流动到适合自己发挥才能的地方去。即如“四公子”这样的权贵,在各方面,包括个人道德修养方面都必须格外小心谨慎,才能招徕人才,平原君的一个美人在楼上见有个跛者打水,不禁哈哈大笑。那个跛者找到平原君要得美人之头。平原君不肯以一笑之故杀美人,门客离去者过半。手下有人告诉大惑不解的平原君,不要因“爱色贱士”而失去人心。于是,平原君只得砍下那个美人的头颅,亲自到跛者家中道歉。如此,游士才渐渐返回。由于激烈的人才竞争,需要权势者养士时有相当的肚量。孟尝君的一个门客与孟尝君的夫人相爱。盂尝君知道后,认为“睹貌而相悦者,人之情也”,不但没杀门客,反而委以重任。后来那位门客出使卫国,冒死阻止了卫君约天下之兵攻打齐国的打算。齐国人因此称赞孟尝君能“转祸为功”。用人者如此宽容的态度,为游士们提供了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游侠便是在这样的“小环境”中迅速发展和成熟起来的。
在养士之风的庇荫下,本来分散在民间的武侠迅速成为战国时代最为活跃的社会阶层之一。《庆子·说剑》篇记载赵惠文王特地收养了三千多名“剑士”。这些剑士都“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回而语”,可见社会地位都很低下。孟尝君在其封地薛邑,专门招致各地的“任侠”者,甚至是犯了罪、亡命他乡的侠客,人数高达六万余户。像这样高度集中武侠的做法,使得一直是以个体力活动单位的武侠阶层真正纽结在一起,壮大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独立的社会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至此,武侠的存在才真正被社会所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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