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的悲歌：读钱穆《国史新论》

作者：狂简
不拘于任何一个中国人，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都是不堪回首的惨痛记忆。而这次危机之沉重，亦是旷古而未有。之所以下此定论，乃因此次危机不仅有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淫威下割地求和之辱，更因绵延5千年中华文明受到完全异质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冲击下而出现的文化危机。在戊戌之际，康有为等维新派还要托孔改制，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不过20几年，打倒孔家店已经成了思想界时尚话语。以至其激进派如鲁迅号召青年最好不要读中国书。在国破山河碎的民族存亡之秋，中国知识分子再也没有了先祖于魏晋南北朝之际吸收佛教文明的从容，只是急不可耐的向西，无论是英美还是苏俄，都是向西。无论是哪股大潮，都没有以儒家文明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安身之地。虽然有学衡派等少数文化保守主义者还在奋争，但在急转直下的历史大潮中，这些人的呐喊就如同片片芦苇一般脆弱。在文化断代数十年后，我们依然可以在历史的旷野中聆听这些思想的芦苇的声音。而钱穆的《国史新论》，则是这些芦苇中的一片，为他自己也是为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几千年来士大夫群体消逝唱的一首悲凉的挽歌。
钱穆字宾四，在三十年代以《先秦诸子系年》一举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其后，无论在大陆，还是在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