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国图四大镇馆之宝

一、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因明成祖朱棣组织编纂，于永乐六年（1408）冬成书，所以取名《永乐大典》。此书收存了历代重要典籍七八千种，按韵编排，一字不改进行抄录，正文22877卷，凡例和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100多年后的明嘉靖皇帝对其十分钟爱，某日宫中着大火，嘉靖皇帝一夜之间连颁三道圣旨抢救《永乐大典》。之后嘉靖特意命人照原本重录，以另外保存。重录本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

《永乐大典》一直深藏内府，一般人无缘得见。明亡后，永乐正本不知下落，嘉靖重录本也逐渐亡佚。清末筹建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时，仅知翰林院尚有六十四册存世。1912年在鲁迅先生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时，积极促成了翰林院60册《永乐大典》的入藏。此后，又有近百册《大典》通过政府拨交、重金购买、无偿赠送等方式，从国内外收藏机构和收藏家的手中逐渐地汇集到国图。上世纪60年代，在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周总理亲自批专款，重金从香港购回了著名藏书家陈清华手中的四册《永乐大典》。

1983年，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又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发现时《大典》的天头地脚已经被剪了下来。原来是孙家老太太拿它们做了鞋样或者卷烟抽了。幸好，老太太虽不识字，但从祖上因袭了敬字惜纸的传统，凡是有字的地方都没动剪子。孙洪林恰好在县文化馆上班，在一本台历上见到了《永乐大典》的样子，才知道家里那本“破书”竟然是国宝。随着孙家残本的发现，国图《永乐大典》的拥有量达到221册，实际收藏量达到161册（有60册在古物南运时存在美国，后被还到台湾）。

目前，《大典》残本散落在10多个国家的30多个单位，大约400册左右。

《永乐大典》的修复工作于2002年启动，2003年完成。《永乐大典》是“包背装”，就是整个书皮是由一张纸包裹起来的，不像线装书那样好拆、也好复原。这给修复工作带来了麻烦。幸好 《永乐大典》的开张比较大，把书页窝起来，中间可以把手伸进去。于是修复专家想出了“掏补”的方法，就是在不拆掉书皮和纸捻的情况下，把毛笔、补纸伸进书页中间修补书页上的破洞和开口，动作就好像在掏东西。

二、赵城金藏

金代熙宗皇统(1141—1149)初年，潞州(今属山西长治)崔进之女法珍因被和尚治好了哑病而许愿为寺庙做一件善事。她断臂化缘，在山西、陕西部分地区募资刻藏经，这部佛教大藏经就是《赵城金藏》。它以我国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开宝藏》和少部分《契丹藏》为底本，历时二三十年完成。因刻于金代，后被供养在赵城县(今属洪洞县)广胜寺，每卷卷首又加刻广胜寺刊刻的《释迦说法图》，该经书被叫做《赵城金藏》。

全世界保存下来的金代全藏刻书极少，全藏约七千卷左右，六千多万字，其它流传下来的金代藏经仅有十几卷，而这部《赵城金藏》约留存4500余卷，较为完整，又是传世孤本，因而被视为稀世瑰宝。

《赵城金藏》曾险遭侵略者毒手，为保护这个国宝还演绎了一段八路军与僧人、群众通力合作的佳话。1938年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赵城，广胜寺距日军据点仅1公里。经书便被秘密转移到广胜寺飞虹塔内封存。1942年，日本政府派遣“东方文化考察团”到赵城活动，并提出要在5月2日上飞虹塔游览，《赵城金藏》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广胜寺力空法师立即向八路军求助。在当时的太岳军区政委薄一波指示下，军分区和县游击大队在僧众的配合下，于4月27日夜紧急将《赵城金藏》运抵地委机关驻地。在接下来的5月反“扫荡”中，地委机关的同志背着经卷，在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由于形势所迫，这些经卷有的被藏于山洞有的被藏于煤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在以后的几年里，《赵城金藏》又几经辗转，直到解放，尚存的4330卷又9大包的《赵城金藏》被分装42箱，从涉县经邯郸安全运到北平。

《赵城金藏》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大型古籍修缮项目。1949年4月30日，当4330卷、9大包《赵城金藏》运抵北平时，人们难过地发现，由于多年保存条件恶劣，多数经卷已经潮烂断缺，或者丢失签题，十之五六已经不能打开。国家专门调来4位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帮助修复，历时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

国图善本特藏部修复组组长张平介绍，师傅们用蒸汽把卷得硬邦邦的经卷展开，按照传统中国字画的装裱工艺，在其后衬上背纸，以小麦淀粉将其固定。
三、敦煌遗书

1900年6月22日，地处西陲的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其中堆满了数万件4至11世纪的古代文献，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这些被称为敦煌遗书的文献包括汉文、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梵文等多种文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学、民族、民俗、语言、历史、科技等多领域。今天的国家图书馆就专藏了这批敦煌遗书中的1万6千多件。

在修复整理敦煌遗书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有些文献明明是一整卷，却被人为撕成10件，这是为什么？

原来敦煌遗书刚被发现之时正值国家多难之日，消息传开，引来英、法、俄、美、日等国所谓“探险家”前来，采用不正当手段，将大量敦煌遗书及壁画雕塑掳掠运往国外。1910年，经多方文化名人奔走，清学部命甘肃学台将藏经洞内所有遗存悉数运京，藏京师图书馆。结果，当时负责押解的官员和沿途关卡监守自盗，致使大量国宝流散民间。盗走国宝后，为了让文件的数目能保持原样，就生生将一卷文献拆撕成多件。1911年，运抵京师图书馆的敦煌遗书为8738号，每号中包含数件文献。

敦煌遗书命运多舛。20世纪30年代初，华北局势紧张，全部敦煌遗书和其它部分贵重文献被装箱南运上海，秘密藏于英租界中。直到1950年才陆续运回北京国家图书馆。

新中国成立后，经私人捐赠、国家调拨和国图采进，敦煌遗书数量逐年递增，总数达到了16000余件。马叙伦、顾子刚、周定宣、丁宝铨、王敏及郑振铎（其旧藏由高君箴捐）等均向国图捐赠过敦煌遗书。其中著名的有陆机的《辩亡论》、唐代初年的《尚书》、孤本《李陵变文》等。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传统装裱法修复对古籍保存产生了影响。小麦淀粉干燥后，出现板结。纸张卷收次数多了，就有些地方产生干裂痕迹，不利于长期保存。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修复敦煌遗书时，理念变为“局部修补”、“哪儿坏修哪儿”：用很窄的皮纸条糊住小裂纹、把虫吃鼠咬的洞堵住、用小镊子把粘在一起的字一点点拨开……

至今，国图已经完成了约5000米敦煌遗书的修复。展览中展示的《律藏初分》有1600年的历史，是国图收藏的敦煌遗书中有确切纪年最早的一件。

敦煌遗书保存在国图地下室，那里常年恒温恒湿。保存橱柜由楠木制成，每卷古籍都舒舒服服地“躺”在一个独立的小匣子里，匣子的底部由香樟木制成，能够起到防虫的效果。

四、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编写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最初成书四部，分藏于紫禁城文华殿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合称“北四阁”。后来为了方便南方士子读书又续抄三部，分贮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合称“南三阁”。

两百年间，七部《四库全书》迭经战乱，屡遭焚难，文源阁、文宗阁、文汇阁藏本已不复存世，文澜阁本也曾一度散失。上世纪三十年代，杭州藏书家丁丙、丁申意外地发现，有人用文澜阁本的《四库全书》的书页当包装纸。于是兄弟两人收藏到一些残本。文溯阁本曾遭日本侵略军的抢掠，剩余残本保存在甘肃省图书馆。文渊阁本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被运到台湾收藏，书架、书函依然留在故宫。文津阁本1913年从承德启运，1914年到京后暂存故宫文华殿，1915年由京师图书馆正式接收，现为国图镇馆之宝。而且国图保存的《四库全书》是现今惟一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的一部，共128架，6144函，36304册。

过去认为《四库全书》七部是一样的。上世纪80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曾影印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给使用者以极大的方便。1991年底，当国家图书馆杨讷研究员主持进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与文津阁《四库全书》原书核对录异的工作时，却有了惊人的发现。在完成的集部和史部中，集部收书1273种，存有差异者788种，占62%；史部收书566种，存有差异者290种，占51%，差异程度也各不相同。

专家表示，因为《四库全书》保存情况相对较好，暂没有修复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