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源流和巴文化考辨

在中国民族发展的早期历史上，巴和蜀一样，是一支活跃在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民族，但由于巴和蜀民族当自己的民族文字还未形成系统、当自己的民族发生历史还未及产生书面记录需求或未及实施书面记录时，早在秦汉时期就已被中原汉民族所融合和同化，故其民族的早期原生史在华夏汉族先秦时期的正史记载中大多被忽略，而被散录于其他古文献中的早期巴族事迹，或片言只语、语焉不详，或怪异离奇、传闻追述。这种状况，自然也形成了研究者对有限古文献取舍不一和游弋无定的空间，并直接造成了目前学术界对巴人族源的来龙去脉探索依然迷雾缭绕呈现多种不同论定观点的格局。

从20世纪30年代巴史的近代研究开始，迄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70多年来，从历史学、人类民族学和考古学研究巴史的论著可谓成千上万，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者。①本文无意对以往的巴史或巴文化研究成果的得失作一评头品足，只是企图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一些笔者倾向性的梳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抛砖引玉，冀望在21世纪巴史和巴文化研究中，能籍助三峡考古新获的珍贵出土资料，在所有致力巴人历史和考古学文化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釐清文献记载的一些迷雾，获得一个更接近历史原貌的突破。

一．巴人源流考辨

有关对巴人源流研究产生分歧意见的原因，事实上都是基于对有关文献记载内容的理解和解释不同而造成的。研究巴人历史所本的主要早期文献著作有《山海经》、《左传》、《世本》、《华阳国志·巴志》、《水经注》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等书。

根据对文献的不同理解和解释，目前学术界至少在巴名字的来源、巴字的含义、巴族的起源、巴国的出现、巴人早期的活动区域等等问题上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观点。因篇幅关系，在此就不一一赘述。这些不同的学术争鸣无疑对深入探索巴人的渊源流变史具有重要的裨益。

最早记载巴人事迹的古文献是《山海经》。

《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

《山海经·海内南经》说:“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

《今本竹书纪年》也有:“（帝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涖讼”的记录。与《山海经·海内南经》的记述如出一辙。

后代学者在注解前述记载时或认为丹山西，即今重庆巫山县境的巫山。②

至于巴人“廪君”，在《山海经》中并没有见到直接的记录。

《山海经·大荒南经》说：“有臷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臷处。是谓巫臷民。巫臷民盼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樯，食也。爰歌舞之鸟，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爱处，百谷所聚”，或认为“巫臷”即“巫蜒”，就是秦末汉初学者著述的《世本》中的：“廩君之先，出自巫蜒”的“巫蜒”。③

《世本》是目前持巴人源于鄂西观点的最早和最主要的文献依据。

目前流传下来的的《世本》辑本或辑补本有多种，各种辑本都有对“廪君”的记述，尽管记述的详略程度和表述的语句不尽一至，但主体内容是基本一致的。

《世本卷七下·氏姓篇下·姓无考诸氏（清 秦嘉谟辑补本）》：“廪君之先，故出巫蜒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皆出于五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廪君名曰务相，姓巴氏。与樊氏、曋氏、相氏、郑氏，凡五姓，俱出皆争神，乃共掷剑于石，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雕文画之，而浮水中，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辙来取宿，旦即化飞蟲，与诸蟲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不知东西所向七日七夜，使人操青缕以遗盐神曰：‘缨此即相宜，云与女俱生，宜将去’，盐神受而缨之，廪君即立阳石上，应青缕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天乃大开，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世尚秦女”。

《世本·下·侯国氏姓（雷学淇校辑本）》说：“巴郡蛮本有五姓。廪君之先，故出巫蜒也。廪君，名务相，姓巴氏。与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山有二穴，其一色赤，其一色黑，如丹漆状。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生于黑穴。五姓未有君长，俱事鬼神，皆登呼躧穴屋，掷剑刺之，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能中之，众皆叹。又各令以土为船，雕文画之，而浮于水内，约船浮者，神以为君。他姓船不能浮，独廪君船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阳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莫辙来取宿，旦即化为蟲，与诸蟲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十余日，廪君思其便，操青缕以遗盐神曰：‘婴此即相宜，云与女俱生，宜将去’，盐神受缕而婴之，廪君即立阳石上，应青缕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天乃大开，廪君于是君乎夷城。”

上述文献中见到的早期巴人史迹（夏商西周时期）记录，均属于传说史而非实录史。故据此考证巴人的早期历史本身就存在着较高的不确定性和难确定性。

相对而言，晚期巴人史迹（东周时期）的文献记录（如《左传》等），多属实录史，有较强的可信度。

廪君种巴人的史迹记载最早源于西汉时期《世本》的传闻述说中，依据这种传说口吻，汉晋南北朝时期及其后的文献又不同程度地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从而演绎出一个近似神话式的巴人起源故事。但从《山海经》中不见“廪君”的记述和《世本》中出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的语句等现象分析，“廪君”巴人集团的历史发展传说即便接近事实，他们恐怕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山海经》中的“巴国”或“巴人”。因此，我们认为廪君种巴人不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巴族集团，而应是巴人后期发展的支流或旁系。

三峡重庆库区不仅是文献传说巴人活动最频繁的地区，而且更是考古发掘发现巴人遗迹最丰富的地区。依据近年来逐渐积累的考古发掘资料分析，笔者认为巴人早期的中心活动区域还是以今重庆库区为主，至少在从早期到晚期之间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巴人是以今重庆库区为发源和发展的根据地的。

据零散的文献记录，目前所知巴人最早出现的时代应是夏商时期。前列的《山海经》记录，如果所记不谬，则在夏启立国初期巴国或巴方已出现。一些学者认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巴方”、“巴甸”之名，其地域就在今汉水、丹江之间，这些巴人在殷武丁时期就曾与殷王朝发生过较大的战斗。但大多数研究者没有接纳这种提法，认为迄今为止甲骨、金文中所谓的“巴”字，均属于一种误释。但从《左传·昭九年》：“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周）南土也”和《华阳国志·巴志》：“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等记述看，殷商时期巴的存在应无问题。上述文献线索，为判断夏商时期巴人或巴国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夏商时期以前生活在古巴人中心活动区域中的原始先民，与夏商时期形成的巴族有否族源联系？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和需作重点探索的学术问题。但不管研究的结论是有或否，笔者以为两者都是有区别的，不能笼统地称之为巴人。巴就是巴，巴应该是指因聚多个小族建立起大族或立国称侯的巴。巴人或巴族的概念不应是原始氏族的概念，而应是早期民族的概念。

二．考古学的巴文化考辨

巴文化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40年代，其动因与“巴蜀铜器”的出土直接相关。

20世纪50年代，以船棺葬在重庆地区的考古发掘出土为契机，学术界正式拉起了巴文化考古学研究的序幕。

从50年代迄今，立足于考古材料的巴文化研究蔚然成风，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成果，为21世纪深入研究巴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④

但在既往的研究中，不可否认还存在一些对巴文化的涵义界定、时代限定和文化甄别等含混不清或稍欠严谨的问题。

新中国的考古学成果，为巴文化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天地。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伟大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上马的三峡考古发掘，更为巴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好机会和好条件。

三峡考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古代巴地域的考古，因为在长达600多公里的三峡库区中，基本上都是属于古代巴文化活动的区域。

迄今止在持续时间已长达十年的三峡库区考古中，已积累了一大批重要的巴文化考古资料，这些资料无疑对今后巴文化的深入研究具有不可估量或难以估量的学术价值。

目前在三峡地区的所获的考古资料，可谓时代早晚俱全，从史前时期到明清时期几乎所有的时代环节都没有缺失，文化内涵丰富多彩且不乏精品佳作。

如何正确利用和消化这些宝贵的考古资料，发掘这些资料的深层价值，使学术研究不断严谨化和科学规范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学术任务。

考古学的巴文化是指巴族人在特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创造的物质文化，他们本身应有其时空范围的因素制约。但在目前对三峡库区巴文化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对巴文化上限时间无限延长的倾向，即将一些史前期的文化亦列入早期巴文化行列，笔者以为此举实不可取，因为史前期巴地域的文化不等于巴文化，也不应该称为“巴文化”，应遵循史前考古学文化命名规则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命名为宜。考古学的巴文化其时代上限应界定在国家制度出现的夏商时期，下限或以秦一统之前的东周末年为宜。秦汉时期的巴地区文化，事实上已是中原汉文化中带巴地域色彩的文化融合体，也不属于我们前述界定的巴文化范畴。

三．小议三峡库区考古发掘的巴文化遗址

在近十年的三峡库区文物抢救发掘中，目前已发现发掘并确认出一大批从夏商时期直到东周时期的巴文化遗址。

夏商时期文化遗存在三峡库区的发现分布一直是学术界格外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发现和发掘的重要遗址分别有湖北库区的宜昌杨家湾、中堡岛、秭归长府沱、官庄坪、巴东官渡口和重庆库区的巫山琵琶洲、江东嘴、奉节新浦、云阳李家坝、东洋子、万县安全墓地、中坝子、忠县哨棚嘴和中坝等等。

夏商时期三峡库区的文化发展，普遍呈现出巴蜀文化色彩偏浓、楚文化色彩较淡的趋势，这可能与巴蜀鼎盛时期的势力范围直接相关。此时期库区内的考古学文化，与川西成都一带发现的巴蜀文化遗址内涵特征基本雷同，两者当存在直接的传承或影响关系。此外，中原地区夏商文化对库区文化的影响也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三峡库区近年来发现和发掘的西周文化时期遗存较多，重要遗址主要有湖北库区的秭归大沙坝、巴东雷家坪、重庆库区的巫山双堰塘、跳石、云阳李家坝、忠县瓦渣地、丰都石地坝和涪陵蔺市、镇安、石沱等等遗址。三峡库区的西周时期文化，除均带有中原文化影响的因素外，一般而言，湖北库区范围内的西周文化表现出较浓的楚文化色彩，而重庆库区范围内的西周遗存则表现出较浓的巴文化味道。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巫山双堰塘西周遗址发现大量的包足鬲，有倾向认为这是巫山地区在地理上与鄂西毗邻直接受楚文化影响的结果，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客观而言，双堰塘西周陶鬲的形态与“楚式鬲”有明显的区别，“楚式鬲”实际上是一种中原铜鬲文化与楚地陶器文化结合的产物，而双堰塘陶鬲则明显属于中原铜鬲文化与巴地陶器文化结合的产物，它们应是目前峡区考古揭示年代最早的“巴式鬲”。关于“巴式鬲”和“楚式鬲”的问题笔者将作另文探讨，在此恕不多谈。

东周文化遗存在三峡库区的分布发现一直享有盛名。近年来发现和发掘的重要遗址分别有湖北库区的宜昌杨家湾遗址、秭归柳林啧和重庆库区的巫山刘家坝、蓝家寨、巫溪和坪、庙溪、奉节新浦、老油坊、云阳李家坝、忠县崖脚（半边街）、瓦渣地、中坝、涪陵小田溪等等。

三峡库区东周时期的文化基本与中原文化并轨，湖北库区或残留有楚文化的特点，而重庆库区亦或多或少见到巴文化的痕迹。

由于科学发掘遗址数量的骤增，三峡库区的夏商西周文化的面目和分布特点等亦逐渐清晰。从宏观上看，包括湖北、重庆在内的整个三峡库区的夏商西周考古学文化面貌较为一致，其文化内涵的风格特点多具浓厚巴蜀色彩，与川西同时期文化明显雷同，两者当有较直接的渊源发展关系。此外，库区的夏商西周考古文化又多多少少可以看到中原和楚地夏商西周文化的影子，两者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流或影响当不言而喻。另外，重庆巫山双堰塘、云阳李家坝等西周遗址的宏大规模和丰富的出土遗物，暗示了重庆库区西周时期曾存在过大规模的城市聚落，它们为探索重庆库区古代巴人早期的都市聚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实物资料，对揭开古代巴都之迷、复原早期巴人历史则具有重要的、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