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仁义内在”说

孟子“四端”说的提出，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否定了“仁内义外”说，论证了“仁义内在”说，将先秦儒学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四端”说的形成使我们看到孟子理论探索的艰苦历程，那么，考察“仁义内在”说，则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孟子对儒学理论发展所做出重要贡献。
（一）
孟子自称“私淑于孔子”，又曾“学于子思之门人”。他主要从内在一面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对“仁义内在”作出了理论说明。孟子关于仁的第一个命题是：“恻隐之心，仁也。”以恻隐之心言仁是孟子仁学的独特之处。《说文》说：“恻，痛也。”赵歧注：“隐，痛也。”恻隐一词是表示对他人的不幸、危难境遇而产生的哀痛、同情之情。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例如看见孩童要掉入井中，必然会产生怵惕恻隐之心，这种恻隐之心不是为了任何功利目的，而完全是情感的真实流露，将恻隐之心“扩而充之”即是仁。孟子也常以“不忍人之心”言仁：“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孟子·尽心下》）“不忍”和恻隐一样，都是对他人特殊境遇下的不幸而产生的哀痛、同情之情；“所忍”则是一般情境下的仁爱之情。孟子认为，仁实际是一种“以其不忍达于其所忍”的扩充过程，即把对特殊境遇下的恻隐、哀痛扩充起来，使之上升为一般情景和普遍意义上的仁民爱物的过程。
孔子言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血缘宗法的孝悌为基点，通过层层外推，达到普遍意义的“泛爱众”，故有子将其概括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矣”。而孟子则是把“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不欲害人之心”看作仁的开端，与孔子相比，无疑是一个重大变化。孟子言仁更多地倾注了对民众疾苦的同情和关注，而不再是以维护宗法血缘为重心。孟子甚至对仁民和亲亲作了区分，把仁界定为对民众的一种普遍情感：“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爱”是对于万物的一种情感，“仁”是对于民众的一种情感，“亲”是对于亲属的一种情感，三者互不相同，有严格的区别。对于一个君子来说，就是要由亲爱亲人达到仁爱民众，由仁爱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