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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乐爱国
也谈《周易》和天文学——向李申先生讨教

经常拜读李申先生有关《周易》与古代科技关系的大作,今又在国际易学联合会网站上看到李申的文章“《〈周易〉和天文学》”,受益匪浅。由于曾经撰写《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对这一问题略有涉猎,故有些疑问,提出来向李先生讨教。

李先生承认刘歆、一行是古代有贡献的天文学家,并且都用《周易》的象数解释历法的基本数据。我本以为仅凭这两点就可以认定《周易》对古代历法有积极作用。而李先生则认为,刘歆用《周易》的象数解释历法,“不过是在已经做成的历法上涂了一层油彩。无论这层油彩的色调如何,但历法本身没有变。”又说:“假如我们把历法当作一本书,那么,周易,仅仅被某些人(如刘歆,一行)用来做了这本书的封皮”。凭我的理解,李先生的观点是:《周易》对古代历法是有作用的,只是作用不那么大(或可有可无)。(不知这种理解恰当否?)

问题一,如果《周易》对古代历法的作用不那么大,刘歆、一行为什么在修订历法时,还予以高度的重视?这会有很多可能的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当时,《周易》对于历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我们凭什么说《周易》对古代历法的作用不那么大。

问题二,如果刘歆、一行用《周易》的象数解释历法所起的作用是可有可无的,那么,这种解释方法为什么会被一直沿用,而且,古代历法一直是不断发展的?虽然古代历法的不断发展可以用多种原因来解释,但是,《周易》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问题三,如果刘歆、一行用《周易》的象数解释历法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我们凭什么说《周易》对古代历法的作用不那么大呢?刘歆、一行用《周易》的象数解释历法虽然在历史上也受到批评,但应当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后人的批评,不应当否认其曾经起过的作用,就像今天可以不用《周易》的象数来研究天文学,但不能以此否认《周易》的象数对研究历法曾经起过的作用。

我个人以为,要否认《周易》对古代历法有积极作用有很多困难,所以,我更愿意研究这样的问题:《周易》为什么能对古代历法产生积极作用?若李先生有兴趣,我们可进一步探讨这样的问题。

再谈《周易》和天文学——向李申先生讨教
对于中国古代历法史上用《周易》象数比附历法基本数据的现象,李申先生在《〈周易〉和天文学》中,用不少篇幅论述了古代天文学家所做出的批评。 其实,古代天文学家的不少批评仍然是根据《周易》而做出的。试举李申先生所引的两例进行分析:

其一,李申先生引杜预、何承天对刘歆三统历的评论。杜预对刘歆三统历的批评主要是讲三统历不准确,并根据《周易》“革”卦的《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为依据,提出修历的原则。他说:

《书》所谓‘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易》所谓‘治历明时’,言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者也。

后来的何承天也说:

夫圆极常动,七曜运行,离合去来,虽有定势,以新故相涉,自然有毫末之差,连日累岁,积微成著。是以《虞书》著钦若之典,《周易》明治历之训,言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也。

这里所谓的“顺天以求合”,就是要求根据天象制定历法并使历法符合天象;《尚书·尧典》中帝尧命令羲氏、和氏通过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制定历法以及《周易》中所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就是“顺天以求合”。何承天认为,制定历法应当以儒家经典《尚书》中的《虞书》以及《周易》为依据,应当“顺天以求合”,而不是为了让天象符合于历法,不是“为合以验天”。

其二,李申先生引邢云路的《古今律历考》对一行大衍历的评论。邢云路的《古今律历考》的第一卷为《周易考》,讨论《周易》和历法的关系。其开宗明义便是:《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主张改历。接着,便是“律历配六十四卦”,讲64卦与12律24节气相配。又说:“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该篇最后说:

夫是易也,显道佑神,何物不有,历固在其中矣……至于气朔之分秒,升降,消长、一而不一,则在人随时测验,以更正之。正其数即神乎《易》也(这几个加点的字,李申先生没引述——笔者注),汉史不知,遂以大衍之数,牵强凑合,以步气朔,而谓历数诸率皆出于此,则非矣。

李申先生认为,“邢云路的话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某种精神:理学已经严密地控制了人的思想,作为六经之首的《周易》,更加不容亵渎。易“显道佑神”,给人们指示大道,赞美和拥护神灵,所以历“固在其中”,因为《周易》已经包含了一切;不仅历,而且医、律,可能还有许多别的什么,都“固在其中”。邢云路还没有胆量说不在其中,或者是没必要说那些结论性的,授人以柄的话,还是就事论事吧。”我以为,李申先生的解释有臆测之嫌。我认为,邢云路想要说明的是,牵强凑合地去附会《周易》象数并不是《周易》之神妙之处,只有“随时测验,以更正之”才是《周易》的根本。这与以上杜预、何承天所言是一致的。

所以,我认为,古代历法中的争论,大都依据于《周易》,谁也没有贬低《周易》对于古代历法的作用。但是,在对《周易》的理解上略有不同。

三论《周易》和天文学——向李申先生讨教

李申先生在《〈周易〉和天文学》中认为,古代历法家用《周易》解释历法是牵强附会、“大约有些苦衷”,或者说是,可有可无,不得已而为之。笔者不敢苟同。我认为,古代历法家用《周易》解释历法反映了三方面的积极意义:

其一,从科学发现与理论解释的关系来看,用《周易》解释历法是历法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历法研究中,获得正确的历法数据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们可以知道古代历法家大都精通《周易》,并且用《周易》解释历法的基本数据,但他们如何算出这些数据,《周易》在他们计算数据时实际上起了怎样的作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负面的,这涉及历法家的思维和心理过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可以讨论的是,古代历法家用《周易》解释历法的基本数据,这对于古代历法的发展来说,是积极的,还是负面的。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在科学研究中理论解释的必要性。古代历法家不满足于历法的基本数据,而试图对它做出解释,这是科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是必要的,不是可有可无。至于为什么用《周易》来解释,这是由当时历法研究的“范式”来决定的,不能说是“有些苦衷”。

其二,从遵循“范式”与打破“范式”的关系看,用《周易》解释历法是古代历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易》象数是当时历法研究所遵循的“范式”。这个问题证明起来很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古代历法家大都遵循这个“范式”,如果古代历法与《周易》相矛盾,肯定不会被认可,即使是用现代天文学的理论加以解释。如果承认《周易》象数是古代历法研究的“范式”,那么,《周易》象数对于古代历法研究的积极意义,那就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在科学研究中,既有遵循“范式”,还有打破“范式”,这在科学发展中是同样重要的,不可顾此失彼。

其三,从科学与文化的关系看,用《周易》解释历法是运用文化来促进科技发展。在中国古代,《周易》文化是一种强势。用《周易》解释历法可以使历法得到普及和延续,相反,如果历法与《周易》相矛盾,不仅无人会认同,而被抛弃,而且作为历法家,他们也不可能这样做。有人可能会以现代科学与文化的差异性来否认这种做法,但是,在中国古代,科技是文化的一部分,这一点在拙著《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已作论述。笔者甚至认为,即使在今天,把科学与文化对立起来也是有危害的,科学与文化之间应当保持一种和谐。在今天,科技成了强势,用文化解释科学,可能是可有可无,但是,用科学来解释文化,就非常必要;与此对应,在古代,《周易》是强势,用《周易》解释历法,当然也非常必要,也具有积极意义。

以上只是就中国古代用《周易》解释历法对于古代历法发展的积极意义做些阐述,至于今天是否还具有同样的意义,这只能另行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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