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家店之兴衰

作者：李申
“孔家店”作为一种比喻，是指儒家的是思想体系。在独尊儒术的封建时代，“经营”儒家思想的店堂，主要有三套系统：一是太学或称国学系统，二是书院系统，三是孔庙系统。他们的存亡，是“孔家店”兴衰的标志。

国学的兴盛

据儒者说，孔子以前，是学在官府。而且三代时，学校完备，教育成效卓著；人们都循礼守法，几乎无人犯罪。只是周末世衰，才出现了孔子等私人讲学。

三代时候教育情况如何？实际是不甚了了。可靠的史实是，汉武帝独尊儒术，治公羊学的丞相公孙弘才正式提出，为五经博士设置弟子五十人。这是独尊儒术的国家办学的开始。后来逐渐增加，一百，数百，上千，数千。东汉太学，最多时有三万人。

汉代以后，国家的学校屡有变迁，学生数目也时多时少。大约单是国家办学不能满足需要，晋代的官员就已经在地方兴办学校。大将谢石、儒者曹思文都建议在郡县办学，但未及实行。北魏时期，由朝廷下令，在地方兴办学校。将郡分为大、次、中、小四等，其学生名额依次为一百、八十、六十、四十。覆盖全国的儒学教育系统全面建立起来。经过隋唐宋明，这一系统发展得更加完备。不仅府、州、县有学，驻军的卫所也建学，里社也建学。《明史·选举志》描述明代学校教育的盛况说：

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
唐代国学中，最多时有八千人，周边国家，都有弟子到长安求学。其盛况被认为是“古昔未之有”（《旧唐书·儒学传》）。而明代的儒学，又为唐宋所不及。据《明史·选举志》统计，学校仅教官就四千二百人，学生数量则难以统计。

清代儒学，基本上沿袭明制。由于人口增多，其盛况就更过以往。

书院的兴盛

私人讲学之风至少开始于孔子或者孔子时代，汉代在太学极盛时期，私人讲学之风也极盛。正史所载，私人所收学生，动辄也有千人甚至二三千人之多。此后的隋唐宋明时期，私人讲学之风也长盛不衰。

然而书院之设，却不由私人而来。据笔者所查，正史所载，“书院”最早为唐玄宗所建，本是整理书籍的机构，并且是建在宫中，后来才演变为讲学的场所。其后书院也大多由国家官员兴办，书院的经费也大多由国家承担。所以是国学之旁的、国家的教育机构。

宋代书院已很兴盛，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至今仍然名闻遐迩。到了明代，所谓“嘉隆之间，书院遍天下”（《清史稿·儒林一》）。由于书院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舞台，曾遭到当时执政者魏忠贤之流的禁毁。其中尤以首善书院和东林书院被毁事件震动巨大。

清朝初年，在广建学校的同时，书院也得到了恢复。“各省书院之设，辅学校所不及。初于省会设之。世祖颁给帑金，风励天下。厥后府、州、县次第建立。”作为国家兴办的第二教育系统，在为国家育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儒学浸衰，教官不举其职，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清史稿·选举一》）此处所论或许有所夸大，但书院对于清代教育起了很大作用，则没有异议。

学校也好，书院也好，是国家设置的。独尊儒术的国家，也就是学校和书院的主宰，或者说，是孔家店的经营者和掌门人。但是后来，经营者自己感到，这个店无法开下去了。

国学和书院的倒闭

鸦片战争之后，师夷制夷之策深入人心。先是购买洋枪洋炮，后来就是办洋务，包括开办学堂。学堂起初数量少，规模也不大，不足以和原来的学校、书院抗衡。但是时势迫使人们改变着自己的主张：

自甲午一役，丧师辱国，列强群起。攘夺权利，国势益岌岌。朝野志士，恍然于向者变法之不得其本，侍郎李端棻、主事康有为等，均条议推广学堂。（《清史稿·选举二》）

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光绪皇帝下令各直省督撫，“将各省府厅州县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之学校”，“各书院经费，尽数提作学堂经费”（同上）。书院作为旧教育制度的重要基地，首先遭到了废弃。

戊戌变法失败了，这道命令的实行情况当不是很妙。但是，此后中华民族面临的，是更大的灾难：“未及，八月政变。由旧党把持朝局，卒酿成庚子之祸。”这时候，镇压了变法而“把持朝局”的“旧党”自己要变法了。首先是袁世凯，要求恢复新式学校。此后就是“两宫回銮。以创痛巨深，力求改革”（《清史稿·选举二》）。是所谓“庚子之祸”，使那些“旧党”也感到了深切的“创痛”。于是“回銮”之初，就下令“切实举办”那被他们毁掉的、以京师大学堂为代表的新式学校。

然而数年之间，新式学堂的兴办并不顺利，不少人在观望。这时，孔家店的经营者意识到，新学堂的兴办不顺，是因为孔家店的存在。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上书：

科举一时日不停，士人有侥幸得第之心……民间相率观望……如再迟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求。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清史稿·选举二》）

国家的危机，日甚一日。为了迅速造就人才，他们建议“宸衷独断，立罢科举”。第二年，即1906年（丙午年），朝廷下诏，“停止各省乡、会试及岁科试。……于是沿袭千余年之科举制度，根本刬除”。

由于科举不再是进身之阶，儒家的经史也就无人问津，原来的国学也就和科举同时被废了：

三十一年，监臣奏于南学添设科学，未几，裁国子监，并设学部。……而太学遂与科举并废云。（《清史稿·选举一》）

《清史稿》的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大关键”：

嗣后学校日渐推广，学术思想因之变迁，此其大关键也。（《清史稿·选举二》）

不论《清史稿》作者的立场如何，这个评论是正确的。所谓“大关键”，事实是一场近千年来最深刻的教育革命。这个革命，是由那些最反对这场革命的人们完成的。由反革命来完成革命，说明这场革命是非进行不可了。孔庙的被废

书院和国学倒闭之后，孔家店还有孔庙一个分店，作为国家精神的象征。与此相关，新的学堂里还要尊孔读经，作为“立国的基础”。然而，辛亥革命爆发了，新的共和国不祭天，也不祭孔。庄严神圣的天坛不久辟为人民公园，孔庙则被改成新式学校或兵营。在一段时期里，由孔教会诸公所办的各种杂志，不断报道孔庙被废的消息和对此千年巨变的哀悼。他们指责新人物对孔庙“扫穴犁庭，唯恐不尽”；“毁拆圣庙”，“举国若狂”。使孔庙“荆棘弗剪，榛莽塞途”，“至以黌舍为驻兵之地，泮水为饮马之池”。文庙之中，“兵队杂居，学生寄宿。甚或改作新剧团，演唱戏剧；或占为女学校，晒晾秽污。触目伤心，令人垂涕”。出巡所见，“各县孔庙，类皆頖壁荒凉，门庭污秽。鞠学宫为茂草，委礼器于荆榛。甚或窭乞栖迟，牧樵游憩”（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
当年张之洞作《劝学篇》，主张将十分之七的佛寺道观都改作学堂；康有为变法，更要求将所有淫祀庙宇包括寺观都改作孔庙。戊戌变法之中，这些建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然而现在，同样的命运又落到了孔庙头上。孔家店的最后一座分店由于无人经营而自动倒闭了。现存几座孔庙，不过是幸存者。而且也不再是祭祀的庙堂，而成了文物，成了旅游的场所。

反思

如果把国学、书院和孔庙分别比喻为孔家店的三个分店，则其中两个分店是自己倒闭的，一个是遭人废弃的，都不是别人打倒的。倒闭的原因，不仅是经营不善，而且是内容的陈旧，不能适应新的需要。儒术的功能，虽然今天可以说它是道德渊薮，思想源泉，但当时之所以要独尊儒术，乃是要用它治国平天下；后来之所以沿袭不改，也是因为要治国平天下。佛教、道教都不行，虽然它们自己可能不那么认为，但比较起来，还是儒术优越。然而在鸦片战争以后，儒术越来越不行了。它曾经有过两千年辉煌的历史，这辉煌永远都是中国人的骄傲，但面临新的世界，它不行了。国不仅不治，而且将亡；天下不仅难平，而且大乱接踵。这就像一个功绩卓著的老国王，虽然有过辉煌的历史，但现在老了，该退休了。世界上的道理不论多少，毕竟生存第一。于是经营者自己宣布破产，掌门人为中国另谋出路。

孔家店掌门人宣布破产，为中国另谋出路，也是要保住自己的生存，却没想到这新的出路也造成了自己的灭亡。虽然“伤往事”已于事无补，但我们还是要说，中国的历史应该记住，当年的顽固者，并没有顽固到底。

至于孔庙的废弃，是那两个分店倒闭的必然结果，早晚要发生的事情。儒术既然无人经营，要像让人们依旧虔诚于孔庙祭祀，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