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丘 (公元前551～前479)，中国春秋末期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字仲尼，世人尊称孔子。春秋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先世为宋国贵族，后没落。春秋时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时期，官学衰废，鲁国成为文化的中心和私学的发祥地。

孔子少时“贫且贱”，年 15岁 立志求学，通过私人传授，博习诗书礼乐。年轻时曾在鲁国执政大夫季氏门下任管牛羊、仓库的小吏。约30岁，在曲阜城北设学舍，开始私人讲学。颜渊、曾点、子路等是最早的弟子。50岁任鲁国中都宰，继升司寇，不久去职，率弟子历游宋、卫、陈、蔡、齐、楚等国。志欲改良时政，复兴周礼，尝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然终不见用。在外14年,68 岁重返鲁国，政治上仍不得志，乃专力从事讲学和著述，直到逝世，弟子达3000人，身通六艺者70余人。孔子是中国第一个创办大规模私学的教育家。死后葬曲阜城外，弟子们在墓旁守丧 3年，分别时痛哭失声。子贡不忍离去，又独自留居 3年，称颂：“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子张》）。

孔子在当时已有“圣人”之称,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过孔子整理传授的儒家经典──五经，被定为必读的教科书，儒家学说由此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核心，对整个封建时代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起着指导的作用，从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给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以极其深刻的影响。

教育目的和教育对象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为政》），认为法治具有强制性，只能约束人们的外部行为；德治具有感化力，才能影响人们的心灵，又有鉴于贵族道德的败坏和贵族世袭制度的腐朽，主张举用“贤才”，吸收平民中的“士”参与政权。还认为人才不能依靠自然成长，必须经由教育培养，故提倡“学而优则仕”（《子张》）。为此而创办私学，以造就改良政治需要的 “贤才”。孔子称“贤才”为 “君子”（“士” 或“成人”），规定“君子道者三”，“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他说：“政者正也” （《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所以要求“君子”首先必须是道德完善的人，能以身作则；把“修己以安百姓”作为最高的政治理想和教育的根本出发点。 孔子最早探讨了人性的问题，认为人的天赋素质是相近的，个性差异是后天习染造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只要获得良好的学习条件，加上主观的努力，都可以养成“君子”的品德。以这种人性观为依据，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除奴隶以外，不分贫富、 贵贱、贤愚、种族和地区，任何人都可以入学。

孔子弟子，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有姓名者77人，一部分有事迹可考。他们来自鲁、齐、卫、晋、宋、陈、秦、 楚等国，以鲁人为最多，大都出身贫贱，唯子贡 “家累千金”，但也不是来自贵族，而是新起的大商人。真正属于贵族的有南宫敬叔、司马牛等少数几人。可见孔子的弟子群，主要是由平民组成。教育对象由贵族推广到平民，使贵族垄断的文化与平民结合，学校冲破了宫廷的藩篱，与社会发生广泛联系，扩大了人才的来源，从而推动了已经开始的文化下移运动，促进私学进一步发展，为战国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开辟了道路。这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道德教育思想 孔子是中国古代伦理学和道德教育理论的奠基者。他的学说以“仁”为核心和最高道德标准。“仁”字在《论语》中出现 109次之多。孔子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仁”的涵义,归纳起来,不外“克己”与 “爱人”两个方面，而以“礼”为准则。 “克己”即以礼约身，“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其根本要求是在财富占有上遵守周礼的等级规定，克制过分的欲望。孔子提出了道德评价的原则问题，即义利之辨。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主张一个人要有理想，有抱负，努力提高精神境界，而不要过分地追求个人的物质欲望；认为正是物质欲望的膨胀，造成道德的堕落。因此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孔子自谓吃粗粮，喝冷水,曲肱而枕，从这样清苦的生活中却获得了精神上的愉快。他称赞 “贤哉回也”，就因为：“一箪食，一瓢饮，在 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他认为从利己之心出发，必将引起人我之间的矛盾，社会上的一切冲突即由此而起。为了从动机上防微杜渐，他很少讲“利”，在道德领域内，对“利”作了全盘的否定。 “爱人”的基本要求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一方面，自己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我，我也不如此对待别人；另一方面，自己希望达到的，也帮助别人去达到。这叫做“忠恕之道”（朱熹注：“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孔子讲的“爱人”有两个特点：①以孝悌为本。这是出于巩固氏族血缘关系的需要。“孝”属于亲子之爱，反映纵的血缘关系；“悌”属于兄弟之爱，反映横的血缘关系。这一纵一横的关系的交织和延伸，便构成极其细密的宗法制度的图谱。奴隶主贵族的一切道德准则──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等，都是孝悌的引伸和扩大。孔子继承殷周伦理思想的传统，特别重视孝道，因而坚持 “三年之丧”，认定 “君子笃于亲， 则民兴于仁”（《泰伯》）。宰予提议改三年丧期为一年，受到孔子严厉的斥责。②爱有差等。孔子说：“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爱人要受等级名分的制约,不能逾越；超越等级名分的“爱”，在道德评价上就走向了反面,变成侵犯他人利益的行为。墨家因此批评孔子讲的 “仁”是 “体爱”，只爱一部分人,不同于墨子的“兼爱”,爱全社会的人（《墨子·经上》“仁，体爱也”；“体，分于兼也”）。这个批评是有一定根据的，但有片面性，他们没有看到孔子也怀着普遍地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愿望，他提倡的“爱人”，在坚持“差等”的前提下，也要求推及于全社会，即不仅在贵族、平民中讲礼让，也要适当地为劳动人民着想，减轻刑罪和赋敛，“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尧曰》），以达到保护和争取劳动力的目的,防止“犯上作乱”行为的产生。在孔子看来,这乃是符合贵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

教学科目

孔子继承西周六艺教育的传统，教学纲领是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基本科目是 “诗、书、礼、乐”。

“诗”是西周以来的诗歌。传说古诗本有 3000篇，经孔子删定，存 305篇，概称“三百篇”，即流传下来的《诗经》。作品产生的年代约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孔子根据乐调将删存的“诗 ”分为“风”、“雅”、“颂” 三类。其中一部分是对上帝、鬼神、贵族统治权力的歌颂,更多的则是抒写劳动人民的生活情感和苦难遭遇,揭露贵族的残暴和荒淫。孔子说“诗”的作用有四：①激发道德情感。②观察风俗盛衰。③增进相互情谊。④批评政治得失。归结起来,是教人懂得如何“事父”与“事君”；还可以获得一些自然知识：“鸟兽草木之名”。

“书”即历史。孔子将春秋以前历代政治历史文献汇编成书，保存了夏商以来特别是周初的重要历史材料。孔子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说明书教的旨意即在于复兴“文武之政”。孔子还根据鲁国的史记编写了一部编年史──《春秋》， 起鲁隐公元年，终鲁哀公 十四年（公元前 722～前481），简要论述242年的历史。它以周礼为准则,评述春秋史实,“寓褒贬,别善恶”,旨在正名定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秩序。

“礼” 即周礼。包括奴隶制的宗法等级世袭制度、道德标准和仪节。孔子说：“为国以礼”(《颜渊》）；“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当时“礼”已流于形式；失去了对思想情感的约束作用。孔子深有感慨地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又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强调“礼”必须以“仁”的思想情感为基础，离开“仁”，“礼”就没有意义了，因此要求要达到“礼”和“仁”的统一。

“乐”即音乐。“乐” 与“诗” 相连，分别来说， “乐”谓乐曲，“诗”谓歌词； 合而言之，“乐”也 包涵“诗”。“乐”与“礼”相配合进行政治道德教育，其作用尤在于陶冶情感。“礼”以修外，“乐”以修内。孔子认为“安上治民, 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孝经·广要道》）。孔子志欲复兴周礼，故特别欣赏古乐，称赞《韶》（相传为舜时的乐）“尽美矣，又尽善也”（《八佾》）。对春秋时代的新乐──“郑卫之音”则十分厌恶。孔子曾否修订《乐经》，历来争论不一：一说《乐经》本来是有的，秦以后亡佚了；一说 “乐”本无经,“乐”的歌词在“诗”,运用在“礼”,声调的传授则在伶工之手。《乐经》虽未见到，《礼记》中的《乐记》、《经解》以及《周礼》中的《大司乐》等篇，还保存了不少孔子关于“乐”的论述，为后世儒家乐教之所本。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泰伯》），对“乐”在培养人的性格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孔子可能也曾教习军事。《礼记·射义》记“孔子射于矍相之圃”，《史记·孔子世家》记冉求自称军旅之事“学之于孔子”，是其证。但孔子培养的目标是文士而非武士，教育内容重在礼乐，则是没有疑义的。

教学方法

孔子的世界观有唯心主义倾向,相信“天命”,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又说“有生而知之者”（《季氏》）。但在教育实践中,则重视“学而知之”。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创造出了以培养自觉性为中心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它的要点是：

①注意个性差异。经常通过观察、问答等方式了解学生智能性格的差异。《论语》保存了大量评论个性的记录,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雍也》)；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偏激），由也□（莽撞）” （《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 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孔子即根据不同的个性特点进行教学。

②善于启发诱导。因材施教的基本方法是启发诱导。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述而》）。朱熹注：“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启发”一词即由此而来。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掌握学生的心理状态，务使教学的内容与方法适合学生的接受水平和心理准备条件，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求知欲。颜回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子罕》)。孔子就是这样根据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引导他们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发展道德情感，树立道德信念，追求远大理想；由“知之”到“好之”，由“好之”到“乐之”，形成习惯系统，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则是道德自觉性的高度体现。

③学习与思考结合。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这已经接触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孔子非常重视学习，《学而》第一句即“学而时习之”。孔子自谓“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强调获取知识必须多闻、多见、多问；同时要求对学习的内容，一定要经过思考，融会贯通，辨明是非，择善而从，由博反约，温故知新，闻一以知十，举一以反三。他认为对任何事情不问几个“为什么”的人，是最没出息的。孔子还要求思考问题要抱虚心求是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勿妄测，勿武断，勿固执，勿自是。对尚未明白的问题，暂时存疑，以待进一步探讨，认为如此才能获得真知。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的种种表现，则给予严厉批评。

④学习与行动结合。孔子要求学以致用，学习所得必须见于行动，即把知识运用到政治生活和道德实践中去。他以学“诗”为例，说：熟读“三百篇”，管理政事，却管不了出使各国，却不能独立应对，“诗”读得再多，有何用处？孔子观察人的方法是：“听其言，而观其行。”最讨厌讲空话， 讲大话，认为言过其行是 最可耻的。 就道德修养来说，根本的要求是“迁善改 过”。孔子说：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知识和道德修养，而不是用作装饰， 给别人看。 他说他自己经常忧虑的事情就是“德之不修， 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 不能改”； 认为颜渊过人之处就在于“不迁怒，不贰 过”，“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孔子深信人的智慧和道德都是在不断克服缺点与错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

孔子一生怀着探求真理，作育人才的愿望，在40余年的教育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的教育经验，乃是教育史上的珍贵的遗产，科学地对待这样一份遗产，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于发展教育科学和教育事业，仍具有现实的意义。
参考书目 《论语》《史记》中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教育思想论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 北京， 1982。陈景磐著：《孔子的教育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武汉，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