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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王充(约27-97年)字仲任,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出身“孤门细族”。八岁入书馆,学习《论语》、《尚书》,学业优良。二十岁左右入京师太学。王充不崇拜权威,怀疑神学化的儒学,广泛阅读百家之书,采取批判态度,独立钻研。他曾出任郡、县小吏。但因为为人耿直,不愿随俗附和,索性辞官还家,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研究和写作中度过。王充的著作现存的仅有《论衡》一书,是以“疾虚妄”的态度来写作的,宗旨是“立真伪之平”,即讲求真实客观,反对虚假浮夸。

(二)论教育的作用

王充与董仲舒类似,也把人性分为三种:有生来就善的,是中人以上的人;有生来就恶的人,是中人以下的人;有无善无恶,或善恶混杂的人,是中人。但人性的善恶,并非受命于天,而是由自然的“气”构成的,人性“秉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他认为生来就善或恶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是中人,中人之性可以通过教育使之定型。生来就恶的人也可以通过教育使恶为善。总之,在他看来,人的善恶在于教育。因此,他特别强调统治者应该重视教育,发挥教育在治国化民中的重要作用。

(三)关于培养目标

王充理想的培养目标是“鸿儒”。他把人才分为四个层次:第一是“鸿儒”,能独立思考,著书立说;第二是“文人”,独立思考能力略逊,但文才尚佳,善于写一般的奏章公文;第三是“通人”,文笔谈不上,但能博览古今,知识渊博;第四是“儒生”,连博览也谈不上了,只能掌握一门专业(一经),从事教学而已,这是人才的最低档次,只比没文化的俗人强一点。可见王充特别推崇研究能力和创新意识,其次是文才,再其次才是知识的渊博程度,最看不起专经传授的教师。王充讥讽这类人是鹦鹉学舌,就像“门人”、“邮者”一样,毫无自己的创意成果。这固然是出于他对当时经学教育的强烈不满,但轻视一般传授知识的教师,也是片面的。 

(四)学以求知

王充坚持唯物主义立场,认为天地之间没有生而知之的人,学习是获得知识的惟一途径。当然人与人的禀赋不同,但不学是不可能得知的。他指出:“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知物由学”可谓古代最有价值的认识论命题之一。

王充认为,学习应是感性认知与理性思考相结合的过程。其中耳闻目见的直接认识是基础,否则就可能被虚假浮夸的东西所迷惑。所以他强调:“须任耳目,以定情实。”但仅凭耳目,得到的只是表象而已,还必须将感性认知提高到理性的高度,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他说:“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王充兼论感官与思维的作用,使古代学习理论上升到新的高度。

(五)问难、距师

王充对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的盲从、迷信学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强调治学一定要有“问难”精神。问难不同于一般不明白时的提问,而是质问,提问者是经过个人思考,有自己的看法的。问难的对象没有限制,甚至可以是圣贤。他认为:“苟(如果)有不晓解之问,造难孔子,何伤于义?诚(真正)有传圣业之知,伐(讨伐,批评)孔子之说,何逆于理?”他撰写了《问孔》、《刺孟》等文章,列举若干例证,说明圣贤也不可能事事正确,也并非每句话都无懈可击。而弟子当时不知问难,后人又盲目附和,使义理不明,损害的正是圣贤之道。为此,王充感叹:“凡学之道,距师为难。”距师即与师保持距离,也就是不能完全附和老师,要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距师并不是拒师,王充更没有彻底否定孔子等圣贤的意思,他提倡的是追求学术真谛的精神,是勤于思索、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当时独尊儒术及师道尊严盛行的环境下,更是具有反潮流的突出意义。

来源:《中国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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