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伟时
孔子身后,“儒分为八”,没有统一的儒学;19、20世纪亦不例外。展望儒学未来,应该以儒门各派近200年间在中国的际遇为基础。
走向困厄的几条途径
儒门盛衰都应“反求诸己”。困厄是沿着传统旧径滑行的恶果。
第一,自我封闭的天朝心态。这个时期的儒学主流一直有条非常坚固的思想长城:中国文化(主干是儒学)无比优秀,民族生机无庸外求。“天朝无所不有”,“严华夷之辨”,向外夷学习就是离经叛道。从鸦片战争至义和团,与侵略者五次大战,无不失败,就是中国人为此天朝心态付出的代价。时至20世纪,虽有改变,但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道德举世无存的观念,仍不时成为抗拒外来文化的壁垒。1949年以后,那么多人迅速形成“革命的”天朝心态,在极其落后而封闭状态中沾沾自喜,亦是传统思维的余绪。
第二,政教合一。中国式的政教合一,使儒学成了历代王朝法定的国家意识形态。在连绵二千年的农业社会中,它在稳定社会秩序,提高全民族的道德和文化质素中起过良好的作用。但同一切依仗政权强制推行的人文思想一样,它有两个如影随身的副产品:
一是培养出一大批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假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