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东平理明窝摩崖造像

作者：张总/郑岩
理明窝摩崖造像位於东平县西北斑鸠店镇的六工山西峰南麓，是唐代古弥陀院所在，山脚至今还有建福寺遗址。值得注意的是此地附近有相当丰富的佛教艺术和古代文化遗迹。（图一）如二洪顶与云翠山、翠屏山的北朝摩崖刻经[1]、洪范池的隋代舍利石函与宋代造像[2]、司里山的北朝至唐宋造像与刻经[3]。六工古山的存湾迹和东平湖畔的石刻[4]，使这个不大的区域内文化古迹密布浓集，值得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一
摩崖造像的位置居建福寺址后一块高约2.2米，东西长12米的岩壁上，共有八龛和两个附属小龛。其中以具有七尊坐佛像的大龛最为突出。造像共有四七躯。造像题记十八则，其中有唐长安三年（703）至咸通十四年（873）的纪年题记八则。造像刻工精湛，保存基本完好，是一处珍贵的盛唐时期造像遗存。（图二）

此处像龛间紧密相连（彩版图一）。朝向基本上为正南（南偏东18℃）。现将造像与题记的情况介绍如下：（图三）

第一大龛。龛高198、宽684、深28厘米，龛形为敞口横长方形。沿东西向布列七尊坐佛像。龛东部数像上有垂帷龛楣，东侧岩石渐低，造像也稍小。

龛西起第一像为结跏趺坐佛，高112厘米。佛像头饰螺髻，中有宝珠严。面轮圆秀，弯眉直鼻，垂目下视，其颈施三道蚕节纹。佛身袈裟从双肩垂下，内着僧祗支衣。右手已残，原应施无畏印。左手抚膝。双腿紧收趺坐，微露右足。袈裟披垂于座前及两侧，座为束腰圆莲台，下部已为土石所掩。佛头后有桃形火焰纹项光，内饰缠枝纹圆轮，其间有化佛七身，佛像体态较丰圆。头部、身体稍大。腿部略小。造像右侧上刻铭有公元873年的题记A：

咸通十四年二月十六日/成囗公囗。

题记高52、宽18厘米。

第二像为善跏趺坐姿。高163厘米。佛肉髻高圆饰螺发。面轮圆满，弯眉垂目。口鼻处略残。颈饰三道蚕节纹。袈裟从右肩披垂而下，左肩衣垂下而右转，衣襟转角处略折入内衣。右手已残，原应施无畏印。左手抚膝。手掌丰大。双足分踏座下伸出的两朵莲台。座为扁方形。衣纹随体态腿姿成平行垂纹。袈裟覆腿并盖於方台座前。台座高53厘米。佛头后为项光，光中雕有一圈缠枝莲与七化佛纹。

第三像为右舒相半跏趺坐姿。高163厘米。所坐扁方座与其左右佛两身佛像之台座相联并用。高53厘米。其左足下踏方座前伸的一朵莲台。莲台下还有12厘米低台。佛高髻漫圆，饰以对称圆轮涡纹。像面轮宽圆，眉挑眼舒，鼻短而右口小。袈裟从披双肩披下，左肩袈裟垂至腿而右转。右肩袈裟垂下。内着僧祗支，胸前结带，带下端藏于衣内。右手残失原应施无畏印。左手抚膝。衣摆覆右腿并盖台座前。方台座略有收分。佛头后饰桃形项光，项光内浮雕出一圈莲枝化佛纹。七身小化佛均精致而突出。（图四）在此像与第四像之间刻有一方两则公元753年的题记。共高37、宽25厘米。题记B为：

大像主栾思囗肯妻罗男囗囗冀囗主合家大/小愿天长地久此像恒存普为郡生咸登解脱/利苦开元八年七月十一日记

题记C为：

大像主囗元嗣妻阿以男求昌囗刘哥/囗囗囗女囗囗囗囗囗朗囗囗囗囗妃囗/九囗囗阿囗囗囗囗囗刘郁女王嬷合家大小供养愿/天长地久此囗常存普为郡生咸登解脱利苦/开元八年七月十一日撰（图五）

此像上方有一补凿的附龛1.1号。高18厘米，方拱龛形，内雕禅定坐佛一身。

第四像为善跏趺坐姿。高171厘米，像高肉髻。成对称饰圆轮涡发纹。中有宝珠严。其面轮丰圆，眉展眼秀，小口带笑意，颈有三道蚕节纹。其袈裟从右肩斜披左转，右手残失，原应抚膝。左肩袈裟直披而下，抬起的左手已残。此像的手势印相及相应的袈裟服式与常见的相反，与其右侧的佛像成对称布置。其两足分踏于未施莲纹的两圆台，圆台下又有12厘米高的低台。其衣纹随体态而形成了垂中平行褶纹。下摆覆盖台座。佛头后设桃形项光，三重轮内皆素面无饰纹（图六）。此像上方龛沿有题记D：（高8、宽26厘米）

木匠/王博/囗囗/佛囗

题记D位于垂帷龛楣起始处，破坏了原雕龛楣。题记左上方龛楣纹饰上有补凿的1.2号附龛，高19、宽27厘米。圆拱龛形，内雕二身禅定坐佛。龛下沿打破了龛楣联珠纹。

第五像为善跏趺坐姿，高179厘米。肉髻高圆饰对称的圆轮涡纹，发中刻宝严珠。面轮圆润，眉广眼舒，口鼻处略有残泐。眉间白毫凸起，体形丰圆，右肩袈裟直垂披于体侧，举起的右手已残，原应施无畏印。左肩袈裟转绕右腋而下，左手抚左膝。佛衣下摆随体态覆盖双腿及台座。像体态圆厚丰满，衣薄贴体。佛头后壁刻出较大的桃形项光轮，轮内有三垂纹饰，其内圈饰莲瓣纹，中圈为七身化佛与缠枝忍冬纹，外饰卷曲火焰纹，雕饰颇为华丽。佛座为束腰须弥座。上台具有两层叠涩。下底面刻出宝装莲花。（图七）座下部刻琢出一怪兽头部，其口中吐出两朵带梗莲台以承托倚坐佛之双足。又有莲枝交叉缠出两朵荷叶，伸向台座中部衣摆下。须弥座高53厘米。龛口前沿下刻有一方题记，高22、宽24厘米。其两侧有浅龛刻供养人，右方龛刻六身胡跪男子，左方龛刻三身胡跪捧供物女子。题记E为：

大象主王八元/囗女男囗/男囗囗二/五人囗囗/二十囗月日

此像左方与第六像之间又纵列刻有两条题记F、G。题记F高54、宽12厘米，文仅三字：

弥陀院。（图八）

题记G高134、宽20厘米。有公元703年纪年，文如下：

长安三年囗二月囗囗囗王八元囗囗。

此像上方即始有精美的联珠垂帷纹连续延伸。像上方又做出卷纹尖拱龛楣。尤为特别的是在第五像和第六像之间的龛沿下垂部雕饰一只怪兽，其后肢扶壁，前肢上举，尖耳大眼颇奇特；兽头龛沿距龛底高度为173厘米。

第六像为结跏趺坐姿，高177厘米。肉髻高圆发纹仍饰为对称圆轮涡轮。中有宝珠严。面轮圆润。容颜端秀。眉间白毫明显凸起，其眉舒广眼俯视。口微露笑意。颈带蚕节纹。袈裟从右肩披至右臂，抬起的右手已残，原应施无畏印。左肩大衣披转至右腋下，僧祗支内衣微露。右胸贴体的衣纹显出圆满的体姿。流畅圆转的褶纹与斜披的袈裟平行。右侧臂膝及座前一部分已残损。在龛前的地面上有一残石，恰是此像左膝等部分损失的一块。像座为扁方形束腰须弥座。束腰转角处饰有立兽，下底面有刻宝装莲瓣纹。像后的桃形项光华丽，三层纹饰与前像同。（图九）此像左侧与第七像之间有题记H。高129、宽15厘米。文为：

大唐长安三年清信女比丘尼王八元妹江妃/敬造弥陀像一躯普为法界仓生俱时利苦（图十）

第七像为结跏趺坐姿，高170厘米。肉髻高圆，饰对称圆轮涡纹，发中宝珠严。其面轮长圆，眉弯目俯，颈有蚕节三纹。袈裟从右肩披下，从左肩斜披转而下，僧祗支内衣微露。两手及腿、座前部分已残。佛后壁有华丽的项光。纹饰同于前两像。束腰须弥座的形制同于第六像。下存有莲瓣纹。龛下前沿同第五像，有一方题记和两侧共九身供养人之龛。题记I高13、宽3厘米，仅刻有五字：

大程村王方。

但此处石面略可见残存笔划，有可能题记是磨去原有记铭后刻成，。此像上方垂帷纹尖拱龛皆同前两像，第六像至第七像的龛顶残损了一块。因而不清楚此处龛沿是否原雕有兽头饰样。 
第二号龛为方形龛，高68、宽60厘米。其上方打破了垂帷纹的大龛楣。龛中雕一佛二菩萨像。佛像结跏趺坐。肉髻满纹，面方圆，眉目舒垂，穿袒右袈裟，宽肩厚体，右手持指地印，左手上举已残。台座束腰，衣摆分三股悬垂于座前。二菩萨侍立两旁，皆束髻，裸上身着裙，同垂右手，左手上举，踏带梗莲台。帛带绕于身前。龛沿右方有题记J，高25、宽7厘米。记铭：

大象主囗妃供养夫栾囗/供养囗囗囗合家供养。

此龛右侧下方有胡跪供养小像。左侧下方仅有线刻痕，似与上面菩萨莲台有关。

第三号龛为尖拱龛，高138、宽49厘米。龛内造像已残失，仅留有依稀之立像痕迹。龛沿右侧有题记K，高23、宽4厘米。铭为：

大程村王方囗囗张氏

第四号为横方形双层龛，共高39、宽60厘米。上龛雕五身小坐佛，下龛雕四身小坐佛。

第五号龛形不明显，龛中仅一身风格不同、造型较粗劣的立像。似穿袒右大衣，腰束带。

第六号龛为略呈尖拱顶，上部的联珠垂帷纹和尖拱卷纹龛形与第一大西龛侧一致。但已有部分为第七号龛龛楣所打破残损。佛为结跏趺坐姿，右足露出。通莲座高174厘米。佛肉髻漫圆饰有螺发，发中有宝珠严。面轮圆丰。眉展目垂，额心有凸起白毫。偏衫覆右肩，右手为指地印。内衣于胸前束带，左肩袈裟斜披下，衣薄贴体，衣纹流畅，如双线阴刻，左手已失去。佛头后项光华丽，同于大龛中西三像项光。佛座覆以三股衣摆。座为束腰仰莲扁方形，上台有两层叠涩。下层因前方岩基增高，雕饰未全。

第七龛为尖拱形，龛高约为180厘米。龛楣两端饰兽头，右端兽头及卷曲纹打破垂帷纹。造像为一佛二菩萨。佛像结跏趺坐姿，高94、莲台高64厘米。佛高肉髻，饰圆轮涡纹，中有宝珠严。面轮方圆。眉弯目舒，额凸白毫。肩宽体壮。袈裟从右肩直垂，左肩袈裟斜转而下。内衣于胸前结带。左手抚膝，右手残失，原应施无畏印。莲台无覆盖，下连莲梗枝，仰莲瓣宽展。佛头后有桃形项光，内有莲瓣，中有一圆轮化佛纹。菩萨侍立佛旁，身躯直立。皆束高髻。饰项圈，斜披络腋，下束裙。帔帛从右肩垂下经左手绕回右手，在身前悬挂两道。其脚踏带梗莲台，头有桃形项光。（图十一）佛与右胁侍菩萨（高76厘米）的下方有一躯立狮，回首怒吼，身面略残。左胁侍菩萨（高61厘米）处的龛沿有公元720年的题记L，高37、宽6厘米。铭为：

开元八年七月十一日囗者……/大像主……供养囗囗元妻何李

第八龛为尖顶小龛，龛高66厘米。内刻一身结跏趺坐佛。面已残，其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抚膝。下为莲台，莲瓣修长层叠。

此外，在全部造像上方除两个附属小龛外，还有5个榫眼方孔。大龛第二像龛沿上有H形槽。在整个岩壁的上面，还发现了一条公元1065年的宋代题记M。长约72、宽12厘米。铭为：

治平六年二月。

二

理明窝唐代摩崖造像纪年明确，是初唐武周长安三年（703）、盛唐玄宗开元八年（720）以及晚唐懿宗咸通十四年所凿造。其开创时间应在长安三年。造像之初就有弥陀院之称，可见当时就是以摩崖尊像与建筑相结合的寺院。此后寺院一直延续。现在造像崖壁前还存有明代正德八年（1513）的重修建福寺碑记和石幢柱数根,碑记对寺院造像沿革都有纪述[5]。殿堂建筑则位于石壁的前下方。现存有山门、两进大殿与地藏殿残墙[6]。寺门亦有明代嘉靖四年（1525）铭记。据载还有金代碑记[7]。

摩崖造像记存长安纪年题记二则、“弥陀院”与比丘尼王八元题记二则，因而长安年间题记共四则。开元八年的造像记有三则。因而，理明窝造像主要是初盛唐时期凿造的作品，在山东地区来说，这是前所未知的重要作品。对全国范围了解盛唐时期佛像艺术的分布也有重要意义。

理明窝唐代摩崖造像虽突出地表现在一处七佛大龛，但从造像题记与造像的风格手法、造型特点来说，显然不是一次造成，而是分为几期完成。从造型特征以及龛像间的关系来看，全部造像应分三个阶段完成。

一号大龛西侧的三尊造像在形式上表现出诸多共同的特征，四则长安年间造像题记的位置也集中在此处。从全部造像在崖面的分布来说，这三尊像也是在最中心的位置，理当最早开凿。三尊像的均饰有大而华丽的桃形项光，项光内饰有莲瓣，七化佛莲枝和菱曲火焰纹完全一致。造像均有丰满圆润的身体，肩臂线条自然流转，胸部圆厚，腹部略收，服饰披覆与双手的姿态也都一致。均为右手持无畏印，左手抚膝，袈裟均绕左肩披於右肩臂。发际肉髻均饰有四轮圆涡纹和发珠宝严。三像中第五像与第六像更为相近。面部扁圆，第七像面部较长，发际线清晰、无额心白毫。三像台座样式也颇一致。唯第五像台前富於细节。这种座前饰有兽首莲花的形式在北响堂山第窟中心柱的像上已有出现。此像比例略显头大体小，实际全龛造像也都有此特征，但此像倚坐姿且位于中部、旁有空间，因而更明显一些。此像龛前铭有像主比丘尼王八元之名，第五、第六像之间不仅有“弥陀院”题铭，还有像主与年代铭记。第六、七像之间有江妃题铭。因而可以肯定此三像为长安三年时作品。第五像为王八元所造，第六像与第七像中有一像为王八元妹江妃所造。

第五龛造像的龛楣与像后桃形项光与大龛中西三像是相同的。造像本身则较前三像更显方硬。造像面部较方，肩部齐停，衣饰为袈裟偏衫，褶纹为棱起并有双阴线式，腿部收得较紧，座为莲台披帛。这些特征都接近於开元八年纪铭的像而不是长安三年像。但此像上部龛楣与大龛相通。纹饰完全一致。其左侧龛打破此龛且有开元八年题记，因而此龛像应在开元八年以前稍早所刻。或为长安所年间龛楣，开元年间补像也有可能。

大龛第三像与第四像的风格手法及造型特征表现出诸多一致之处。其背光桃形较前述三像小，比余几像更呈流线型。雕饰纹样也最简单。第三像内有一圈化佛，第四像则素面无饰。发饰圆涡轮虽同于前三像，但其肉髻更高圆，面颊腮更收。眉更上挑。其体态形状及肩臂线条较前三像方，较余几像为圆。衣衫手势也成对称布列。两像台座凿成一体，第三像加叠涩层，第四像略前凸，连成一体的台座，刻在一处的题记，更明显无误地反映出两像之同时凿造。从题铭可肯定，第三像为栾思肯合家所造。第四像为囗元妻等合家造，开元八年七月已完工。

开元八年同月造像还有第七龛。龛中雕一佛二菩萨像。此像下为莲梗台，背光亦饰一圈化佛及莲瓣。造像形体较大龛第三、四更扁，轮廓略方，而像记亦为开元八年七月。可见是与上述二两像同时造成，其风格显出的区别应是不同工匠所为。

第二龛之像与第六、七龛都较接近。其题记所示的造像人也似与大龛第三像开元八年栾氏有关。其组合也与第七龛为仅有之两龛一佛二菩萨。因而也应是开元八年前后所作。第八龛小像莲台形也近于第七龛。所以时代也相去不远。

大龛第一像与第二像造像手法体现出一致处。头部造型较方，面颊腮型相同。螺髻高圆。身体则较扁平。两像在左肩垂下的衣褶在胸前均有一小折角。这个细节处理尤能体现出同一工匠的手法。像旁唐咸通铭记虽未言明为造像记，但也不类游记或追记，仍应视作造像时所刻。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理明窝造像开凿次序，正是像铭中所示，分别为长安三年、开元八年和咸通十四年。造像风格特征约可分为四组。即大龛中第五、六、七像为第一组，完成于长安三年。第二、四、六、七、八龛为第二组，完成于开元八年及以前，大龛中第三、四像为第三组，完成于开元八年，大龛中第一、二像为第四组。完成于咸通十四年。而无像的第三号龛、补凿的五号龛及附属小龛，是更晚的作品。 

三

理明窝造像的题材，从开创寺像时的名称“弥陀院”来看，应是阿弥陀佛。虽然此处造像有七佛大龛，龛中有各种姿态的坐佛之像，如善跏趺坐、结跏趺坐、半跏趺坐之坐势佛。但从述铭记与风格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知道此龛决非统一规划的“七佛”之像。虽然善跏倚坐之像多为弥勒佛之像，但此大龛第五尊善跏坐像，是理明窝摩崖的开创之作，雕饰最为华丽。像铭中分明言为比丘尼王八元所造，加之“弥陀院”的明确题铭，因而此像可推测为阿弥陀佛之像。此像旁之两尊结跏趺坐姿佛像，亦有王八元妹江妃造“弥陀像一躯”的铭记，所以也应是阿弥陀佛。弥陀院的称呼，说明这里是尊奉阿弥陀佛的寺院，龛中数尊弥陀佛之像并列共奉，也完全是情理中事，至于龛像的姿态与组合的特点与有别于余处造像，正是反映出山东地区造像的地域特色。山东石窟摩崖造像中的弥陀佛像及组合久有传统，自隋代以来相当习见。例如玉函山开皇八年（588）王景遵造弥陀二菩萨、开皇十三年罗宝奴造弥陀二菩萨[8]。玉函山与龙洞造像中具弥陀和观音特征的造像、济南千佛山开皇十年李景崇造弥陀像、开皇十年吴囗造弥陀像、东平白佛山开皇十年造阿弥陀佛像题铭窟像。济南柳埠千佛崖著名的行青州刺史赵王李福造弥陀像及陵感造弥陀像。还有青州驼山、云门山之隋初的大窟和开皇间数小龛无量寿像[9]，驼山第一号密宗主像窟中长安三年补凿的弥陀像龛、长安二年观世音龛等。济南九顶塔灵鹫山有唐天宝六年（747）张大娘、天宝十一载（752）李舍那造弥陀像[10]。驼山最大第三窟和第二窟都是雕刻精美、在山东具代表性的重要窟龛。其造像均为观世音、大势至菩萨胁侍阿弥陀佛的西方三圣像。日本学者曾布川宽先生在《唐代龙门石窟的研究》之大作涉及山东石窟部分，认为驼山第三、二窟主尊并非阿弥陀佛，而是释迦佛。其论据就是背光上有七佛之饰，即不应是阿弥陀佛，并以观世音冠上化佛与大势至冠上宝瓶仍不足以作主尊为阿弥陀佛的根据[11]。李裕群先生已对这种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驼山第二、三窟不仅在胁侍菩萨的造型特征上体现出冠具化佛、宝瓶与花蔓冠、第二窟的胁侍菩萨并分别有观世音与大势至的铭记，第三窟主像像座下供养人施造小像均为无量寿佛。这已说明驼山第三、二窟的主尊为阿弥陀佛[12]。

理明窝造像的造型特征则更进一步提供了即使背光上出现七佛，尊像仍为阿弥陀佛的证据。铭为阿弥陀佛却并无胁侍菩萨像，而且是数尊造像并存，背光均精致华美，七身莲枝化佛清晰凸显。即使不考虑倚坐善跏佛像，另二躯趺坐佛也是背光七佛环衬。旁有明确的“弥陀”佛像题铭。由此看来，至少在山东，背光有七佛的造像完全可能是弥陀佛像。不惟山东盛行弥陀净土信仰，即以龙门石窟来说，唐代高宗与武则天时期作品即占其全部数量的三分之二，尽管武则天以弥勒转世自许，龙门弥陀造像仍占绝对优势[13]。唐代净土宗信仰获很大发展且深入民间，石窟造像中阿弥陀佛与观世音菩萨造像之益愈增多，已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理明窝第七龛等像、大龛中开元造像及咸通造像等仍有善跏坐像与半跏坐像。其题材未见造像铭中另言，而开元造像距长安造像不过十数年，弥陀院与尊奉佛像应有延续性，第七、八等龛佛座多有莲花，莲花与西方净土关联颇多，因而这些造像仍应延续弥陀佛像。虽然这种组合与姿态在山东以外地区并不多见。咸通纪年造像则为数不多。而且开元与咸通造像对长安、洛阳造像都有一定的模仿参照。[14]因而理明窝唐代摩崖造像应是多尊阿弥陀佛之像。但不排除个别像仍是常见的释迦牟尼像之可能。

四

理明窝唐代摩崖造像的样式风格体现出初盛唐造像的特点。造型丰润圆厚，袈裟衣纹流畅婉转。尤其是武周长安三年造像。袈裟薄衣贴体，身形体态表现得充分自然。唯身体比例略显头大体短。理明窝造像体现出了初盛唐成熟期佛像艺术的特色与格调。造像样式与风格出显现了唐代长安、洛阳佛像艺术的特征。早在初唐贞观十三年时，长安地区就出现了反映长安造像艺术之新发展的中书舍人马周造像[15]。马周造像形态圆满，自然而丰厚，衣饰贴体。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马周造像反映的样式到了更成熟的水平，唐代长安造像的形式渐渐扩展到彬县大佛寺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及更广大的地区[16]。在武周时期，初唐以来在长安形成的造像样式风格已高度成熟。影响也远播各地。我们以现存的一些作品来作些比较，可以更清楚地反映出这一点。
武则天晚年，长安光宅寺中曾建有一座七宝台。台上镶有许多精美的佛像。这些佛像以后随寺院迁移到了宝庆寺（今西安书院门内花塔寺址），宝庆寺的这批珍贵造像现多已流至国外，共有三十余件，多数在日本，少数在美国。因七宝台立于长安三年，所以宝庆寺塔石刻有多件武周长安三年造像。如李承嗣造像与萧元的造像，以及姚元之造像与长安四年姚元景造像。就与地与理明窝唐代造像的造型特点极为相似。如李承嗣造像之发髻为涡轮卷纹，较理明窝像更细致复杂，而且其中亦有宝珠严饰。其面容与眉目的刻划，手印姿势与袈裟的披法，都很接近。甚至台前的小供养人，都透出了当时造像的风格气息。萧元的造像更是如出一辙。此像为（图）善跏趺坐姿。足亦踏两朵莲台，圆而略扁的面容，丰满突起的肩胸部及袈裟的披法，都甚为相同，唯一区别之处只是宝庆寺造像具有更多的皇家气韵，有些细节过分雕琢，理明窝像则更具山野韵致，处理更自然疏朗[17]。

与理明窝善跏造像之台座吐莲台兽首最为接近的见于年代更早的是响堂山石窟像。河北邯郸南响堂第七窟，窟面为塔形，内设坛造像为佛殿窟。南壁造像为佛菩萨弟子五尊，佛像善跏趺坐。台座下部有一神像面部，口中吐出两朵带梗莲台，承托佛之双足。（图）其台座前还分格刻出神王之像。这个口吐莲花之面部被称为地神[18]，但理明窝此像更近于兽面，因而可否归于地神尚有疑问。联系龛楣之兽，是护法神兽之一也未可知。

理明窝造像虽然在造型风格等方面接近或源自於唐长安像式，但在组合方面仍极富于山东石窟摩崖造像中一些独具之特点。山东造像中以横排龛中连贯造像的形式不少。例如济南隋代玉函山龛像、千佛山以及东佛峪龛像，唐代千佛崖龛像等处，皆多有横排多尊造像之实例。还有司里山造像及长清莲花洞等。司里山造像之巨石东面有宽达一790厘米的大龛，横排九尊佛造像，其中龛右五尊为立像，龛左四尊为善跏趺坐像。大龛周围及余崖面也多有横排多像的长龛。司里山造像龛中有多处唐代先天及元和题记，此大龛也应是唐代雕造作品。

玉函山摩崖最下层有两大龛隋像上覆精美的帐帷龛楣。

长清县北朝莲花洞主佛莲座下部雕出一圆形面部，是神王护法抑未可知。东平白佛山一号隋窟两壁皆雕出一铺首龛，即於龛上部雕出兽面铺首。这些细节与理明窝大龛龛楣兽面及佛座吐莲兽面仍反映出一定的共性关系，表现出山东佛像雕造传统中之独具特色[19]。

由经上综述我们可知理明窟摩崖造像即反映了唐代佛教造像发展的潮流。体现出发端于长安之造像样式之流布，又充满山东地方造像的浓厚特色。

[1]乔修罡、青柏《平阴发现北朝摩崖刻经》，《中国文物报》1995年7月16日。二洪顶刻经有北齐河清二年（563）、河清三年（564）题记和高僧安道一的署名。云翠山和翠屏山则由柳文金先生访得。二洪顶所属的旧县乡区划现已归东平县。

[2]邱玉鼎、杨书杰《山东平阴发现大隋皇帝舍利石函》，《考古》1986年第4期。书院村后的宋代造像由笔者访得。

[3]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梁山调查组《梁山地区遗迹和民间传说的调查》，《考古》1975年第6期、文中介绍了司里山、梁山、铁山等处遗迹和造像等情况。也刊发了司里山图片。司里山摩崖刻经为历代金石著作所未载。笔者1997年4月的调查确认为昙无忏译《大般涅磐经.桥陈如品》中“世尊云何能断一切诸有”至“故得无上菩提”一段。也是四十卷涅磐经全经的最后一段。

[4]吴绪刚《东平湖畔石刻多》，《中国文物报》1996年9月22日。吴绪刚《胜迹遍东原山东东平文物述略》《文物天地》1996年第6期。尤应注意的是，二十年代日本学者在山东地区进行的调查并未及於这一地区。

[5]此石碑高245、宽94、厚24厘米。由石匠傅升、傅冕镌立於正德八年元宵日。碑文由省庵居士苏宗鲁撰写，文中有：…山名六工俗呼为理明窝故老以/为昔有高僧佣锡於幽谷间演法以觉众生因命名为理哉然也…愚尝谬篡囗已志遍阅境内诸名胜故於此蹑履一登摩挲刻/而读囗其修创大归於唐武后长安甲辰（甲辰为长安四年）有比丘尼命工就岩壁刻如来像凡十二尊逮懿宗咸通癸已历百余年有释僧增广/殿堂庄严佛像加於旧越五季宋辽以及金源氏熙宗皇统初又高凡四百余年得近山善知识郝镇紫五人延释明寿为住持/而寺之规制益加宏壮由圣国入我/皇明下下七百年间琳宫梵宇罹兵燹蒙撤毁为瓦砾者何惟此寺……以致之於国初以来传钵者失纪载据正统庚申释明裕戒行可称遂为开山第一住持次则行惠与今圆升也升/於正德戊辰（正德三年1508）偕吾邑堂子村檀信巩富者协心倡议修复旧规既而满学摹像侯捐赞助耿性巩富之力居多焉遂于上下岩重建大殿环立廊庑丈室像设图绘或绘或因纤息具备壬冬工乃造完……”。

[6]地藏殿壁上石记为：六工山古弥陀院/建福寺修盖地藏殿发心弟子/满庆助缘僧了钦/本寺助道施石块僧题名/元明续璋清玉满训/满逊续瑕满见清贾/住侍满学/石雕工傅升石成赵竖？柳子玉/李买冯朗李得/木工王聪王名王睿王智

[7]道光《东阿县志》中有李居易《游六工山建福寺记》，其中提到寺中有天竺妙相，金代碑记。又解释此处原称理明窝，后俗称李迷窝之情况。过石桥生后“为弥陀院福地，古称理明窝是也，昔有大比邱飞锡而来，结卢窝中，发明禅旨，故名其窝曰理明窝。俗传李迷窝，谓唐太宗迷於此，谬且迂矣”。至今村中仍有李迷窝之说。又李进普等《水泊梁山搅胜》介绍建福寺的内容中说大殿墙壁上砌有金大定年间记述修复此殿和金世宗赐额的碑记。现在寺内殿堂之间遗有精工雕饰的石碑龟趺座与螭龙碑首。因大殿门锁，未知碑身是否砌在墙上。见第44页北关口条。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年。济南、金代碑记情况并见注12道光《东阿县志》。

[8]罗宝奴造像记在日本学者常盘大定与关野贞於二十年代调查时尚存。二人编《支那文化史迹》第七辑图版59夏树造像龛可见此记，法藏馆，1940年。以后此记被人盗凿。在《重修泰安县志。金石》即清萧儒林《泰安金石志》中，此题记已至泰安。记文为“隋罗宝奴造像记右石一方在图书馆。开皇十三年，正书，文六行，共五七字，左读。石旧存学宫，传闻系某教授所遗石。书隋字犹作于随。”《石刻史料丛编》第三辑25。台北。新文丰。1978－79年。

[9]《益都县图志》金石卷，笔者《山东石窟艺术述略》，《中国石窟雕塑全集.北方七省卷》。重庆出版社。待刊。
[10]李清泉《济南地区石窟、摩崖造像的调查与初步研究》1996。5。打印稿。

[11]曾布川宽《唐代龙门石窟的研究》，《东方学报》1988年。京都。颜娟英译文刊于《艺术学》1987年第1.2期。台北。曾布川氏认为不能仅据胁侍菩萨的化佛。宝瓶等特征推定其主尊为阿弥陀佛。其基本依据就是背光出现七佛，只能是释迦或弥勒。“头光出现过去七佛的化佛，则其本尊不可谓阿弥陀佛，而是释迦佛或弥勒佛”。“此与前文中所论头光中有七佛的情形相同，都是造像时决不违反的最基本约束。”颜娟英译文第207、209页。

[12]李裕群《驼山石窟开凿年代与造像题材考》，《佛教文化艺术与社会发展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7。3。无锡。

[13]《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龙门石窟条指出，龙门自武则天亲政至武周的盛期第二期。阿弥陀陀佛增多，弥勒像很少。第287页。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1986。又见丁明夷《龙门石窟唐代造像的分期与类型与分期》《考古学报》1979年4期。据早年统计，龙门唐代题铭像弥勒只有十一尊，阿弥陀佛却有一百二十尊。水野清一、长广敏雄《龙门石窟的研究》东京，1941年。

[14]开元造像铭记中“普为郡（群）生咸登解脱利（离）苦”与长安题记中“普为法界仓生俱时利（离）苦”相近。显然具有延续性，这一点可与造像坐势的延续参照相印证。

[15]马周造像现藏于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

[16]常青《龙门石窟佛像艺术源流探微》，《龙门石窟雕刻萃编－－佛》，文物出版社。1995年9月。

[17]美国芝加哥艺术中心藏唐神龙元年（705）像与美国檀香山美术学院藏佛像都是这个时期的精美作品。宝庆寺石刻虽然不是摩崖窟像，但其浮雕的深浅程度与理明窝摩崖很接近。而且年代地点清楚，很适宜作比较。

[18]《中国美术全集·巩县天龙山响堂山安阳卷》雕塑编13，图版163之说明推测此像为坚牢地神。

[19]泰安市文管会《山东东平白佛山石窟调查》，《考古》1989。9。但窟中铺首龛形等为笔者调查所得。又长清莲花洞洞外小龛有一龛为八躯像多为趺坐、一躯半跏趺像。另一龛为四躯像一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