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贾、服注与杜注比较研究

作者：何 晋
一、问题的提出

清代研究《左传》的学者，大都对杜预注极为不满，焦循在《春秋左传补疏》自序中，斥杜预为“司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蟊贼”，[1]沈钦韩在《春秋左氏传补注》序里，认为历史上《左传》有四厄，其中第二厄就是杜预为《左传》作集解：“（杜预）起纨绔之家，习篡杀之俗，无王肃之才学，而慕其凿空，乃绝智决防以肆其猖獗之说，是其于《左氏》，如蟹之败漆，蝇之污白，其义理没于鸣沙礁石中，而杜预之妖焰为鸡为狗，且蓬蓬于垣次矣”[2]；在几乎完全否定杜注的同时，清人却极力推崇汉儒古注，尤其是贾逵、服虔《左传》注，刘文淇在致沈钦韩书中说：“《左氏》之义，为杜征南剥蚀已久。……覆勘杜注，真觉疻痏横生，其稍可观览者，皆是贾、服旧说。”[3]在他们看来，《左传》非贾、服注不足以阐述其精义。
这种尊汉儒古训以驳杜注，最早可以追溯到顾炎武的《左传杜解补正》；其后惠栋《左传补注》继之，并开始辑佚旧说以指出杜注来源，这一工作，后来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中得到了进一步、系统的完成，杜注《左传》，采用前人旧说往往不加标明，洪氏此书，则对杜注加以分析，逐条指出杜注的来源，这种穷根溯源的作法，目的仍在于破杜立汉，在训诂方面洪氏则多以贾逵、服虔注为主，“欲复汉儒说经之旧”[4]；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注》也力主贾、服注而斥杜注；丁晏的《左传杜解集正》，则初步总结了清代学者攻击杜预的成绩。在清人看来，只要辑佚出贾、服旧注，使其重见天日，杜注的荒谬之处就会不驳自现，[5]所以清人破杜立汉的另一个举措，就是全面辑佚恢复《左传》贾、服汉儒旧注，这样的著作有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三卷，还有沈豫《春秋左传服注存》二卷（续、补逸各一卷）；并以全面恢复贾、服汉儒旧注的形式，建立与杜、孔不同的新注新疏，李贻德的《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和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为其代表作。

实际上，《左传》贾、服注和杜注的对立，一直可以上溯到东晋南北朝时期，即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完成后不久。《北史·儒林传》序云：

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虔，《尚书》《周易》则郑康成。[6]

东汉时服虔《春秋左传》注即已“大行于河北”[7]，西晋时杜预注《左传》，在南朝宋、北魏前期的山东、河北一带，开始为士人所传习[8]，其后“河外儒生，具服膺杜氏”[9]，可见，北学《左传》以服虔注为主，南学《左传》以杜预注为主，服注和杜注以南北学的形式对立起来。东晋、南齐时，杜、服注《春秋左传》彼此抗衡，并立于国学为博士。《梁书·儒林传》载：

崔灵恩，清河东武城人也。……先在北仕为太常博士，天监十三年归国。……灵恩先习《左传》服解，不为江东所行。及改说杜义，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遂著《左氏条义》以明之。时有助教虞僧诞又精杜学，因作《申杜难服》，以答灵恩，世并行焉。[10]

尽管崔灵恩习《左传》服解，在北仕为太常博士，但到南朝以后还要“改说杜义”，可见当时南学乃杜注《左传》一统天下；而对那些申贾、服义难驳杜注的《左传》学者，南学中的杜学维护者则大加批驳，维护杜注，《南史·儒林传》载：

自梁代诸儒相传为《左氏》者，皆以贾逵、服虔之义难驳杜预，凡一百八十条。（王）元规引证通析，无复疑滞。[11]

在北朝也是一样的情况。《魏书·贾思同传》：

思同之侍讲也，国子博士辽西卫冀隆为服氏之学，上书难《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复驳冀隆乖错者十一条。互相是非，积成十卷。诏下国学集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后，魏郡姚文安、乐陵秦道静复述思同意。冀隆亦寻物故，浮阳刘休和又持冀隆说。至今未能裁正焉。[12]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北齐。《北史·儒林传上》：

姚文安难服虔《左传解》七十七条，名曰《驳妄》。(李)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释谬》。[13]

李崇祖之父李业兴师于徐遵明，徐氏专攻《左传》服义，“河北诸儒能通《春秋》者，并服子虔所注，亦出于徐生之门”[14]，李崇祖即继承父业申服驳杜；徐遵明的另一个弟子乐逊，也坚守师法，在西魏教授诸子，“通贾、服说，发杜氏违”[15]。

随着隋唐在政治上的统一，经学在唐代被定于一尊，《左传》贾、服注与杜注的对立，随着南北学的统一而消失。在政府认可颁布的《五经正义》中，杜预《左传》注得到了正统的独尊地位，而贾、服注则被冷落以致亡佚。

然而问题并没有随着贾、服注的消亡而消亡，八百多年后，清人又再一次扛起了申贾、服驳杜注的大旗。[16]它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贾、服注和杜注到底有何异同？两次攻杜浪潮的原因是什么？

二、贾、服注与杜注之比较

贾逵有关《左传》的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春秋左氏长经》二十卷、《春秋左氏解诂》三十卷、《春秋左氏经传朱墨列》一卷，《后汉书·贾逵传》说他还著有《左氏条例》二十一篇。服虔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春秋左氏传解谊》三十一卷、《春秋左氏膏肓释◆》十卷，此外还有梁代尚存隋唐已亡的《春秋左氏传音》三卷。

在今存《左传》贾、服注佚文中，服虔注的数量多于贾逵注，尽管《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孙毓撰《春秋左氏传贾、服异同略》五卷，但由于服注和贾注多有相同，所以唐代孔颖达等撰《左传正义》在征引时常常将二人并举，每用“贾、服曰”来括引贾、服说。可见，《正义》已将《左传》贾、服注视为训诂上有相同特点的同一类型，这一看法，清人也没有提出异议。从后人所辑贾、服注的情况来看，由于有较多数量的注都笼统地系于“贾、服曰”等类似表达语之下，我们也已很难在今存贾、服注文中把二者明确地区分开来。

那么，贾、服注与杜注到底有哪些异同？一一逐年排列比较现存《左传》贾、服注和杜注，经过统计可以列出下表：

《左传》贾、服注与杜注异同统计表

鲁　公

相同条数

相异条数

隐　公

22

16

桓　公

29
11

庄　公

21

8

闵　公

19

5

僖　公

80

23

文　公

50

21

宣　公

38

16

成　公

25

11
襄　公

88

40

昭　公

102

76

定　公

24

6

哀　公

66

21

十二公总计

564

254

本表所据贾、服注佚文，只采自《左传》传文注而不采《春秋》经文注，从隐公到襄公五年，采自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以下简称刘文淇《疏证》）[17]、重泽俊郎《左传贾服注捃逸》[18]和李贻德《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以下简称李贻德《辑述》）[19]，襄公五年以后采自重泽俊郎《左传贾服注捃逸》和李贻德《辑述》。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整部《左传》中，贾、服注和杜注相同有564条，相异254条，相同条数是相异条数的两倍多；从单独某个鲁公看，甚至从某个鲁公的某一年看（作者曾做过每个鲁公每一年贾、服注与杜注异同条数的详细统计表，在此文中略去），情况也大致如此，即贾、服注与杜注相同者多于相异者。

杜注和贾、服注相同的情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杜注和贾、服注在措辞和意义上完全相同。这种情况很多，如∶
隐公五年：“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

服曰：“诸侯称同姓大夫，长曰伯父，少曰叔父。”

杜注：“诸侯称同姓大夫，长曰伯父，少曰叔父。”

隐公十一年：“十一月，公祭钟巫，斋于社圃，馆于◆氏。”

服曰：“馆，舍也；◆氏，鲁大夫。”

杜注：“馆，舍也；◆氏，鲁大夫。”

桓公二年：“师服曰：‘异哉，君子之名子也。’”

服曰：“师服，晋大夫。”

杜注：“师服，晋大夫。”

同年：“士有隶子弟。”

服曰：“士卑，自以子弟为仆隶。”

杜注：“士卑，自以子弟为仆隶。”

桓公十六年：“初，卫宣公◆于夷姜，生急子。”

服云：“上淫曰◆。”

杜注：“上淫曰◆。” 

桓公十八年：“夏四月，丙子，享公。”

服曰：“为公设享燕之礼。”

杜注：“为公设享燕之礼。”

庄公二十年：“冬，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遍舞。”

贾云：“遍舞，皆舞六代之乐。”
杜注：“皆舞六代之乐。”

庄公二十二年：“齐侯使敬仲为卿，辞曰：‘羁旅之臣，……’”

贾云：“羁，寄；旅，客也。”

杜注：“羁，寄；旅，客也。”

宣公三年：“铸鼎象物”
贾云：“象所图物，著之于鼎。”

杜注：“象所图物，著之于鼎。”

（二）杜注和贾、服注在意义上完全相同，但在措辞上略有小异。如∶

桓公六年：“以德命为义”

服云：“谓若太王度德，命文王曰昌，命武王曰发。”

杜注：“若文王名昌，武王名发。”

庄公八年：“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

服云：“公见彘，从者见彭生，鬼改形为豕。”

杜注：“公见大豕而从者见彭生，皆妖鬼。”

昭公四年：“飨大夫以落之”

服云：“衅以◆豚以落之。”

杜注：“以◆猪血衅钟曰落。”
定公十年：“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

服云：“牺、象，飨礼牺尊、象尊也。嘉乐，钟鼓之乐也。”
杜注：“牺、象，酒器，牺尊、象尊也。嘉乐，钟磬也。”

这种在措辞上的小异，往往是杜注取用贾、服说，而稍变其辞，这在下面几个例子中尤其明显：

隐公三年：“郑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

服云：“得臣，齐世子名，居东宫。”

杜注：“得臣，齐太子也。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处东宫。”

桓公元年：“是以清庙茅屋”

贾云：“肃然清静，谓之清庙。”

杜注：“清庙，肃然清静之称。”

桓公九年：“享曹太子，初献，乐奏而叹。”

服云：“初献酒。”

杜注：“始献酒。”

有时甚至只变一二字：

襄公二十九年：“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

服云：“言晋国之祚将集于三家。”

杜注：“言晋国之政将集于三家。”

昭公十二年：“昔我皇祖父昆吾，旧许是宅。”

服云：“陆终氏六子，长曰昆吾，少曰季连。季连，楚之祖，故谓昆吾为伯父也。昆吾曾居许地，故曰旧许是宅也。”

杜注：“陆终氏生六子，长曰昆吾，少曰季连。季连，楚之祖，故谓昆吾为伯父也。昆吾常居许地，故曰旧许是宅。”
（三）杜注同于贾、服说，但杜注常常简明总括言之。这种情况也很普遍。如∶

桓公二年：“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
贾云：“一战，伐郑，围其东门；二战，取其禾；三战，取邾田；四战，邾、郑伐宋，入其郛；五战，伐郑，围长葛；六战，郑以王命伐宋；七战，鲁败宋师于莞；八战，宋、卫入郑；九战，伐戴；十战，郑入宋；十一战，郑伯以虢师大败宋。

服说基本与贾说同，只是补记年分而已。

杜注：“殇公以隐公四年立，十一战皆在隐公世。”

桓公六年：“不以畜牲”

服云：“马牛羊豕犬鸡六畜。”

杜注：“畜牲，六畜。”

庄公二十年：“虢公请器，王予之爵。”
服云：“爵，饮酒器，玉爵也。一升曰爵。爵，人之所贵者。”

杜注：“爵，饮酒器。”

庄公三十二年：“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
服云：“虞舜祖考来格，凤凰来仪，百兽率舞。”

杜注：“亦有神异。”
襄公二十五年：“公拊楹而歌。”

服云：“公以为姜氏不知己在外，故歌以命之。”

杜注：“歌以命姜。”

同年：“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

服云：“谓公义为社稷死亡也，如是者臣亦随之而死。”

杜注：“谓以公义死亡。”

昭公三年：“谗鼎之铭曰”

服云：“谗鼎，疾谗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谗，地名，禹铸九鼎于甘谗之地，故曰谗鼎。”

杜注：“谗，鼎名也。”

昭公六年：“仪刑文王，万邦作孚”

服云：“仪，善也。刑，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为万国所信也。”

杜注：“言文王作法为天下所信。”
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贾曰：“《三坟》，三皇之书。坟，大也。《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素王之法。《九丘》，亡国之戒。”

杜注：“皆古书名。”

昭公二十五年：“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

贾、服云：“好生于阳，恶生于阴，喜生于风，怒生于雨，哀生于晦，乐生于明。”

杜注：“此六者，皆禀阴、阳、风、雨、晦、明之气。”

杜注这种概括简要的风格，是和他整部《左传》注相一致的。
但杜注还不完全都是对贾、服注作概括扼要的简单总括性陈述，从下面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杜注对贾、服注还有鲜明的取舍，从这种取舍上，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杜注和贾、服注的区别：

隐公五年：“节八音而行八风。”

贾云：“兑为金，为阊阖风也；乾为石，为不周风也；坎为革，为广莫风也；艮为匏，为融风也；震为竹，为明庶风也；巽为木，为清明风也；离为丝，为景风也；坤为土，为凉风也。”

服说略同。

杜注：“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也。八风，八方之风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风，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节其制而叙其情。八音，金，钟；石，磬；丝，琴瑟；竹，箫管；土，埙；木，◆◆；匏，笙；革，鼓也。八方之风，谓东方谷风，东南方清明风，南方凯风，西南方凉风，西方阊阖风，西北方不周风，北方广莫风，东北方融风。”

贾说乃根据纬书《易纬通卦验》而来，杜取贾、服说，而摒弃纬书的八卦相配，所释“八音”、“八风”，较贾、服注更通达平实。

桓公六年：“卜士负之，士妻食之。”

贾云：“礼，世子生三日，卜士负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桑者，木中之众；蓬者，草中之乱，取其长大统众而治乱。”

杜注：“礼，世子生三日，卜士负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卜士之妻为乳母。”

哀公十四年：“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

服云：“仲尼名之曰麟，然后鲁人乃取之也。明麟为仲尼而致。”

杜注：“言鲁史所以得书获麟。”

服说以为，因为只有孔子能说出这兽的名字叫麟，所以麟是因为孔子而致；而杜注认为，因为孔子能说出它的名字，所以鲁史才能记载猎获的兽是麟。可见，贾、服注意在解经，处处不离谶纬、圣人；而杜注意在说史，释义平实。

（四）也有是杜注本于贾、服说而详之的。如∶

隐公元年：“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贾云：“隐立桓为太子，奉以为君。”

杜注：“隐公，继室之子，当嗣世，以祯祥之故，追成父志，为桓尚少，是以立为太子，帅国人奉之。为隐元年春不书即位传。”

庄公九年：“管夷吾治于高◆。”

贾云：“齐正卿高敬仲也。”

杜注：“高◆，齐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于敬仲。”

庄公三十二年：“使◆季◆之”

服云：“鸩鸟，一名远日乌。”
杜注：“◆，鸟名，其羽有毒，以画酒，饮之则死。”

特别是在地理的训注上，杜注普遍详于贾、服注，往往指明所注地名今在何处：

隐公元年：“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贾云：“京，郑都邑。”

杜注：“京，郑邑，今荧阳京县。”

又本年：“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贾云：“共，国名。”

杜注：“共国，今汲郡共县。”

隐公十一年：“使营菟裘，吾将老焉。”

服云：“菟裘，鲁邑也。”

杜注：“菟裘，鲁邑，在泰山梁父县南。”

庄公十二年：“群公子奔萧，公子御说奔亳。”

服云：“萧、亳，宋邑也。”

杜注：“萧，宋邑，今沛国萧县。亳，宋邑，蒙县西北有亳城。”

僖公二十三年：“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

贾云：“卫地。”

杜注：“五鹿，卫地，今卫县西北有地名五鹿，阳平元城县东亦有五鹿。”

襄公元年：“败其徒兵于洧上。”

服云：“洧，水名。”

杜注：“洧水出密县，东南至长平入颍。”

昭公四年：“成有岐阳之◆。”

服云：“岐阳，岐山之阳。”

杜注：“周成王归自奄，大◆于岐山之阳。岐山在扶风美阳县西北。”

（五）杜注和贾、服注在文辞上迥然相异，在意义上则相同。

隐公三年：“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

贾云：“温，周地名，苏氏邑也。”

杜注：“温，今河内温县。”

《汉书·地理志》“河内郡”：“县十八：……温”班固自注∶“故国，己姓，苏忿生所封也。”[20]可见，贾注本于《汉书·地理志》班固自注之文，而杜注取其正文，实则一也。

庄公二十二年：“使为工正”

贾云：“掌百工。”

杜注：“掌百工之官。”
贾注释“工正”此官所职，杜注释“工正”为掌百工之官，各从不同角度出发，实则一也。

闵公二年：“齐人使昭伯◆于宣姜。”

服云：“昭伯，卫宣公之长庶，◆之兄。”

杜注：“昭伯，惠公庶兄，宣公子顽也。”

服注从宣公的角度出发，杜注从惠公的角度出发。顽即卫宣公之长庶，◆即卫惠公。

又同年：“重锦三十两。”

服云：“重，牢也。”

杜注：“重锦，锦之熟细者。”

刘文淇《疏证》：“按今人织作，以缕之疏密为良窳，牢谓缕之密者耳。《说文》‘重，厚也’，亦牢意矣。服说非不可通。《觐礼》‘重赐无数，在车南’注：‘重，善也。所加赐善物，多少由恩也。’……是郑以重锦为善锦。”可见，杜、服所注实际并不相异。

襄公二十五年：“下车七乘，不以兵甲。”

服云：“下车，遣车也。上公饔饩九牢，遣车九乘。”

杜注：“下车，送葬之车。齐旧依上公礼，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损。”

而《周礼·春官·巾车》：“大丧，饰遣车。”[21]遣车即送葬车。

定公九年：“载葱灵，寝于其中而逃。”

贾云：“葱灵，衣车也。”

杜注：“葱灵，辎车名。”

《说文》：“辎，辎◆，衣车也。◆车前衣也，车后为辎。”又：“◆，辎◆也。”[22]辎与◆，对文则异，散文则通，辎车即衣车。

从上面五种情况看来，杜注和贾、服注相同的形式很多，杜注取用贾、服注的形式也很多。和贾、服注相同的杜注，大部分可以肯定是取自贾、服注，有一小部分我们则很难确认它们也是取自贾、服注，因为杜预《左传集解》除了广采前人注说外，常常还掺以己说，我们不能保证没有杜预自己的意见有时和贾、服说不谋而合的情况。例如：

僖公十二年：“陪臣敢辞”

服云：“陪，重也。诸侯之臣于天子，故曰陪臣。”

杜注：“诸侯之臣曰陪臣。”

《礼记·曲礼》：“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自称曰陪臣某。”[23]此处很难说是杜注取自服注，还是取自《礼记》。洪亮吉在《春秋左传诂》中，凡杜注和贾、服注相同时，都认为是杜取自贾、服，未免是一种过头的看法。

杜注和贾、服注相异的情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训诂上的歧异：

襄公四年：“武不可重”

服云：“重，犹大也。言武事不可大任。”

杜注：“重，犹数也。”
李贻德《辑述》：“按《吕览·贵生篇》：‘天下重物也’高注以大训重，大任言大用也。”

刘文淇《疏证》：“杜读重为重累之重，故为数也。……杜意止谓武不可黩。”

襄公十四年：“王室之不坏，◆伯舅是赖。”

服云：“◆，蒙也。……王室之不怀柔诸侯，恃蒙齐桓之匡正也。”

杜注：“◆，发声。”

按：当以杜注为是，此“◆”字与隐公元年“◆我独无”之“◆”用法相同。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与贾、服注比较，杜注在训诂上疏陋得多：

庄公十二年：“覆而败之曰取某师。”

服云：“覆，隐也。设伏而败之，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敌人不知，败之易，故曰取。”

杜注：“覆，谓威力兼备，若罗网所掩覆，一军皆见擒制，故以取为文。”

按：隐公九年“君为三覆以待之”杜注：“覆，伏兵也。”又襄公十二年：“凡书取，言易也。”可见当以服义为长，杜注“覆，谓威力兼备”乃臆说，前后所注不统一。

文公十七年：“又曰：‘鹿死不择音’”

服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于困迫将死，不暇复择善音。”

杜注：“音，所◆荫之处。古字声同，皆相假借。”

李贻德《辑述》：“案《诗·鹿鸣》传：‘鹿得苹，呦呦然而鸣相呼。’服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约毛公传意；‘困迫将死，不暇复择善音’者，《文选·吴都赋》（‘兽不择言’）注：‘凡闲暇而有好声，逼急不择音。’刘炫云：‘不择音声而出之言甚急也’……《正义》曰：‘杜意言本当作“荫”，以传曰“铤而走险，急何能择”。言走险，论其依止之处，以其怖急得险则不能选择宽静◆荫之所。传文所论，只止其处所在，不论音声好恶，故杜不依服义。刘以为音声而规杜，非也。’按‘鹿死不择音’，为古人成言。《庄子·人间世》‘兽死不择音，气息◆然’郭象注：‘野兽蹴之穷地，意急情尽，则和声不至。’是音为音声之音，未尝改字，至下文‘铤而走险’，是言困迫将死之状，非论其依止之处，传明云走险，孔氏乃云得险则停，更与传意相违。云急何能择，仍言不择音也。”

刘文淇《疏证》：“案《后汉书·皇甫规传》：‘中外诬规货赂群羌，令其文降，规惧不免，上书自讼曰：“臣虽污秽，廉洁无闻，今见覆没，耻痛实深，传称鹿死不择音，谨冒昧略上。”’亦是读从本字。……此是杜氏新说，非古义所有。”

可见服注乃有训诂上严格的根据，杜注则是乱用假借，别为它说，这种疏陋，孔颖达在《正义》中也是遮掩不住的。

在训诂上，杜注不如贾、服注，这种疏陋常常是因为杜注望文生义、随文而训造成的：

文公六年：“八月己亥，晋襄公卒，灵公少，晋人以难故，欲立长君。”

服云：“晋国数有患难。”

杜注：“立少君，恐有难。”

刘文淇《疏证》引顾炎武云：“（杜）非也。谓连年有秦、狄之师，楚伐与国。”顾说与服注同，都谓因为晋国连年有战事兵难，所以欲立长君。杜注则望文生训。

又本年：“有此四德者，难必纾矣。”

服云：“纾，缓也。”

杜注：“纾，除也。”

按：《尔雅·释言》：“纾，缓也。”[24]庄公三十年“以纾楚国之难”杜注：“纾，缓也。”成公二年：“我亦得地而纾于难”杜亦注：“齐服则难缓。”而此处杜训纾为除，洪亮吉认为是“杜注随文生训”[25]。

昭公二年：“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树焉，宣子誉之。”
服云：“誉，游也。宣子游其树下。夏谚曰：‘一游一誉，为诸侯度。’”

杜注：“誉其好也。”

李贻德《辑述》：“案惠氏栋曰：‘一游一誉，今《孟子》作“豫”，赵岐《章句》曰：“豫亦游也。《春秋传》曰‘季氏有嘉树，宣子誉焉’”《周易·序卦》曰：“豫必有随”郑康成注引《孟子》“吾君不豫”以为证。则知此传誉字本作豫，故服、赵互引为证。《孙子兵法》曰：“人效死而上能用之，虽优游暇誉，令犹行也。”《外传》作“暇豫”，李善曰：“誉犹豫，古字通。”愚案：杜本作‘誉’，为‘豫’之假借字，其义则当从‘豫’之训‘游’也。杜云‘誉其好也’是望文生义。《正义》云：‘若是游于其下，宣子本自无言，武子何以辄对，故杜以为誉其美好也。’孔氏袒杜抑服，故为此言。”
襄公六年：“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服云：“谓所受王命，祀其国中山川为望。”

杜注：“诸侯望祀竟内山川星辰。”

李贻德《辑述》：“《书·舜典》云：‘望于山川。’《周礼·小宗伯》‘四望四类’注：‘四望，五岳、四镇、四窦。’按《周礼》言望，主天子言，故得遍祭岳、镇、窦。《礼记·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僖三十一年《谷梁传》注引郑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非其疆界则不祭。”杜注望祭，较贾、服注多出“星辰”，而诸家旧说都只说名山大川而无星辰，可见是杜注随文而训所误。所以钱大昕《左氏传古注辑存序》说：“辅嗣之《易》，元凯之《春秋》，皆疏于训诂。”[26]

（二）在名物、制度的阐释上，杜注也比贾、服注疏陋：

闵公二年：“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

服云：“车有藩曰轩。”

杜注：“轩，大夫车。”

刘文淇《疏证》：“《广雅·释诂》：‘轩，韦车也。’王念孙云：‘轩之言◆蔽也。《说文》：“轩，曲◆藩车也。”王逸注《招魂》云：“轩，楼板也。”《周官·小胥》疏引《左传》注云：“诸侯轩悬阙南方，形如车舆。”皆◆蔽之意也。’按王说是也。《文选·东京赋》薛注：‘属车有藩曰轩。’《巾车》注：‘藩，今时小车藩，漆席为之。’皆与服注合。又作‘◆’，《景帝纪》‘朱两◆’应劭曰：‘车耳反出所以为之藩屏翳尘泥也。以箅为之，或用革。’《舆服志》注：‘车有◆者，为之轩。’”

可见服说胜于杜注，孔疏引定公十三年“齐侯敛诸大夫之轩”以证杜注，十分牵强。

隐公四年：“君为主，敝邑以赋。”

服云：“赋，兵也。以田赋出兵，故为之赋。”

杜注：“言举国之赋调。”

《论语·公冶长》“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郑注：“赋，军赋也。”孔曰∶“赋，兵赋。”又《国语·鲁语》“悉率弊赋”注，《淮南·要略》“悉缩薄赋”注，并云：“赋，兵也。”[27]杜注不明制度，望文生训。

特别是在礼制的训释上，杜注的疏陋更多：

桓公二年：“藻、率、◆、◆”

服云：“藻，画藻；率，刷巾。礼有刷巾。”

杜注：“藻率，以韦为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

刘文淇《疏证》：“藻率，《东京赋》作藻◆，《司几筵》：‘加缫席画纯’注郑司农云：‘缫读为藻率之藻。’疏：‘读从桓二年臧哀伯藻率、◆、◆、◆、厉、游、缨，此盖（阮刻注疏“盖”作“并”）取彼义也。’《典瑞》‘缫藉五采五就’注：‘缫有五采文，所以荐玉，木为中干，用韦衣而画之。’郑司农云：‘缫读为藻率之藻。’疏：‘桓二年臧哀伯谏辞也。’藻是水草之文，故读从之也。是先、后郑皆以藻、率为二物，与服同。杜注：‘藻率，以韦为之，所以藉玉。’正义云：‘杜以藻率为一物者，以拭物之巾，无名率者。服言礼有率巾，事无所出。’阮氏校勘记云：‘孔冲远误也。依《说文》“帅，佩巾也”，即◆字。古率、帅通，故《仪礼》注云：“古文帅作率。”服虔云“礼有刷巾”，其语亦见《说文》。凡《仪礼》言◆者，即《左传》之率也。’按阮说是也。乐师故书帅为率，《聘礼》古文帅皆作率，《采菽》‘亦是率从’，襄十一年传作‘帅从’，《广雅·释器》‘帅，巾也’，皆率得为巾之义。”

僖公二十三年：“策名委贽，贰乃辟也。”

服云：“古者始仕，必先书其名于策，委死之贽于君，然后为臣。示必死节于其君也。”

杜注：“名书于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则不可以贰。”

刘文淇《疏证》：“顾炎武云：‘孟子出疆必载质，庶人不传质为臣，皆是贽字。惠栋云：‘服读质为贽，《晋语》云“臣为质于翟之鼓”韦昭曰：“质，贽也。”士贽以雉，委贽而退。《尚书》称二死一生贽，故云委死之质。’”杜注以身体训质，训委质为屈膝委身于地，乃不明古代礼制而误。

（三）杜注和贾、服注区别最大而且最多的，还是他们《左传》注的指导思想不一样。贾、服注意在解经，经常阐发微言大义；而杜注意在释传，所释比较客观通达，多近于史。这种经史之别，在《左传》注中随处可见，最明显处莫过于开篇对“春秋”一词的解释：

贾曰：“取法阴阳之中，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

杜预却认为：“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杜预虽还不敢大胆明言《春秋》、《左传》“皆史也”，但这种观点在他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中已露端倪。他首先认为，《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孔子只是刊正了其中“教之所存，文之所害”的内容，“其余则皆即用旧史”；然后说《左传》是随《春秋》而发，“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次，杜预反对称孔子为素王，称左丘明为素臣，并排斥《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肤引《公羊》、《谷梁》，适足自乱”，斥责旧儒（实际上是服注）哀公十四年获麟是因为孔子“制作三年，文成致麟”的说法，认为这是妖妄之说。[28]

这种从史学的角度，而不是从经学的角度去为《左传》作注，可以说是杜预《左传》注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去做的。

隐公元年：“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

贾云：“葬嗣君之事，公弗临，言无恩。”

杜注：“以桓为太子，故隐公让而不敢为丧主。”

隐公十一年：“不书葬，不成丧也。”

贾云：“君弑，不书葬，贼不讨也。”

杜注：“桓弑隐篡立，故丧礼不成。”

贾逵认为，不书葬是因为未讨伐杀隐公之贼。杜预认为，不书葬是因为桓公谋杀隐公而篡立君位，所以丧礼不成；丧礼不成，所以不书葬。传文明言不书葬是因为不成丧，杜注即以传释传，而贾逵却另寻微言大义。

桓公七年：“七年春，谷伯、邓伯来朝。名，贱之也。”

服云：“谷、邓密迩于楚，不亲仁善邻以自固，卒为楚所灭。无同好之救，桓又有弑贤兄之恶，故贱而名之。”

杜注：“辟陋小国，贱之，礼不足，故书名。”

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廪灾，乙亥尝。书不害也。”

服云：“鲁以壬申被灾，至乙亥而尝，不以灾害为恐。”

杜注：“灾其屋，救之则息，不及谷，故曰书不害。”

僖公十六年：“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在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服云：“◆退、风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从生，襄公不问己行何失而致此变，但问吉凶焉在，以为石陨◆退，凶吉所从而生，故云君失问。”

杜注：“言石、◆阴阳错逆所为，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阴阳而问人事，故曰君失问。叔兴自以对非其实，恐为有识所讥，故退而告人。”

可见，贾、服注还在“微言大义”中打转，杜注已能以史学的眼光较客观地审视《左传》，所释远胜于贾、服。

贾、服注还本于《公羊传》和《谷梁传》来释《左传》，在杜预看来“肤引《公羊》《谷梁》，适足自乱”，因而弃而不取。

庄公十一年：“乘丘之役，公以金仆姑射南宫长万，公右颛孙生搏之。宋人请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鲁囚也，吾弗敬子矣。’”

服云：“耻而恶之曰靳。”

杜注：“戏而相愧曰靳。”

服说乃本于《公羊传》：“宋万与闵公博，妇人皆在侧。万曰：‘甚矣！鲁侯之淑！鲁侯之美也！’闵公矜此妇人，妒其言曰：‘此虏也！鲁侯之美恶乎至。’”[29]若如服云，宋公对宋万耻而恶之，又怎会请求鲁国归还宋万？宋公此言，当是戏语，只不料宋万当真，而后怀恨弑杀宋公。

襄公二十三年：“八月，叔孙豹帅师救晋，次于雍榆，礼也。”

贾曰：“礼者，言其先救后次，为得礼也。”

杜住：“救盟主，故曰礼。”

贾说乃本于《公羊》说。孔疏：“《公羊传》曰：‘曷为先言救而后言次？先通君命也。’僖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公羊传》曰：‘曷为先言次而后言救君也？其义言君则进止自由，故先次后救，臣则先通君命，故先救后次。’”[30]贾、服注本于《公羊传》去释“微言大义”，远不如杜注平实客观。

（四）在对应经、传出现错次差异的解释上，贾、服注往往牵强附会，强为之解“微言大义”；而杜注以史学的态度，所释客观平顺，真正做到了他在《左传》注自序中所说的“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31]

桓公十一年：“十一年春，齐、卫、郑、宋盟于恶曹。”
服云：“不书宋，宋后盟。”

杜注：“宋不书，经阙。”

文公十一年：“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荡意诸而复之。”

服云：“反不书者，施而不德。”

杜注：“八年意诸来奔，归不书，史失之。”

成公二年：“齐侯亲鼓，士陵城。三日，取龙，遂南侵，及巢丘。”

贾云：“杀庐蒲就魁，不与齐盟，以亡其邑，故讳不书耳。”

杜注：“取龙、侵巢丘，不书，其义未闻。”

襄公十年：“秋七月，楚子囊、郑子耳伐我西鄙。”

服云：“不书，讳从晋不能服郑，旋复为楚、郑所伐，耻而讳之也。”

杜注：“于鲁无所耻，讳而不书，其义未闻。”
襄公二十六年：“遂袭我高鱼。有大雨，自其窦入，介于其库，以登其城，克而取之。”

服云：“取鲁高鱼及反之，皆不书，盖讳之。”

杜注：“取鲁高鱼，无所讳而不书，其义未闻。” 

以上所举成公二年齐取鲁龙地、侵巢丘，襄公十年楚、郑侵伐鲁西鄙，襄公二十六年齐攻取鲁高鱼，于传有记载，于经则无，实际上都是鲁史漏载而缺文，并没有贾、服注所释的那些“微言大义”在里头。杜注和贾、服注在这里的区别，归根到底也是经、史之别。

（五）因为杜注不取贾、服另取旧儒他家之说，而和贾、服注相异：

桓公五年：“◆动而鼓”

贾云：“◆，发石也，一曰飞石。《范蠡兵法》：‘飞石重二十斤，为机发，行二百步。’”

杜注；“◆，旃也，通帛为之，盖今之大将之麾也，执以为号令。”
杜注本于马融，刘文淇《疏证》：“按《说文》◆字下又引《诗》曰：‘其◆如林’，当系三家传诗；马融《广成颂》云：‘旃◆掺入其林’。◆与旃伍，则以为旗之属，故杜注不用贾义。”

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礼举之，接以大牢。”

服云：“接者，子初生，接见于父。”

杜注：“以礼接夫人，重嫡也。”

服谓接太子，杜谓接夫人。李贻德《辑述》：“案《内则》云：‘国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郑注：‘接读为捷。捷，胜也。谓食其母，使补虚强气也。’王肃曰：‘以太牢接待夫人。’杜此传注云‘以礼接夫人’，是王本郑义，而杜又本王义也。”此是杜注取自郑玄、王肃说。

僖公十年：“臣闻之，神不歆非类。”

贾云：“歆，贪也。”

杜注：“歆，飨也。”

杜注本于《诗·大雅·生民》毛传。

宣公三年：“载祀六年”

贾云：“载，辞也。祀，年也，商曰祀。”

杜注：“载、祀皆年。”

此处杜注取自王肃，此传王肃注：“载祀者，犹言年也。”

昭公二十三年：“使各居一馆”

贾云：“使邾、鲁大夫各居一馆。”

杜注：“分别叔孙、子服回。”

此处杜注取自郑众，此传服虔引郑众云：“使叔孙、子服回各居一馆。邾、鲁大夫本不同馆，无为复言使各居一馆也。欲分别叔孙与子服回不得相见，各听其辞耳。”

（六）杜注和贾、服注，还有因为所据师说文字、句读不同而引起训释相异的。

所据文字相异者，如：
襄公二十五年：

服据传文：“陪臣干诹有淫者，不知二命。”

服云：“一曰干，◆也；诹，谋也。言受崔子之命◆御谋淫之人。”

杜据传文：“陪臣干◆有淫者，不知二命。”

杜注：“干◆，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之命讨之，不知他命。”

李贻德《辑述》：“案：干，◆，《尔雅·释言》文；诹，谋，《释诂》文。言受崔子命，即传云不知二命也。◆御谋淫之人者，崔氏欲掩其宿通之迹，故称为谋淫之人。服以◆御训干，以谋淫之人训诹淫者，则服本当是‘陪臣干诹淫者’，不得有‘有’字矣。《正义》以服为谬说，不知杜本作‘◆’，服本自作‘诹’，师读异授，各据其本之字诠释，不得指服为谬说也。《释文》云今传本或作‘诹’，是从服本，又云犹依‘◆’字，是读又从杜义也。此由六朝以来，不别两本字及音义并异，致有字从服本，音从杜读以牵合之者，则后学之误也。”

昭公二十三年：

贾据传文：“亲其民人，明其五候”

贾曰：“五候，五方之候也。敬授民时，四方、中央之候也。”
杜所传文：“亲其民人，明其伍候”

杜注：“使民有部伍，相为候望。”

所据句读相异者，如：

昭公十三年：

贾据传文：“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

贾曰：“郑伯，爵在男。或云男当作南，南面之君也。”

杜据传文：“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

杜注：“言郑国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应出公侯之贡。”

哀公七年：
服据传文：“（子服景伯）对曰：‘……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鲁德如邾，而以众加之，可乎？’”

服云：“诸大夫诚知伐邾必危，何故不早言也？”

杜据传文“（子服景伯）对曰：‘……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鲁德如邾，而以众加之，可乎？’”

杜注：“知伐邾必危，自当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孙所怪，且阿附季孙。”

哀公十二年：

服据传文：“侯伯致礼地主，归饩。”

服云：“致宾礼于地主。”

杜据传文：“侯伯致礼，地主归饩。”

杜注：“侯伯致礼，以礼宾也。地主，所会主人也。饩，生物。”

还有所据文字、句读均相异者，如：

昭公十四年：

服据传文：“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咸曰义也夫，可谓直矣！”
服云：“不为末者，不为末◆隐蔽之也。咸曰义也，言人皆曰叔向是义。”

杜据传文：“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
杜注：“末，薄也。减，轻也。皆以正言之。于义未安，直则有之。”

从以上所述，可见《左传》杜注和贾、服注相异的情况也是很多的，其中最重大的差别，可以归纳为经史之别，他们《左传》注各自的长短之处亦由此而来。

贾逵、服虔都是有名的古文经学家，所以贾、服注长于名物、制度的训释，在训诂上往往有严格的体例和训诂依据，做到了言必有据，特别是在礼制的训释上，二人常较杜预精当。但也因为他们是经学家，为《左传》作注，意在解经，处处不忘圣人和“微言大义”，受今文经学影响，往往牵强附会。这是因为贾逵所处的时代，古文经学正在兴盛，而今文经学衰落却仍固守地盘，为了争立《左传》的合法地位，于是贾注努力也从《左传》里寻求“微言大义”以适应人主，并对今文学作了策略上的让步和容纳，所以他虽是一个古文经学家，其注《左传》却并不摒弃今文，往往引用《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此外，贾逵《左传》注还和他的学术渊源有关系，贾逵之父曾从刘歆受《左传》，贾逵之说亦源于刘歆，刘歆虽是《左传》古文经学提倡者，但他本身是一个今文经学家，其说《左传》仍然和今文学家一样探寻褒贬，深求大义，贾逵《左传》注就常采用刘歆说，如前面所举贾逵对“春秋”的解释，又如僖公十六年“六◆退飞，过宋都，风也”，贾逵注都本于刘歆说。

服虔之学，师承已不甚清楚，据《世说新语·文学》载，服注《左传》与郑玄多同。[32]《世说新语》载郑玄曾注《左传》虽不一定可靠，但服虔《左传》注也杂取今文经学，和郑玄其它经注是一样的。

有人称杜预是“中国学术史上最早的在‘博士’‘经师’之外的权威经学家”，[33]杜预是否是一个真正的经学家尚可商议，但他是独立于“博士”“经师”之外却是无疑的。纵观他一生，政治活动和戎马生涯占其大半，这种政治、军事上的丰富阅历，形成了他后来注《左传》时高瞻远瞩视野宏阔的学术见识；《晋书》还说他“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34]明律令，精历法，通技艺，尤其是他第一次以史的眼光去审视《左传》，去解释《左传》，其识见远远超出当时及以前的《左传》经学家，尽管他还不能完全摆脱经学的影响，但已取得了经学家们达不到的成就。由于能从史学的角度出发，再加上他的博学多才和宏阔的学术见识，形成了杜预整部《左传》注求实、通达、简明的特点。杜预的成就除了和他自身的人生阅历、酷好《左传》有关外，也和当时那个时代的整个学术背景紧密相关。思想、学术至魏晋而一大变，玄学在曹魏正始年间以后，开始逐步形成和流行，正统的儒学思想受到冲击；反映在学术上，经学至此更加衰弱，时人对汉代旧儒冗长繁杂的经解也已感厌倦，而崇尚并转向玄学清通、简要的风格，王弼《周易》注、韦昭《国语》注、杜预《左传》注都体现了这一风格，因而“别异先儒”。[35]另外，由于长期的战乱以及频繁的政权更迭，官方在思想和学术上控制松散，史学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起来，这无疑也是杜预注产生的另一个重要背景。[36]所有上述这些背景，都已和贾逵、服虔所处的时代大不一样。

所以杜预《左传》注的特点，首先是他意在释传，能以史的眼光较客观、求实地审视《左传》，训释比贾、服注通达平实，较少阐发臆想中的“微言大义”；比较注意史事发生的前后、因果关系，常用“为……年……事张本”和“事见……年”等形式进行系统的解释，注意以传释传；杜预还长于地理的训释，所释普遍详于贾、服注。但也因为他不是真正的经学家，在名物、制度、训诂上比贾、服注疏陋得多，有知今昧古之弊；在训释体例上为了简明扼要，常常没有严格的训诂上的根据，随文生训，只求意相合，不求辞相符；贾、服注比较注重字词的训诂，而杜注则比较注重史事和文意的疏通。

尽管《左传》杜注和贾、服注有如上差别，但这种差别的数量在整部《左传》注中所占比例并不大，如前表所统计，杜注和贾、服注相同的数量是相异的两倍多，相同部分远远超过相异部分。通过上面的统计和分析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左传》贾、服注和杜注大部分相同，只有小部分相异，主要的相异可归纳为经史之别。杜注大份量地取用贾、服注（特别是服注），这和他《左传》注题名“集解”是相关联的。[37]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列《左传》贾、服注与杜注异同表中的统计数字，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字，事实上有时贾、服注和杜注很难断定它们是否相同，或者相异；在技术处理上，对贾、服注与杜注一部分相同而另一部分相异的，本表统计不列入相同类也不列入相异类；对不能明确肯定是贾、服注的汉注佚文，本表亦不列入统计之列。虽然如此，由于表中两类在统计数量上相差的悬殊，这种统计的模糊性并不妨碍本文得出的结论。另外，本表比较统计所据只是贾、服注现存佚文，而非贾、服注全部，是否可以用来作为全部贾、服注和杜注异同比较的结论的依据？笔者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从今存散见于各处大量的贾、服注佚文看，似乎没有道理说，存下的大部分贾、服注碰巧都和杜注相同，亡去的碰巧都是和杜注相异的。

既然贾、服注和杜注大部分相同，只有小部分相异，为什么学术史上出现了两次攻击杜注倡申贾、服的浪潮呢？

三、对两次攻杜浪潮的分析

这两次攻击杜注倡申贾、服的浪潮，貌似相同，实则迥异。

第一次《左传》杜注和贾、服注的对立，发生在南北朝时期，实际上纳入了当时南北学对立的范畴，以南学和北学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北学《左传》以服虔注为主，南学《左传》以杜预注为主，既然有攻击杜注倡申服注的北学学者，当然也少不了斥责服注回护杜注的南学学者，双方争辩起来互不让步，如当时崔灵恩著《左氏条义》以申服难杜，则有虞僧诞作《申服难杜》以答灵恩；梁代诸儒有以贾、服义难驳杜注凡一百八十条，则有王元规“引证通析，无复疑滞”；[38]有姚文安难服虔《左传》七十七条名曰《驳妄》，则有李崇祖申明服注名曰《释谬》，真是针锋相对。

这场延续上百年的辩驳，其焦点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因为材料匮缺，今已不得详而知之，但从杜注本身已大份量地采用了贾、服注这一点上看，这场辩驳超越不出当时南北学对立的范畴。南北学的区别，在《世说新语·文学》中有非常形象的概括：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刘孝标注：“支所言，但譬成孙、褚之理也。然则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暗，故曰显处视月；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故如牖中窥日也。”[39]

审察杜预《左传》注，如本文所述，的确比贾、服简明通达，而在这之前和杜预同时代的人就已称杜预“文义质直”。[40]杜预《左传》注之所以能在玄学流行的南朝传习，除了可能有因为杜预在晋朝功名较大书遂流传的原因外，更多的恐怕还是杜注自身简明、通达。相比之下，服注可能如刘孝标所说的：“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暗”，这是一个经学家所难避免的。

《世说新语》所概括的这种南北学的区别，只是总而言之，[41]具体到《左传》杜注和贾、服注上，其实这种区别并不太大，只是经、史之别而已，除此以外，南北学者就《左传》杜注和贾、服注而起的争辩，大抵只是门户之争罢了。也可以说，这场论争是因为学分南北而起。随着隋唐一统天下，唐代统一经学，南北学的差别随之而消失，为《左传》杜注和贾、服注而起的辩驳也就随之而消失了。

清代攻击杜注倡申贾、服的学者似乎幸运得多，他们一直未有持对立意见的反对者，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所以这次浪潮实际上不能称为一场争论。这些学者却并不因为没有反对派，而减弱攻击杜注的尖言厉辞。他们可粗略分为温和派和激烈派两种。

温和派，早期如顾炎武《左传杜解集正》，主要是不满意杜注在字义训诂上的疏陋，常引用汉儒古训以驳杜注知今昧古之弊；其后如臧林、沈彤、梁履绳等，也主要是从训诂、地理、礼制等方面纠正杜注的疏陋之处，但仍然认同杜注的绝大部分；虽已开始注意并提倡汉儒旧注，但还没有完全搬出贾、服注来砸倒杜注，他们可说是本着一种健康的学术态度去批评杜注，严格说来，似乎不能把他们列入清代反对杜注倡申贾、服的阵营中去。

激烈派以惠栋发其端，洪亮吉、焦循、李贻德、沈钦韩、刘文淇为主力，丁晏为殿军。他们对杜注激烈的攻击，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们认为《左传》杜注“时多疵类”“◆◆横生”，“其稍可观览者，皆是贾、服旧说”，因而大肆贬斥杜注，极端推崇贾、服注，有着明显的学术上的偏见。究其原因，从清代的学术环境看，学者崇尚汉儒古注，崇尚郑玄之学，越是亡佚的汉儒古注越受重视，贾、服注自然列于其中，《世说新语》载郑玄曾注《左传》未成，但皮锡瑞说：“郑、服之学本是一家，宗服即宗郑，学出于一也。”[42]在这里，清代学者对杜注的攻击，实际上是整个汉学与魏晋学对立在清代的一种表现，因为在学术继承关系上，清代学者和汉儒无疑是最紧密的。在清人看来，魏晋人经注是远远比不上汉注的，严蔚在其《春秋内传古注辑存》“例言”中说：“唐儒义疏，于经不为无功，但嫌择取不精，未堪奉为准的。即如《春秋内传》取杜，《易》《书》之取王弼、伪孔，皆魏晋人改师法者；并又曲拘一家庸妄之说，不从汉儒精核之谊，间遇支吾之处，不能曲为臆说以扶谬语，乃引一二经师旧说，用相考证。”[43]王鸣盛也叹道：“……九经疏，汉学佚其四，而《谷梁》之用范宁，犹为稍可，其佚而可惜者：《周易》、《尚书》、《左传》也！”[44]十三经注中，除何晏《论语》注、郭璞《尔雅》注外，几乎所有的魏晋人经注，都遭到了清人的斥责，由此可见清人对魏晋经注的不满态度。至于南学，那更是“与郑学枘凿，亦与汉儒背驰”的；[45]所以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这样论断：“魏晋人所注经，准以汉人著述体例，大有迳庭，不止商、周之判。”[46]可见清代学者倡申贾、服注贬抑杜注，和当时大的学术环境是合拍的。而清人崇尚的贾、服注的亡佚，清人还认为也是杜注引起的，这尤其使他们痛恨。洪亮吉说：“自杜预《春秋集解》出，而汉儒训诂失。”[47]刘恭冕在《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跋中也说：“汉儒注《左氏》者自贾谊始，其后刘歆、郑众、贾逵、马融、延笃、彭汪、许叔、颍容、谢该、服虔、孔嘉各为之训释。而诸家中，以贾、服为最备，故学者多并称之。顾自杜氏集解孔氏疏出，而二家遂亡。”[48]这也成为了使清人感到气愤而攻击杜注的一个原因。

但他们很快就碰到一个难题，因为当他们大肆攻击杜注倡申贾、服时，也详细排列比较了贾、服注和杜注，结果发现贾、服注和杜注竟然绝大部分相同，歧异只是小部分。[49]这使他们尴尬的同时马上又换手牢牢抓住了另一个把柄∶指责杜预剽取服注。这种指责的直接起因是，杜预在《左传集解》序中只提到所采诸家有刘歆、贾逵父子、许叔、颍容，却一字不提服虔。丁晏在其《左传杜解集正》总序中根据孔疏，一一列举出杜注和服注相同的地方，说：“服氏之学当时盛行，东晋已置博士，不容遗弃其名。窃尝反覆考之，而确知杜氏之窃取服说，攘为己注，故有意没其名氏，其居心之诡◆，深可鄙也！今服注之仅有存者，其说多与杜同。行同窃贼，已露真脏。……夫使服氏三十卷全书具存，则其攘窃之迹必更有显露之者。惜夫！《解谊》久亡，无由尽摘其状而发其奸也。然即今可考而知者，杜氏抄取服说，比比皆是，而孔疏犹阿杜云‘劣而不论’，既云劣矣，何以《集解》又袭其说？袭其说而序没其名，此攘窃之小人也，郭象、何法盛之徒！儒者之所深羞也。”[50]在这之前，王鸣盛也作过类似的推断：“左学以服为首，杜解中攘窃其义甚多，顾隐而不言，明系忌服名高，作此狙诈耳。”[51]这已从开始学术上的指责扩大到人品上的指责了。杜预《左传》集解采用他说，均不指明出处，所采服注多于刘、贾、许、颍各家，为何序中不提服注？细玩序意，“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异同”，[52]可见杜预列举此四家，是站在批评的立场上，至于服注，本和杜注差异不大，杜注曾大份量地取用，基本是被杜预认可的，所以并不列在批评之列。孔疏误解杜意，臆说“服虔之徒，殊劣于此辈，故弃而不论也”，[53]遂又使清人发生误解。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提出尖刻批评的是焦循。他对杜预《左传》注中的疏陋之处作了思想上的解剖，并进一步推广到杜预整部《左传》注的指导思想上。他在《春秋左传补疏》序中说：“阅《三国魏志·杜畿传》注，乃知预为司马懿女婿。《晋书》预本传云：‘祖畿，魏尚书仆射。父恕，幽州刺史。……其父与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预久不得调。文帝嗣立，预尚帝妹高陆公主，起家拜尚书郎，……四年，转参相府军事。’预以父得罪于懿，废弃不用，盖热中久矣。昭有篡弑之心，搜罗才士，盖以妹妻预，而使参府事。预出意外，于是忘父怨而竭忠于司马氏，既目见成济之事，将有以为昭饰，且有以为懿、师饰，即用以为己饰，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故其说大行于晋、宋、齐、梁、陈之世，唐高祖之于隋，亦踵魏晋余习，故用预说作《正义》，而贾、服诸家由是而废。”[54]焦氏所持此论甚有见地，然失于过激。丁晏甚至在焦氏的基础上作进一步引伸，他在《左传杜解集正》总序中列出杜注和贾、服注相同者后，又一一列出和杜注相同的王肃说，因为晋武帝是王肃的外孙，杜预身仕晋朝，所以丁晏认为杜注取用王肃说也是因为谄附贵戚。

今天看来，激烈派的攻击虽也有可取之处，但大都过火，有失公允，带有强烈的党同伐异的色彩。

从整个清代学者攻击杜注的走势上看，早期比较温和，也大都认同杜注，到后来，这种攻击却越来越严重，几乎到了彻底否定的地步。杜注是否就此完全被推翻了呢？清代学者真的完全抛弃了杜注吗？

平心而论，《左传》杜注遭到清代学者的强烈攻击，的确也有杜注自身的原因，如前面所述杜注的诸多疏陋之处；另外，清代学者由于能深通音韵、明于训诂，所以能广泛地发现问题，指出杜注的疏陋，这使清人具备了批评杜注的厚实的学术条件；还有，孔疏独尊杜注，疏不破注，处处唯杜是从，大凡贾、服注与杜注相异时，都一概贬斥贾、服注，即使相同时，也替杜注另为歧解而斥责贾、服，这可算是清人攻击杜注的一个间接原因，所以沈钦韩称孔疏是《左传》历史上四厄中的第三厄：“孔颖达者，卖国之谄子也，枵然无所得于汉学，蜣螂之智，奉伪孔氏与杜预而甘且旨焉，排击郑、服，不遗余力，于是服氏之学始显终亡，而杜预之义赫然杲日之中天。”[55]他在与周保绪书中说：“然为《左氏》之而得罪于圣经者，无如杜预也。贾、服之注，今已不传，其精者，偏为杜预攘取，孔疏唯摘其细碎以为嗤笑。……故经学之亡，亡于唐初撰《五经正义》，弃河朔之朴学，尚江左之虚浮，殊可浩叹！”[56]在答董琴南书中又一次强调：“孔颖达等素无学术，因人成事，《五经正义》稍有伦理者，皆南北诸儒之旧，观其固陋之习最信。……名曰表章经学，实乃剥丧斯文，可胜恨哉！”[57]自《五经正义》颁布后，《左传》杜注孔疏近千年来一直处于受尊崇不可动摇的地位，对权威挑战，这也无疑是清人逆反而攻之的又一个原因，如皮锡瑞就曾不满地说：“服杜之争二百余年，至唐始专尊杜。杜作《集解》，别异先儒，自成一家之学；唐作《正义》，扫弃异说，又专用杜氏一家之学，自是之后，治《春秋》者，既非孔子之学，亦非左氏之学，又非贾、服诸儒之学，止是杜预一家。”[58]

从清人攻击杜预的总体上看，激烈派的这种攻击，无疑是不公正的，它反映了清人为了维护汉学在学术上的垄断地位，而对异说进行横蛮攻击的一种极端排斥心理，带有强烈的党同伐异的霸道色彩。激烈派斥责杜注的疏陋，并企图借此否定一切，来抬高贾、服注；既而发现杜注和贾、服注大部分相同，又转而指责杜注攘窃他说。严蔚甚至说：“蔚采辑存，乃知《集解》一书，其文证详悉、义理精审者，皆属汉人旧说；或辞多舛讹、理昧精研者，具出一己新意”，[59]这是很不公平的，正如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三所说:“贾、服与元凯互有得失，……近儒多申贾、服而抑杜，此一时风气使然，非持平之论。”

魏晋时有“宁道孔孟误，讳言郑服非”之语，可见服注在当时之盛行，而后来却被杜注取代，以至于逐渐亡佚。服注被取代和后来亡佚，并不是偶然的。杜注《左传》，晚于服虔，杜注广取他说，服注自在被采之列，而且如前所述，服注是被杜注大份量地采用，我们不敢说服注的精华都已被杜注采用，但从前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现存服注和杜注实际上差异并不大，也就是说，杜注已在很大程度上涵盖了服注的内容，清人认为杜注是“专以己意解传，并以己意解经”，[60]这完全是忽视了杜注的学术继承关系。另外，一方面杜注简明、通达的风格，也使其能在崇尚清通、简要的一个长时期内被更多人愿意接纳，用今天的话说，杜注在当时是合乎潮流的，服注的亡佚，有孔疏独尊杜注舍弃服注的部分原因外，也和当时人对汉儒冗繁、琐碎的旧注感到厌倦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还是杜注自身的学术质量很高，这一点，清人在口头上虽加以否定，实际上却是予以默认的，例如杜注在地理上的精详，就常被清人承认：

宣公元年：“楚◆贾救郑，遇于北林”

服云：“北林，郑南地也。”

杜注：“荥阳中牟县西南有林亭，在郑北也。”

服注认为北林在郑南，杜注却认为北林在郑北。郦道元在《水经注》“渠水”中说：“《春秋》宣公元年，……楚救郑，遇于北林。服虔曰：北林，郑南地也。京相◆曰：今荥阳苑陵县有故林乡，在新郑北，故曰北林也。余按林乡故城在新郑东如北七十许里；苑陵故城在东南五十许里，不得在新郑北也。考京、服之说，并为疏矣。杜预云：荥阳中牟县西南有林亭，在郑北，今是亭南去新郑故城四十许里，盖以南有林乡亭，故杜预据是为北林，最为密矣。”[61]江永《春秋地理考实》、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沈钦韩《左传地名补注》、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都采用杜注的这种说法，而不用服虔说，高士奇作《春秋地名考略》，于地名亦首列杜注。又如，《春秋》《左传》在汉代是分别单独流传，分经附年把经传合二为一，是杜预的一大改创，清人极力提倡恢复汉儒旧注，但于《春秋左传》无论在辑佚旧注还是另作新注时，大部分学者仍然继承了经传合一这一作法（例外的有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所以，《左传》杜注在清代虽遭到学者们严厉的攻击，却并不能最终被推倒，清代学者也不是真的完全抛弃了杜注，在研究《左传》时，杜注仍然是他们广泛征引和发扬的对象，可以说，他们仍然是杜注的继承者。

[1]见《焦氏丛书》，清嘉庆间江都焦氏雕菰楼刻本。

[2]转引自丁晏《左传杜解集正》总序，颐志斋稿本，“适园丛书”，1914年刻。

[3]见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附录一，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年，第1页。

[4]见洪亮吉《春秋左传诂》附嘉庆十八年吕培跋引洪亮吉语，李解民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05页。

[5]如王鸣盛在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序中说：“此书（作者按：指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出，彼杜注之苟驳，前师向壁虚造者，尚能以惑人哉？”光绪十五年，味义根斋刊本。

[6]《北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版，第2709页。

[7]见《北史·儒林传》，同[6]，第2708页。

[8]《北史·儒林传》序云：“晋世，杜预注《左氏》。预玄孙坦，坦弟骥，于宋朝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同[6]，第2708页。

[9]见《北史·儒林传》，同[6]，第2709页。

[10]《梁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版，第677页。

[11]《南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第1765页。

[12]《魏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版，第1616页。

[13]同[6]，第2725-2726页。

[14]同[6]，第2709页。

[15]见《周书·儒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1年版，第818页。

[16]在唐与清之间，只有一些宋元学者从经学的角度，批评杜注解经屈从传文，阿谀传文而悖背经文。朱熹曰：“杜预《左传解》不看经文，自成一书。”黄泽曰：“杜元凯说《春秋》，虽屈从左氏多有违悖经旨，左氏有错误处必须少加辨明，庶不悖违经旨。而杜氏乃一切曲从，此其蔽也。”元代陈则通《春秋提纲》曰：“左氏之夸，固可惜；杜氏之谀，深可罪。杜之释传，阿媚取容，有不可晓，动曰经误。预，圣门之罪人，左氏之面友也。”（以上见丁晏《左传杜解集正》总论所引）其实杜预在自序中早已对此作了明白的说明∶“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逸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法，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谷梁》，适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见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序)
[17]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年版。

[18]重泽俊郎《左传贾、服注捃逸》，京都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研究报告第八册，昭和十一年。

[19]李贻德《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同治五年刻本。

[20]见《汉书·地理志上》，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版，第1554页。
[21]见孙诒让《周礼正义·春官·巾车》，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186页。

[22]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20页。

[23]见阮元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

[24]见郝懿行《尔雅·释言》，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3年影印，第520页。
[25]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李解民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62页。

[26]转引自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94年版，页243。

[27]分别见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版，第92页；《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08页。

[28]以上所引均见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序，中华书局，1980年版。

[29]同[28]，见庄公十一年孔疏所引。

[30]同[28]，见襄公二十三年孔疏所引。

[31]同[28]。

[32]《世说新语·文学》∶“郑玄欲注《春秋传》，尚未成时，行与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识，服在外车上与人说己注《传》意。玄听之良久，多与己同。玄就车与语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听君向言，多与吾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君。’遂为服氏《注》。”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周祖谟等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页。

[33]见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第六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页。

[34]见《晋书·杜预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版，第1025页。

[35]见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43页。

[36]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引张杓说，认为“传”有二义，有训诂之传，有载记之传。训诂之传，主于释经，如《公羊传》、《谷梁传》；载记之传，主于纪事。而《左传》，“汉晋诸儒言左氏者，莫不以为纪事之书，所谓载记之传是也”。将《左传》视为纪事的史书的人，在汉代也许并不多，但魏晋时由于思想的解放和史学的发展，虽不一定如皮氏所言“莫不以为纪事之书”，但持此观点的人肯定不少。同[35]，第41-42页。

[37]对“集解”一词，王鸣盛认为：“晋杜预者，乃别为《集解》一书，夫名曰《集解》，则是集合诸家之解矣。”（见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王鸣盛序）孔疏则认为：“杜注《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很显然，孔疏的观点是不可靠的。

[38]同[11]。

[39]同[32]，第216页。

[40]同[34]，第1032页。

[41]其实，南北学所主也有相同者，如《诗》则并主毛公传，三《礼》则同尊郑玄注。

[42]见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分立时代》，周予同注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0页。

[43]见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例言”。

[44]同[5]。

[45]同[42]。

[46]见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同[42]，第164页。

[47]同[4]。

[48]同[19]。

[49]对于现存贾、服注和杜注大部分相同，清人也是承认的，如丁晏《左传杜解集正》自序：“今服注之仅存者，与杜注颇有相同。”

[50]同[2]。

[51]同[5]。

[52]同[28]。

[53]同[28]。

[54]同[2]。

[55]同[2]。见丁晏《左传杜解集正》总序所引。
[56]同[2]。

[57]同[2]。

[58]同[35]。

[59]同[5]。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例言”。

[60]同[35]。

[61]见郦道元《水经注》，陈桥驿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