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民族精神论纲

从上古到秦汉，中华民族在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求索奋斗之后，终于选择了统一的民族发展思维和道路，以空前强盛的帝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迎来了华夏民族辉煌的时刻。记述中华民族近三千年艰辛伟大的创业历程、反映这一历程中所形成的民族精神的，是司马迁用其毕生精力所写成的不朽的文化巨著《史记》。因此，《史记》的最大价值在于：它通过记述中华民族近三千年的历史，对此前的民族精神第一次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最圆满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结束分裂重新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那种特有的刚健奋发、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所产生的精神凝聚力和道德感召力是极其巨大的。它不仅规范着历代的有识之士的思想与言行，直接影响着历代统治者的政治行为和政策措施，而且已经深深地积淀为一种广泛的民族心理素质和价值取向，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形态。基于上述认识，因此，本课题将分为上、中、下三编，分别探讨《史记》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史记》所弘扬的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史记》所积淀的民族精神的深远影响等内容。

一、《史记》与民族精神的形成

中华民族精神是在春秋战国与秦汉之际的士林阶层重建一统天下的斗争过程中形成的。[1]（p312） 因此上编将分为三章分别论述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国境内各政权从分立走向统一；华夏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等问题。这一编以作为《史记》总纲性质的“十二本纪”为基础，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为指导，以现代考古学资料为支撑，深入论述中华民族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与民族精神形成的内在逻辑联系。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论述《史记》的创作目的时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2]（p3319） 可见，十二本纪所论载的王迹兴衰轨迹是中华民族三千年历史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也是中华民族奋斗历程的文字再现。《五帝本纪》开头就写道：“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由这段记述可以看出，黄帝之前，四分五裂，部落纷争，战乱迭起，黄帝经过与炎帝、蚩尤等激烈的战争，才消灭了纷争，统一了社会，完成了父权制时代的统一，结束了各部落之间的纷争。所以，司马迁以为述史的开端，借黄帝来表现自己的民族大一统思想。从《五帝本纪》到《今上本纪》司马迁都着重表现的是从黄帝的统一到秦皇汉武的统一，象征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也表现了帝王德业的日益兴盛和民族的不断进步。五帝之后，中华民族又经历了多次从统一到分裂再到重新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中说：“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行仁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三代之后，历史又经历了春秋战国两个时期的战乱纷争，在此期间，“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若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史记》十分简略地勾勒了中国历史从虞夏至秦汉大一统发展变化的轮廓：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国境内各政权从分立走向统一；华夏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这一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从中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无坚不摧的民族精神。

二、《史记》所弘扬的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

《史记》是对三千年华夏文明进程的历史总结，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与形象再现。因此，中编我们将以《史记》中的“世家”与“列传”为基础，以文化人类学为指导，从民族学与哲学的高度论述《史记》所弘扬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本编将分别论述：《史记》所弘扬的同根同祖的民族大一统精神；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创业精神；建功立业、显亲扬名的入世精神；舍生取义、勇赴国难的爱国主义精神；以法治为手段、以德治为目的的仁政德治精神；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献身精神；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通变精神；开拓进取、大胆创新的变法改革精神；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强烈的人格自尊精神；尊重人才、礼贤下士的民主精神；言必信、行必果、刚健笃实的社会信义精神；尊老爱幼、奉公守法的人道主义精神等。限于篇幅下面主要论述三个方面：

1、奋发有为、 积极进取的创业精神：《史记》展现了中华民族三千年的奋斗历程，形象地记录了一大批奋发有为、艰苦创业的英雄人物百折不挠的创业历程与进取精神。

首先，《史记》以“本纪”为纲领，记述了从三皇五帝到秦皇汉武等那些在国家民族的统一过程中奋发有为、积极进取、艰苦创业的历代帝王的光辉形象。在他们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奋发进取的民族精神。黄帝轩辕氏，对擒杀好战、暴虐百姓的蚩尤和称霸一方的炎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又教导百姓“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勤劳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3]（p6），“披山通道，未尝宁居”。经过艰苦的创业，才统一天下，受到各氏族部落的共同推崇，“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成为统一天下的始祖。舜亲自率民耕种，创制陶器，“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3]（p32） 在《夏本纪》中记载：禹率领百姓治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通九道，陂九泽”，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创业，终于平治洪水，成为人民心目中理想的领袖。在《周本纪》中歌颂了周的始祖后稷以及公刘、古公亶父、周文王、周武王的艰苦创业历程。

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中，以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他们的艰苦创业历程，热情歌颂了他们奋发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秦始皇雄才大略，艰苦创业，他13岁继承王位，21岁亲政，任用李斯、王翦等人才，吞并六国。从公元前230年灭韩，到前221年灭齐，十年之间，消灭了割据称雄的六国，结束了数百年的割据称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废除分封制，设立郡县制，统一法律、度量衡、货币与文字，修筑驰道，加强交通建设。北逐匈奴，筑长城；南定百越，促发展，功不可没。司马迁在批评他实行暴政的同时，歌颂了他艰苦创业的开拓进取精神。项羽以一名逃犯，聚众起事，以八千江东子弟，艰苦创业，图谋发展，在推翻暴秦的历史中建有大功。巨鹿之战中与秦军决战，破釜沉舟，以一当十，终胜秦军。垓下之围时，尽管部下越来越少，但项羽依然谈笑自若地溃围、斩将、刈旗，勇敢非凡。其英雄气概，千古敬仰。司马迁热情地歌颂道：“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4]（p338—339）。刘邦手持三尺宝剑闯天下，武力虽不及项羽，但他善于用人， 终成统一大业。他无疑也是具有创业精神的大英雄。由此可见，从皇帝到秦皇汉武，司马迁有选择地进行描绘歌颂，从这些帝王身上，不仅反映了统一事业的艰难，更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为追求统一事业而艰苦奋斗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和积极进取的创业精神。

其次，《史记》的“世家”体例是依附于“本纪”而存在的。“世家”的价值就在于表明诸侯王辅佐天子艰苦创业而成就统一大业。突出表现他们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创业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对三十世家的创作目的有着明确的表述。如说“嘉勾践夷蛮能修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在这篇传记中，司马迁热情歌颂了越王勾践艰苦创业、报仇复国的精神。“越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彩，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越王勾践以“卧薪尝胆”的艰苦创业、奋发图强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砥砺后代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在《孔子世家》中，司马迁赞扬孔子好学不倦的精神，积极用世的态度。他虽身处逆境，到处碰壁，但并不消沉，毫不气馁，周游列国，宣传其主张。明知理想不能实现，但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积极用世的精神愈加坚强。一方面刻苦自励，充实自己，等待时机，以用于世；另一方面另辟蹊径，整理古籍，著书立说，收徒授业，宣传其主张，表现了艰苦创业、不屈不挠的意志和积极用世的精神。此外，从《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到《绛侯周勃世家》共写了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等五人帮助刘邦打天下、艰苦创业，为汉朝的统一大业奋斗的事迹，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积极有为、奋发进取的创业精神。

再次，《史记》七十列传是为那些能扶持正义、才干卓越、不让自己失去时机而建功立业的名人作传。除过六篇民族史传之外，司马迁在列传中塑造了众多建功立业的人物群像。同“本纪”、“世家”中的英雄人物一样，在这些人物形象身上，鲜明而丰富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如果说“本纪”、“世家”中的英雄人物其民族精神多体现在为国家民族的统一大业而积极进取、艰苦创业的话，那么，列传中的杰出人物的民族精神则多表现在功名事业的追求中，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中的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精神。在《伍子胥列传》中，司马迁饱含感情地记叙了伍子胥替父兄复仇的故事。荒淫残暴的楚平王听信谗言，杀害了伍子胥一家。伍子胥逃离楚国，凭借他的杰出才智，精心策划，经过多少艰难困苦，辛酸曲折，终于在15年后，利用吴国的兵力，击败楚国，为父兄报仇。司马迁在这篇传记中，充分表现了伍子胥为复仇而经历的种种常人难以想像的磨难，以及他与艰难困苦作斗争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隐忍精神、坚毅品格和积极进取的态度。他逃宋、逃郑历经风险，奔吴路上又历重重磨难。在吴潜心致志，辅佐阖庐艰苦创业16年，为破楚作准备。在佐吴兴邦、佐吴破楚、佐吴争霸的长期奋斗中，他的才智、潜能得到超常发挥。终于“五战入郢”，掘坟鞭尸，伸报怨仇，实现了自己“隐忍以就功名”的人生价值与奋斗目标。这种“隐忍以就功名”的人生价值观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在逆境中足以支持人成就大业，在历史上作出惊人贡献的品格。它为身处逆境中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榜样，一种出路和一种鼓舞力量，凝聚成为中华民族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一种民族精神。《史记》中记载的众多的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以及大量的下层人物，如游侠、刺客、商贾、俳优、卜者等等，他们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同样体现了中华民族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创业精神。

2、舍生取义、勇赴国难的爱国主义精神：首先，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核心内容与实际表现。司马迁的《史记》以巨大的热情，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主义的英雄赞歌，歌颂了历史上一大批爱国的民族英雄和对国家、对民族有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在《屈原列传》中，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无比的愤懑记叙了屈原悲剧的一生，歌颂了屈原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刚正不阿的正直品德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屈原生活在战国后期，或者秦帝，或者楚王，都直接关系着本国人民的命运和利益。作为一个楚国的政治家兼诗人，他“眷顾楚国”，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希望自己的国家能走在时代的前列，能够完成统一中原的宏伟大业，所以他“奔走以先后”，主张“举贤授能”、“修明法度”，改革弊政、振兴国家、联齐抗秦。为了改变祖国昏暗的政治，他不顾个人的荣辱祸福，与那些奸佞小人和腐朽的旧贵族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始终为祖国的富强而斗争，就是受馋见疏，也没有考虑个人的得失，始终以祖国的前途为念。他总结古代兴亡盛衰的历史，以古论今，“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希望楚王觉悟，改弦易辙，奋发图强。他明知“鲧婞直以身亡”，“謇謇之为患”，却拒绝女媭明哲保身的忠告，始终“忍而不能舍也”，表现了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在他上下求索、追求救国的幻想破灭后，神巫指点他离楚远逝，但他始终不能离开祖国一步，最后以身殉国，用高尚的节操、光辉的品格，表达了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与热爱。诗人这种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和对祖国无限忠诚的品质，千载以来激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的爱国热忱，也积淀成为一种普遍的民族精神，激励和振奋着全民族。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反抗侵略、反对强暴、维护正义、保卫祖国利益和国家尊严的斗争中，从屈原身上得到鼓舞，获得力量。这力量源于司马迁对屈原爱国精神和不屈不挠、光明磊落品德的热情歌颂与大力弘扬。当然，《史记》中的许多列传都弘扬了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如《廉颇蔺相如列传》、《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将军列传》等。

其次，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是中华民族发展和强大的保证，是全民族的利益所在，也是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上曾不断地受到外族的侵略。在反抗侵略、保卫祖国的斗争中，涌现出无数的英雄人物与爱国志士，司马迁对他们予以热情的歌颂。在《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以十分崇敬的心情记叙了汉之飞将军李广的生平事迹，歌颂了他在反击匈奴、保卫祖国中的功绩。记叙了他超凡绝伦的勇敢和使敌人闻之丧胆的声威，以及他爱护士卒、关心部下、廉洁自律的高贵品质。大力弘扬了李广抗击匈奴、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卫将军骠骑将军列传》中，司马迁颂扬了卫青、霍去病抗击匈奴、保卫国家的历史功绩和他们“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大宛列传》中歌颂了张骞不辞艰险、艰苦跋涉、出使西域，沟通汉朝与西域各国的关系，为国开边的历史功绩。在出使西域的过程中，他被匈奴扣留了十几年，始终“持汉节不失”，表现了对祖国无限忠诚的民族节操。“张骞凿空”，沟通了西北边境少数民族与汉中央王朝的联系，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和团结，有利于汉朝彻底解除匈奴的威胁，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同时沟通了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对后来的“丝绸之路”起了开创作用。像这样一位历尽千难万险，为国出使西域，始终不变其节的爱国者的英雄事迹，不知激励了多少后起者为国捐躯，如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以及爱国诗人陆游、辛弃疾等，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了多少代爱国志士！每当民族危难之际，人们便自觉地从这些爱国志士身上得到鼓舞与启迪。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的最集中表现，成为民族精神的最突出、最生动的表现。

再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是爱国主义的又一种表现形式。在《平准书》中，司马迁还记叙了劳动人民出身的爱国者卜式输财助边，济国家之困的动人事迹，表彰了他的爱国行为。他靠自己的劳动致富，富了不忘国家，“是时，汉方数使将击匈奴，卜式上书，愿输家之半县官助边。天子使使问卜：‘欲官乎？’卜曰：‘臣少牧，不习仕宦，不愿也。’使问曰：‘家岂有怨，欲言事乎？’式曰：‘臣生与人无纷争。式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顺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怨于人？无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而匈奴可灭也。’”[5]（p1431） 这种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将济国家之急视为自己的社会责任，上下一心，团结御敌的爱国精神是何等的可贵！他出钱助边，帮助国家抗击匈奴，并没有任何个人欲求，只是一种出于对国家与民族的热爱，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和个人的使命感。后来，“式归，复田牧。岁余，会军数出，浑邪王等降，县官费众，仓府空。其明年，贫民大徙，皆仰给县官，无以尽赡。卜式持钱二十万予河南守，以给徙民。……是时，富豪皆争匿财，唯式尤欲输之助费。”[5]（p1432） 卜式这种不求官、不慕名、不爱财，一心为国的爱国精神至今感人至深。在《齐太公世家》、《刺客列传》中，司马迁记叙了鲁国的曹沫在盟会上劫持齐桓公、使之归还鲁国侵地的故事，歌颂了曹沫的爱国精神。在《伍子胥列传》中，歌颂了爱国志士申包胥哭秦求救的故事：“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于秦。秦不许。申包胥立于秦廷，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6]（p127） 他的爱国真情，终于感动了秦王，派兵救楚，并使楚国收复了失地。这种爱国精神，深入楚国民心。以致后来在反抗秦国暴政时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谚。在《田单列传》中，歌颂了齐国的田单在祖国存亡危机的关头，挺身而出，抗击燕国的侵略，凭着满腔爱国热情和大智大勇，奇计猛袭，打败了强敌，收复了国土，表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精神。同传还记叙了不受敌人封赏利诱，不失节叛国的爱国志士王烛。“燕之初入齐，闻画邑人王烛贤”，欲封之以万家。王固谢。燕军威胁他：不从，将屠城。他大义凛然地回答燕将的威胁：“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7]（p2457） 毅然以自杀殉国，表现了宁死不屈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

司马迁为我们谱写了这些爱国主义的英雄赞歌，千百年来激励着人们为保卫祖国而战。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支撑着这个历经劫难、但却永远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的伟大民族不断奋起，走向繁荣昌盛的坦途。同时，也正是《史记》所弘扬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千百年来鼓舞人们在反抗强暴、维护正义、保卫祖国安全和尊严的斗争中，为祖国而战。每当国家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爱国精神便化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与反击行为。中国人民真正的英雄气概和高尚的精神价值，在反击中全部显露，也在这反击中，不断成长壮大，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强劲的精神源泉。

3、开拓进取、大胆创新的变法改革精神：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巨大创造力和勇于改革、大胆创新的民族。这些优秀的品质足可使我们的民族去追求进步、迎接胜利、创造新的世界，使中国文明更加光芒四射。而不断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原动力，便是中国历史上接踵而来的变法改革运动。改革是人类智慧最惊心动魄的表演，是生命活力的集中体现。他能把一个侏儒变成巨人，把一个落后的民族变成一个生机勃勃的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已经证明，处在巨变的时代，有能力彻底改革的国家，便富强；拒绝改革，开历史的倒车，则生乱；墨守成规，故步自封，则落后。一个民族要发展，要充满活力，就必须有改革创新精神。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声势浩大，范围广阔，既有政治的改革，也有经济的、军事的和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无论成功与失败，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或大或小地促进了政治、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历史前进，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司马迁以历史学家的敏锐目光，看到了改革在历史上的巨大推动作用，认为历史是通过各种变革向前发展的。因此，他对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改革，总是采取赞赏的态度，给予肯定，作出高度的评价。他以沸腾的民族感情，用如椽之笔描写了一系列更新观念、锐意进取、大胆改革、变法图强的政治改革家形象。这些改革家形象所闪现的思想光辉和所表现的思想品德，汇集、凝聚成为中华民族勇于改革创新、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品德激励着炎黄子孙不断改革进取，推动着我们民族不断发展前进。

改革变法运动，首先表现在思想观念方面的转变。在各个历史时期，当社会急剧变化的时候，总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和勇敢刚毅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应运而生，脱颖而出。他们著书立说，奔走呼号，在理论上进行阐述，作理论的宣传。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由于社会形态的急剧变化，礼崩乐坏，思想解放的潮流随之涌现。先前“工商食官”的格局被打破了。士、农、工、商处于分化之中。旧的礼、乐、刑、政难以继续维持，“僭越”、“犯上”之事多不胜数，阶级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在新的形势下，昔日的王官之学，散入民间，出现了私家讲学、著述的风气。战国之后，随着礼制的日益衰落，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进入了大变革的时代。七雄奋发图强，变法之风吹遍各国，“士”阶层乘势而起。他们大抵受过“六艺”的教育，有知识，有才干，或用舌和笔，或用刀与剑，身处时代潮流的漩涡，活跃于政治舞台，成为风云际会的人物。其中的一些文士从事教育和著述，聚徒讲学之风盛极一时。诸侯异政，百家异说，于是诸子百家应运而生，争鸣之风大炽天下。他们放言争辩，无所忌惮，造成了旷古未有的思想活跃、精神解放的新局面。如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等，都有“当今之世，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也”的雄心壮志。他们纷纷到诸侯各国进行游说，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周游列国，席不暇暖；墨子、宋钘为了反对不义战争，都去游说楚王罢兵；孟子先后游说齐宣王、梁惠王；许行自楚至滕游说滕文公；荀子游齐适楚。至于纵横法术之士，则更是辗转奔走各国，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人主，取得卿相之尊。于是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诸子百家学说与文化。秦汉之后，又有陆贾、贾谊、晁错、董仲舒、司马迁、主父偃等贤达，或建构自己的理论学说与思想体系，或向神权宣战，或积极推行改革，都表现出大胆的探索精神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司马迁记载了这些诸子百家的游说事迹和他们的思想创新，表现了中华民族在精神领域的大胆探索和积极创新。这种创新与进取使人感受到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
其次，变法改革在思想领域探索的基础上，更为可贵的是有赖于一批实践家勇敢地付诸实施，艰难地进行改革试验。如果没有他们的勇敢改革行动，那么变法也就不可能实现。但由于年代久远、史料不全等客观原因，司马迁对春秋以前的改革活动记载得不多。尽管如此，他也不敢淹没这些改革者的事迹，有云必述。如《夏本纪》记述了夏禹“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改革治水方法，是一个极具开拓创新精神的英雄形象。《五帝本纪》记述后稷始播百谷，开始农业生产，并发明种植水稻。《周本纪》记述了古公亶父筑城郭居室，变游牧迁徙为定居务农等事迹。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勇于探索、大胆改革的历史人物。首先走上改革舞台，进行较为系统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的要算齐国的管仲。司马迁在《管晏列传》中称赞管仲辅佐齐桓公进行改革，发展生产，富国强兵，“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称霸中原的赫赫功业。

战国时代各国的变法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首先是魏文侯礼贤下士，重用李悝（又称李克）、吴起、西门豹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变法改革。在《魏世家》中记述了西门豹治邺“河内称治”，又重用李悝，创立“平籴法”，编制出我国第一部法典《法经》的事迹。在《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述了吴起的变法改革运动，使楚国民富国强，“兵震天下，威服诸侯”，一跃而成为南方强国。在《商君列传》中，司马迁详细地记述了商鞅变法的内容和经过，称赞他的才能，歌颂他的改革进取精神，对他的不幸遭遇则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与惋惜。商鞅变法的结果，司马迁称赞道：“居五年，秦人富强。”“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乡邑大治。”[8]（p2231） 又在《范雎蔡泽列传》中评价商君、吴起等人的改革说：“夫公孙鞅之事孝公也，极身无二虑，尽公而不顾私；设刀锯以禁奸邪，信赏罚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旧友，夺魏公子邛，安秦社稷；利百姓，卒为秦擒将破敌，攘地千里。吴起之事（楚）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馋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为危易行，行义不辟难，然为霸主强国，不辞祸凶。大夫种之事越王也，主虽困辱，悉忠而不解；主虽绝亡，尽能而弗离，成功而弗矜，富贵而不骄怠。若此三子者，固义之至也，忠之节也。是故君子以义死难，视死如归。生而辱不如死而荣。士固有杀身以成名，唯义之所在，虽死无所恨。何为不可哉？”[9]（p2420） 司马迁称他们的改革行为是“以义死难”，赞他们的改革精神为“视死如归”，肯定改革是一种义举，“唯义之所在，虽死无所恨”。他们为改革而献身是“死而荣”，远比“生而辱”高尚得多。

再次，在《赵世家》中，司马迁对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进行军事和民俗的改革事迹，对他的改革图强精神，进行了热情的歌颂。尤其是在《秦始皇本纪》中，尽管他对秦始皇的暴政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但对他的改革图强、开拓进取精神则予以热烈的颂扬。他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10]（p686） 他认为不能因为秦的多暴，朝代短暂，就否定秦统一六国的进步意义和秦始皇顺从时变而进行的改革。秦始皇以雄才大略，“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11]（p280） 统一了六国，结束了四百余年的割据混乱局面，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历史功绩。统一中国后，他又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在皇帝之下设立宰相和九卿，使政治、军事、监察三权分立，互不统摄而又互相制约，这是一项政治上的伟大创造。为适应大一统帝国的统治需要，他又统一度量衡、文字、货币，修筑公路，开凿渠道，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极大发展，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由此可见，《史记》的“本纪”叙述了从黄帝到武帝在国家民族的统一过程中，那些奋发有为、积极进取、艰苦创业的历代帝王的光辉形象。在他们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奋发进取、追求一统的民族精神。“世家”就在于将诸侯王奋发创业纳入华夏民族奋斗史的总体构思中，突出华夏民族一统的重大主题，而“列传”则是华夏士林的丰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本来就形成于春秋战国士林阶层探讨统一的过程之中，司马迁满怀深情地记述了这些华夏英雄的可歌可泣的丰功伟业，揭示了这个英雄群体勇于进取、永不停息的内心世界，弘扬了这些英雄群体所体现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在此之前，还没有一部书能在这样的广度与深度上展现中华民族的心灵史与奋斗史，发掘出中华民族刚健奋发的民族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堪称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昆仑和民族精神的渊薮。

三、《史记》民族精神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史记》所弘扬的民族精神对后世的文化价值观、人生价值观、道德价值观、社会开放精神、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与仁政德治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史记》三千多年来之所以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思想与文化精神，与其体现的被整个民族文化心理所广泛认同的、并富有东方特色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有深刻的内在联系。而将《史记》放在中国历史文化辽远背景之下考察其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将有助于对这部不朽巨著深层文化意蕴的触及与把握。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能够将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凝聚在一起的、代表我们这个民族最本质特征的、推动民族不断前进的精神，是民族之“根”与民族之“魂”。民族精神代表整个民族的性格，体现整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因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集合概念，既不是单个个体意识或个体精神的集合，也不是多数人的观念集合。从本质上说，它是一个整体概念，具有整体性意义。它具有统一性、稳定性与延续性，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统一而持久的精神面貌，这正是一个民族能够维系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上文已经指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在春秋战国士林探讨统一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而记录这一统一过程、形成与积淀民族精神的正是《史记》这一不朽的文化巨著。因此，我们要发扬与弘扬民族精神，就不能不对《史记》进行解读，要把古代语言中的意义变为现代人所理解、所接受的财富，仅靠文字翻译是不行的，还必须运用批判理性，进行结构性的分析，把代表民族精神的意义从原来的意义结构中分离出来，实行新的转换。只有这种转换才能将民族精神从历史的语言中，从人们凭吊的对象中，变为时代精神，转化为现实的力量。纵观人类发展史，有无民族精神，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往往具有重大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史记》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不但能够拓宽《史记》的研究领域，挖掘其新的价值，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强当代中国的精神凝聚力，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和平统一，实现长治久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