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迁编纂思想刍议

作者：赵连稳
［摘要］明末清初著名史学家谈迁，一生著述不辍，著有《国榷》《北游录》《枣林外索》《枣林集》《枣林诗集》《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其中《国榷》是一部反映明朝历史的编年体史学巨著。这些著作中蕴含着他丰富的编纂思想，即秉笔直书，持之以恒，求真求实，详今略远。研究谈迁的编纂思想对推动谈迁研究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谈迁；编纂思想；探讨 　

谈迁（1594-1658），浙江海宁人，明清之际著名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为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署“江左遗民”。谈迁聪明好学，早年中秀才，但他不喜八股，几次乡试不中后便远离科举，靠充当记室、做些文墨工作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博览群书，精研历史，尤重明代典故，史载谈迁：“不屑场屋之僻固狭陋，而好观古今之治乱，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1］他“家徒壁立，最嗜书，好撰述。”［2］著作有《国榷》《北游录》《枣林外索》《枣林集》《枣林诗集》《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其中的《国榷》是谈迁以毕生精力编撰的一部编年体明史，该书洋洋五百万言，翔实可信，时人喻应益于崇祯三年（1630）正月为《国榷》写序，盛赞《国榷》内容丰赡，“洵一代之鸿业”，说谈迁“本盖良史才”［3］。邵廷采说：“明季稗史虽多，而心思漏脱，体裁未备，不过偶记闻见，罕有全书。惟谈迁编年，张岱列传，两家具有本末，谷应泰并采之，以成《纪事》。”［4］

本文拟从谈迁的著述中爬梳他的编纂思想，以期推动对谈迁的研究。

一、 秉笔直录，据实以书

秉笔直书是我国古代史书编纂家的优良传统，司马迁的《史记》是作者秉笔直书的典范，扬雄称赞说：“太史迁，曰实录。”［5］我国古代著名的编纂理论家、唐朝人刘知几要求史书编纂者应该做到不虚美、不掩恶，“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6］。谈迁钦佩司马迁的直书精神，在《国榷·义例》中说：“司马子长于汉初，曰‘沛公’、曰‘汉王’，据实以书，后人或概从帝号，颇乖其素。今特如本称，庶明履历。”［7］刘邦早年称“沛公”、“汉王”，《史记》“据实以书”，受到谈迁推崇。但是，历史上也不乏曲笔的事例，尤其是在明朝，为尊者讳发展到极致，加上统治阶级内部党争激烈，矛盾重重，致使一些史实在史书中被歪曲。如《明太祖实录》为了掩盖朱元璋滥杀功臣的事实，不惜三次修改，竟然把他描写成为一个“宽仁大度”“爱惜功臣”的皇帝。谈迁继承了我国史书编纂家直书传统，对朱元璋晚年枉杀功臣的事情如实地记载到书中。

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制造了“蓝玉党案”，3万多人被株连，《明太祖实录》只是记载该年二月蓝玉死，并不载死因。谈迁在该年二月乙酉条直书道：“蓝凉公非反也，虎将粗暴，虽至愚不为也，……噫！功臣菹醢，安得止大树之下；晚游赤松，庶几哉不殆不辱矣。”［8］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丑条记录了太子师、颖国公傅友德自杀事件：“（傅）累历大功，以蓝玉诛，内惧。定远侯王弼谓上春秋高，行旦夕尽我辈，宜自图。”“会冬宴，……上责友德不敬，且曰：‘召尔二子来。’友德出，卫士传语以首入。顷之，友德提二首至。上惊曰：‘何忍也。’友德出匕首袖中曰：‘不过欲吾父子头耳。’遂自刎。上怒，分徙其家属于辽东、云南。”［9］关于此事，《明太祖实录》只记载该年傅友德死。

清朝建立后，对在关外的一段隶属于明朝统治的历史避而不谈，讳莫如深。清廷修的《明史》隐去了建州事迹，从猛哥帖木儿、阿哈出、释家奴到李满住、凡察、李豆罕一直到努尔哈赤的历史，几乎一片空白。谈迁在《国榷》中则如实地记载了这段历史，例如永乐元年（1403）十一月：“女真野人头目阿哈出等来朝，设建州卫军指挥使司。”［10］永乐二年癸酉：“置奴儿干卫。”下注：“女真野人。”［11］永乐八年八月乙卯：“建州卫指挥使释家奴为都指挥佥事，赐姓名李显忠。”下注：“释家奴，指挥阿哈出之子。”［12］
谈迁怀着亡国之痛，称崇祯帝为“先帝”，但他并不避讳崇祯的短处，在《国榷》中谈到崇祯之死时说：“先帝之患，在于好名而不根于实，名爱民而适痡之，名听言而适拒之，名亟才而适市之；聪于始，愎于终，视举朝无一人足任者，柄托奄尹，自贻伊戚，非淫虐，非昏懦，而卒与桀、纣、秦、隋、平、献、恭、昭并日而语也，可胜痛哉！”［13］把崇祯帝名不副实的虚伪本质如实地刻画出来。

黄宗羲称赞谈迁的《国榷》“按实编年，不衒文采”［14］，可以说，谈迁的《国榷》是一部“可以信今而传后”、质量可靠的史书。

明末清初，政局动荡，统治阶级忙于战争，对文化领域的控制比较松弛，这是谈迁能够秉笔直书的社会原因。谈迁个性耿介、不喜逢迎，则是他直书的内因。

二、愈挫愈坚，矢志不渝

谈迁从28岁开始，到67岁去世，毕生精力用于书籍、尤其是《国榷》的编撰，“虽屡经患难，苦志转笃”［15］，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我国的图书编纂事业，可敬可佩。

天启元年（1621），谈迁居家为母亲守孝期间，看到陈建的《皇明通纪》错误百出，再看《实录》和野史问题多多，便决心自己编纂一部真实可信的明代通史著作，于是“汰十五朝之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七年之邸报，补其阙文，成书名曰《国榷》”［16］。至天启六年（1626），谈迁完成《国榷》初稿，由于崇祯一朝没有实录，故初稿只是写到天启年间。崇祯十一年（1638），谈迁到了南京，收集明末史料，看到了内阁藏书和以前没有见到的实录及崇祯邸报，还有大量遗闻逸事。南明弘光政权灭亡后，谈迁回到故里，一心修订《国榷》。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至顺治二年（1645），终于修成百余卷、五百万字的《国榷》，其间“六易其稿”。顺治四年(1647)八月，《国榷》手稿被窃，二十六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当时谈迁已经53岁了，悲痛过后，他从头再来，说：“吾手尚在，宁遂已乎！”在《国榷·义例》中说：“丁亥八月，盗胠其箧。拊膺流涕曰：噫，吾力殚矣！居恒借人书辍辑，又二十余年，虽尽失之，未敢废也。遂走百里之外，遍考群籍，归本于实录。其实录归安唐氏为善本，檇李沈氏、武塘钱氏略焉。冰毫汉茧，又若干岁，始竟前志。田夫守株，愚人刻剑，予病之类矣。”［17］又过了五个寒暑，新《国榷》诞生了。

为了补充崇祯朝的史料，花甲之年的谈迁又去北京，访问藏书家和明清易代的当事人。在北京期间，为借到需要的图书，有时坐在藏书家门口等上一整天。他对好友李楚柔说：“口既拙讷，年又迟暮，都门游人如蚁，日伺贵人门，对其牛马走，屏气候命，辰趋午俟，旦启昏通，作极欲死，非拘人所堪，于是杜门永昼。而借人书重于卞氏璧，不可复得，主人邺架，颇同故纸，目翳不开五步之外。飞埃袭人，时塞口鼻。惟报国寺双松近在二里，佝偻卷曲，逾旬辄坐其下，似吾尘中一密友也。”［18］

在京师期间，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谈迁常常访问历史遗迹，进行实地考察，先后察看了景泰帝、崇祯帝的坟墓、金山明代皇族丛葬地和香山、西山的古寺庙等，《北游录·游西山记》和《北游录·思陵记》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考察时，谈迁手拄拐杖，脚蹬草鞋，登山涉水，连残垣断碑也不轻易放过。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脚上打出了血泡，毫不退缩，沿途不停地向人们打听当年的历史和趣闻轶事，然后仔细地记录下来。因为他“过目易忘”，所以总是把所见所闻记录到纸张上，密密麻麻，以至于别人难以辨认出来。朱之锡在《北游录序》中记载了谈迁访求遗闻逸事的辛苦情况：“盐官谈孺木，年始杖矣，同诣长安（指北京），每登涉蹑屩，访遗迹，重趼累茧。时迷径，取道于牧竖村佣，乐此不疲。旁睨者窃哂之，不顾也。及坐穷村，日对一编，掌大薄蹄，手尝不辍。或覆故纸背，涂鸦萦蚓，至不可辨。或途听壁窥，轶事绪闻，残楮圯碣，就耳目所及无遗者，其勤至矣。”［19］谈迁日夜所思所想都是编撰之事，在《梦中作》诗中说：“往业顷颓尽，艰难涕泪余，残编催白发，犹事数行书。”［20］这种敬业精神实在可嘉！ 

自北京南返故里的翌年，即顺治十四年（1657），谈迁又应邀赴山西平阳，做朋友沈仲嘉的幕友。在山西，谈迁仍然对《国榷》进行修改，钱球《谈孺木先生传》中说：“迨抵署，先生惟日索异书读之，……先生所晨夕校雠，编以年序以日，手不停书者，曰《国榷》。……日得十二纸为率，……尝谓予曰：‘志此者三十余年矣！月旦一时，是非千古，不可苟也。’尝旅食京师，得睹史馆秘本，又旁参诸家，询访故老，今始就绪。”［21］谈迁在山西平阳，每天校勘十二页《国榷》。朱一是在《谈孺木先生墓志铭》中记载：“丙申夏旋里，又附静园沈公之官平阳，将哭藐山张公于墓门，未几以疾卒于平阳。当是时，先生著稿成之再矣。”(注:①朱一是：《为可堂初集》卷28《谈孺木先生墓志铭》，见浙江海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纪念谈迁诞辰四百周年文集》（非公开发行出版物），1995年，149—151页。)上述可见，谈迁一生须臾没有离开《国榷》，无论走到哪里，随身携带，随时推敲修订，直至病逝前夕，才完成定稿，时间跨度达三十余年。

三、考证史实，求真求实

对同一史实，由于作者生活环境、个人立场及见识不同，记载也就各异，如果编著者轻信以前的书中记载，就难以留下真实客观的历史。谈迁说：“若亥豕之讹，雌黄之口，尤其慎旃，不敢恣臆于百祀之下。”［22］在编纂《国榷》过程中，他通过对史实的考证，纠正了一些错误的记载，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明成祖为了抬高身世，硬说自己是马皇后所生，《明成祖实录》亦如此记载。谈迁根据《太常寺志》，从考证祭祀典礼入手，证明成祖是碽妃亲生。对此，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说：“中述孝慈高皇后无子，不独长陵为高丽碽妃所出，而懿文太子及秦晋二王，皆李淑妃产也。闻者争以为骇。史局初设，彝尊尝以是质诸总裁前辈，总裁谓宜仍实录之旧。今观天启三年《南京太常寺志》，大书‘孝陵殿宇中，设高皇帝后主，左配生子妃五人，右只碽妃一人’。事足征信。然则实录出于史臣之曲笔，不足从也。”［23］

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八月，福州士兵因索饷哗变，《明实录》把起事的原因归咎为都御史林廷玉、副使高文达曾经有事求于左布政使伍符未遂，而怀恨在心，故意唆使士兵污辱伍符，然后出面劝解以邀功，“都御史林廷玉、副使高文达尝有所嘱，符不从，亦皆恨符，故阴嗾军士因请粮而肆其毒”［24］。谈迁根据在北京见到的赵时春的《平凉府志》澄清事实，认为:“《实录》诋廷玉酿变，而赵以解棼称之，大属矛盾。然干请不遂，遽嗾叛卒，万一不可制，奈何？此在庸夫犹不为此，似非所以律廷玉也。彼夙敦名节，肯失计蹈于危险之途哉？”因此他断言:“伍符惧罪，藉廷玉为口实，而《实录》辄采其说，冤矣。”［25］这样不仅纠正了《明实录》记载的失实，而且为一起冤案昭了雪。

明末监军张春出关与后金军队作战被俘，不屈而死。开始时谈迁根据传闻在《枣林杂俎·智集》中把张春记载成变节人物：“庚午三月（应为辛未八月），永平道参政同州张春出关，陷穹庐中，误闻殉难，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居无何，春从塞外求款，始追削。春妾□氏年二十一，自经官舍。春愧其妾多矣，盖洪承畴之前茅也。”［26］在北京期间，谈迁和吴伟业谈起此事，才知道张春并没有变节，《北游录》中记载道：“（八月）丁卯，……过吴太史所，语崇祯初蓟州道张春陷于建州，抗节不屈，以羁死，清史甚称之。余因曰，往时谓张春降敌，追削其秩，夺赠阴，流闻之误如此。”［27］后来，谈迁把这件事的原委都记录到《国榷》中：“崇祯四年八月戊辰，是日遇敌于长山，襄营先乱，我师败绩，监军太仆寺少卿参政张春被执，……春被执不屈，愿求一死。……因幽之某寺中，日给馔，春终不屈。……后数年，以疾卒，至今东人言之无不叹服。”［28］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襄城伯李国桢被李自成的农民军在北京拷掠致死。关于这件事，坊间流传李国桢是个忠臣，等谈迁到京师后，访寻了李国桢的门客，始知其是个变节投降之辈。在《北游录·纪邮上》甲午（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庚戌条，谈迁记载道：“（门）客严氏故游诸彻侯，云襄城伯李国桢任京营。甲申三月，都城陷，贼刘友□之曰：君侯散重兵以归，此元功也，行冠诸臣之右矣。因留其营，尝同食寝。一日纵归，令检橐，因尽录其家。国桢败时，跨马，面如死灰，其舅金华潘某退曰：吾甥事至此，不即死，尚何待乎！此严氏目睹者。今刻本称国桢求葬先帝，刘诚意孔昭上章以明之，其说不知何所始也。”［29］在修订《国榷》时，谈迁这样记载了此事：“国变时，留都（南京）坊刻数种，有言襄城伯李国桢见贼愿触死于阶前，争三大事：葬先帝（崇祯），护山陵，全太子、定、永二王。李自成一一从之。后以问北来诸人，绝无闻也。予游燕，值其门客，有言襄城伯事甚详者。又其舅金华某氏，尝叹其不能死国，彼犹觊归命之赏，甘心事仇。南人不察其实，为流闻之所误，或刘孔昭等浮薄相煽耶。”［30］

四、详今略远，突出重点

重视近现代史的史料搜集，在图书编撰中突出近现代的地位，是我国古代史书编纂学家的一个传统。司马迁《史记》记载了三千年的历史，130篇，汉代历史占了62篇。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294卷，而唐五代就有118卷，占全书的40%。谈迁的《国榷》虽然是有明一代的编年史，但万历以后的历史占了全书篇幅的1／3，天启、崇祯两朝二十多年的历史则占全书篇幅的1／6,崇祯至弘光朝的历史尤为详尽，对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都有详细记录。朱彝尊说谈迁：“考证累朝实录宝训，博稽诸家撰述，于万历后尤详，号为《国榷》。”［31］《国榷》为何“于万历后尤详”？原因有两个：一是谈迁认为，明朝历史在万历时期是个转折点，万历初期，张居正改革，国势强盛，“中外静谧”；中期以后，内外交困，“北慑虏，东慴倭，西南北再枭叛镇”，“采木以病滇蜀，矿税以瘵商氓”［32］，明朝统治走向衰落。再一个原因是崇祯、弘光两朝没有实录，但是其他史料很多，容易搜集。为了保存崇祯、弘光两朝信史，谈迁尽力搜集史料，包括邸报、方志、当事人口述和其他著述，补编了崇祯、弘光朝的历史，完整地保留了有明一代的历史记载。

综上所述，谈迁著作中蕴含的图书编纂思想相当丰富，至今仍然具有借鉴意义，他对历史记录的忠实和详今略古、对史事的考证求真及不畏挫折的执着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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