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诗人、文学家、思想家杜牧，是一个诗歌史上以“风流才子”而著称的形象。但历史上的杜牧，为官做人，才气纵横，抱负远大，继承了祖父杜佑以《通典》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之学，注意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其作诗，风格独特，意境深远，有独创性，追求情致高远，笔力劲拔的诗风；其为文，有感而发，切中时弊，以有助于政治教化，能裨益日用民生为核心。其诗文中充斥着浓烈的忧患意识，包含了更多的家国命运的深厚内涵，而更显出它的严肃性。在他深广的忧患情绪中，我们感到了他对于社会和人生的严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一、社会文化的广泛影响
首先是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忧患意识是儒家人生哲学的显著特色之一，它既是一种仁者心态，又是一种通达理想人格的修养方法。忧患自古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普遍心态。“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是自古以来中国式的人文精神，这种忧患意识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纯洁的世代传承的思维方式。千百年积淀下来的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入世”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有志的知识分子。他们关注社稷的清明与混浊，关心百姓的饥饱与冷暖。拥有社会责任和社会道义，在古代文人看来，忧患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是不需要外力介入的。
忧患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经》与《尚书》中多有对忧患状态和特征的描述。如：《周易·上经》乾九三爻辞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尚书·周书·君牙》：“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其所反映的是人们的普遍存在的所谓“小人常戚戚”忧患意识，只是患得患失俗人之忧。而儒者则抛开了个人的恩怨得失，荣辱进退，是忧天下之兴亡，百姓之困苦，忧文明能否延续，风气是否淳正。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提出的进亦忧，退亦忧，“忧以天下，乐以天下”正是这种君子之忧。从秦统一六国，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后，“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古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就是说，人们的“忧患”总是与国家的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的，是人对民族、国家乃至人类所处困境的认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忧虑。
其次是唐代社会的心理投影。一曲曲忧患的悲歌从屈原、贾谊、司马迁唱到唐代。一个强大的帝国崛起了，一个繁盛的时代诞生了，在唐朝开明鼎盛的时代，贤相魏徵以政治家特有的忧患感和敏锐的眼力抓住唐太宗忘记“以民为本”、忘记隋亡的教训的根本问题，写成的《谏太宗十思疏》，成为初唐“居安思危”的典型代表。陈子昂的《感遇》诗，以博大的胸襟，注视着时空无限的宇宙，把个人的生存放在巨大的背景上来观察，表现出对永恒的渴望。盛唐的李白在《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中诗“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感慨抒发出诗人对岁月流逝，怀才不遇的深沉忧思，发出了对人生的感叹和思考。杜甫的“三吏”、“三别”，真实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一方面表现出人们为战争付出的巨大牺牲与坚强意志，一方面又真实地写出了战争带给人们的无穷灾难，充分地表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对社会、人民生活疾苦的冷静思考和关怀。中唐白居易在诗歌中反映国事民生，为民请命，充分暴露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苦痛，体现出对社会、对政治、对人民的强烈正义感和责任感。
晚唐社会宦官专权、朋党之争、藩镇割据这三大瘤疾的恶化，边疆民族的入侵，加速了晚唐的衰败，封建大滑坡趋势已颓沉难挽。晚唐的诗人们凭着深厚的生活功力，敏锐的政治嗅觉感受到了这种动荡不安、岌岌可危的社会局势，晚唐士人虽然大多感到政治局势的危难，但是他们多数只能在令人忧伤的现实面前徘徊，面对风雨飘摇的王朝，他们无力挽回颓势。而杜牧却是晚唐士人中比较特殊的一个，他关心朝政，尚存用世之心，不仅看到了晚唐社会的种种痼疾，而且高昂建功立业，匡世济民之志。尽管他没有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但是依然表现出一种深沉的思考，思考人世盛衰兴败的哲理，并且把经过思考后的这种忧患意识化为行动，企望以自己的才力拯救这个危亡的世界，虽然百遭磨难，依然壮心激烈；同时也为这个朝代已逝的繁华而依依眷念，表现出沉痛的亡国之忧。
二、家世与个人的促成因素
杜牧独能抱补天之志，原因何在？
首先是家学的传统。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中国历代封建士大夫在儒家文化熏染下积累起来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政治忧患来自于入世精神，世业儒学的家学传统，高华的氏族门第，深厚的学养，使杜牧比一般的士子更能感到、看到、体味到晚唐社会的深重矛盾，比一般人有更深重的忧患意识，更有儒士的兼济情怀。
杜氏为魏晋以来数百年关中之高门世族，杜牧的远祖杜预是西晋时的大儒，同时也是伐吴的军事统帅，泰康元年率兵灭吴。杜预不仅通晓战术，而且博学多才，人称“杜武库”，曾为《左传》作注，其学说在魏晋南北朝时盛行，杜牧是杜预的十六世孙 ，杜牧的善于论兵，无疑有先祖杜预的影响。
在家学传统上其祖父杜佑无疑对他的影响最大。杜牧的祖父杜佑曾经当过宰相，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杜佑“性敦厚强力，尤精吏职，虽外示宽和，而持身有术”，并且“性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所著《通典》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通史，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
这种家庭环境，使杜牧不容选择地要把自己放在高起点上来安排人生道路，他显然是把自己当出将入相的政治家来要求的。家庭的熏陶使杜牧有深厚的学识，杜牧自幼读书学《礼》，“及年二十，始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十三代史书”开始注意“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杜牧由“识”而生“忧”，这是杜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体现，因为在晚唐、在任何时代并不是每一个读书人都具有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的。
对于祖宗的事业，杜牧为之骄傲的有两个方面，一是经世致用的巨著，二是官至宰相的位里。杜牧不仅继承了深厚的家世传统，而且还希望这种传统能在他身上发扬光大并影响后代，并且在这方面也作了努力，杜牧的这种做法充分反映了家学传统对他的影响。
杜牧家世对他的影响，也反映在他的创作思想上，那就是其文章要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这是他在《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中发表精辟政治见解的思想基础。杜牧从政治家的观点出发把文章与世事紧密联系起来，是他对经世致用的家学主张的继承和光大。
其次是尊儒的思想。忧患意识是中国人文精神之大原，儒家忧患意识的内涵:自觉、慎独、悲悯、责任。杜牧深重的忧患意识与他尊崇儒家思想有很大关系：他信奉“仁义忠信”，杜牧经常称颂儒家的仁义之道，对孔子十分景仰，他在《书处州韩吏部孔子庙碑阴》中写道：
天不生夫子于中国，中国当何如？曰不夷狄如也。……
有天地日月为之主，阴阳鬼神为之佐，夫子巍然统而辩之，复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之助，则其徒不为劣，其治不为僻。……彼夷狄者，为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
对孔子的学说，他认为能够统“天地日月”而辨之，也是天地宇宙间的最高学说。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有了孔子。
因为杜牧的思想基于儒家的仁义，因此才能看到更多的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压榨和剥削，看到更多的社会忧患。使得他的作品很多都是从政治家的需要出发，把文章与当时的事功联系起来，使他的文学创作更切合实用。
儒家思想在两汉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以后，虽然属于封建思想体系，但也存在着若干积极合理的可取的优点。主张“入世”，主张“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就不同于佛家和道家的主张“出世”，主张消极无为的逃避现实，杜牧正是接受了儒家这一积极的人生态度的。儒家学说虽然主张“尊王”和“忠君”，但同时也主张“节用爱民”，反对暴君“独夫”，反对过分剥削。儒家思想虽然有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忧民爱物”的一面，主张“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君为轻”的真理，这些进步性的表现，杜牧都有所继承。杜牧不仅对唐王朝忠心耿耿，接收了儒家思想中“忠君爱民”这一最基本的主张，而且反对暴政，主张施行“仁政”。在杜牧充满忧患意识的诗文中，充分体现了儒学的忧患精神——对国家民族关怀的博大情怀；不畏艰难的积极参与精神；居安思危、处兴思亡的辩证理性精神。而杜牧对身后不朽之名的追求，也正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超越个体生命、追求永生不朽的一种独特形式。
参考文献：
[1] 彭定求主编《全唐诗》 中华书局 1960
[2] 杜牧《樊川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毛水清《隋唐五代文学史》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
[4] 何新《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
[5] 陈企孟《平生五色线 愿补舜衣裳——晚唐杰出诗人杜牧》，《文史知识》1982.
皖公网安备 3401920200009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