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建构的思考

作者：楼宇烈
一
当今不少人都在预言说，二十一世纪是亚太的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乃至是东亚的世纪，并认为东方文化，尤其是汉字圈文化，将成为下一世纪的文化主流等等。对于这些预言的准确性（或者说科学性）究竟如何，我不想妄加评议，因为这是需要由下一世纪的事实去证实的。但我深信，这些预言的出现则绝非偶然，更不是少数东方知识分子的自大狂或所谓的民族主义情结，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依据的。
简而言之，一是随着本世纪下半世纪以来东方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变化，在文化上也开始有所自觉，恢复了对自己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自尊和自信；一是世界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在创造丰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期更为严重的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和人类生存环境问题，因而迫使人们对于当今世界的文化建构，特别是其中作为主流的西方文化加以必要的检讨，并由此而意识到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互补性，以及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建构中的不可或缺的地位。
所以我认为，在思考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建构的问题时，有必要首先对中国文化在二十世纪中所走过的道路进行一番深刻的反思，然后才能对下一世纪中国文化应走的道路有一较为清晰和自觉的认识。
毋庸讳言，与亚洲东方所有国家一样，从总体上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走的是一条以接纳西方文化为主的道路。中国的末代王朝--清王朝，在经过康熙、乾隆、嘉庆三朝盛世后，自道光朝起开始走下坡路，朝政日趋腐败，国力日益衰弱。当时一些有眼光的思想家，也已深刻地觉察到了清王朝和中国面临的严重危机。如著名思想家龚自珍于鸦片战争前夕在揭露当时清王朝的腐败和中国社会面临的严重危机后，就深刻地指出说：
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风纳款，中国尚且可耻而可忧。〔１〕
这样的政府是无法防止内乱和抵御外侮的。1841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彻底暴露了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同时也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上重道轻器的偏颇和弱点。所以，当时的一些进步思想家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２〕的主张，强调学习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器物文化。以后，清王朝内部洋务派所搞的洋务运动，主要也就是引进西方有关制造枪炮、机械等方面的器物文化。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政治制度、人伦道德、社会习俗等方面不仅不可改变，而且其传统远优于西方，因此也不必改变。于是，他们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范畴，把中国传统的治统和道统归之于体，把西方科技、器物文化归之于用，并提出了中体西用〔３〕的根本方针。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把洋务派三十年来从事洋务运动的心血毁于一旦，因而也就使人们对洋务派所遵循的中体西用的方针提出了疑问。如，严复于当时即撰文批驳中体西用论在逻辑上和实践上的谬误，以及中西学各自体用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和不可随意嫁接的道理，从而强调指出，若要以西学为用，则必需同时接受西学之体，否则就是一种牛体马用的谬想。他说：
善夫金匮裘可桴孝廉之言曰：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