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心理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作者：宕子
黑格尔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一切社会现象的背后，都一定有着某种社会文化心理的支撑并反映着这种社会文化心理，否则，这种现象一刻也不能存在。当代中国的教育现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背后也必然有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支撑。J·M·索里 与C·W·特尔福德 在他们合著的《教育心理学》一书中说：

“一个社会分配其资源和教育其儿童的方式，反映着它对人的本质与价值的想法，也反映着关于它对公民的公共职责的基本设想。这些基本哲学信念和假设是人类风俗、社会安排以及个体活动中所含有的，又转而对这些方面产生巨大影响。虽则这些原则中有些在法律条例和社会习俗中得到自觉的系统阐述和明确表达，但有许多仍然大体上是不自觉的和尚无明确表达的，是被视为当然的并似乎是为人的本质和宇宙所固有的。”

因此，支撑着目前教育现状的社会文化心理可分为两个层面：其一为意识层面的社会文化心理，指的是在各种现存教育实践中得到自觉的系统阐述和明确表达的部分，是显在的、自觉的、高度分化的，一般是用专业性很强的概念或术语或有意识地对这种概念或术语的实践来呈现的，由于现时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所谓“隔行如隔山”，这种自觉的意识不可能为普通大众所拥有，只有少部分专家、学者或专业人士才具备这种难得的能力；其二自然是无意识层面的社会文化心理，它是弥散的、无序的、潜在的、未分化的，“不自觉的和尚无明确表达的，是被视为当然的并似乎是为人的本质和宇宙所固有的”，但却渗透到普通大众，包括那些具有超出常人的“概念能力”的专家、学者或专业人士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建构了他们的自我与日常生活形态；它就像空气之于人类，无所不在，而人们却又往往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然而，一旦空气被剥夺，却必然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恐慌和痛苦，引起他们的挣扎和反抗。因此，正是这种潜意识层面的社会文化心理为学校或教师的教育行为划定了界限，决定了在学校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教什么、怎么教等等（这些问题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现出我们对于健全生活、健全个人及健全社会的看法）。根据弗洛伊德的“冰山理论”，意识只是巨大的冰山露出水面的那八分之一的部分，而正是水底下的那看不见八分之七，即潜意识，决定着人类的行为。

如上面所说的，大众对于教育的态度主要是由潜意识所引导的，那么，意识难道在大众对教育的心理上不起什么作用吗？非也。对于大众而言，学校教育是个“黑箱”——他们对学校于儿童的身心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并不了解，对于真正的教育家而言，这或许是至关重要的，可普通大众往往却并不关心——他们最关注的是学校教育对他们的孩子从学校出来后的就业情况或前程会产生什么影响，即“黄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是他们对于学校教育质量的好坏几乎唯一的评价标准。要求学校教育为受教育的人带来社会地位或物质财富，自然无可厚非，然而，这恐怕只是教育的功能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另一方面，用“黑箱”的方法来探测学校教育的好坏也并非不可以，但大多数人往往并不明白自己对于“黑箱”内部结构的种种猜想是由自己对“黑箱”的“输入信号”所主导的（因为他们往往是不自觉地运用着这种方法）——不同的“输入信号”在“黑箱”的另一边会得到不同的“输出信号”，从而决定了你对“黑箱”内部结构的猜想；单一的“输入信号”必然会得到单一的“输出信号”，从而导致单一的评价和评价标准。虽然如苏格拉底所说，“没有经过省察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人生。”可世上有几人能做到这一点，普通大众不能省察到自己所使用的“黑箱”观测方法的局限性也是很可以理解的。

以“功利”作为对教育这只“黑箱”的“输入信号”从而评判这种教育的好坏是由中国的传统文化决定的。为什么呢？按照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的说法，我们的祖先居住在黄河流域，自然界条件恶劣，“颇乏天惠”，为谋生起见，生活非常勤苦，于是养成了“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民族文化心理，而一个民族的文化似乎存在着一种“蝴蝶效应”——这是气象学家洛伦兹1963年提出来的一个词儿，其大意是说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即是说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这种文化上的“蝴蝶效应”决定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方向。周作人在《中国的国民思想》一文中曾谈到过国人这种“讲实际”的国民性特点：

“至于中国人的信宗教，也是完全为帮助现在的生活，并不是为死后的永生。试看到妙峰山拜菩萨的人很多，可是他们朝山拜佛，大多数是求现在的幸福的。再举一个显明的例，财神庙是很有名的，到了财神菩萨生日的那一天，大家去求发财，可是到了第二天，大家就把财神菩萨忘记了，其实并不是永久忘记，其所以崇拜财神菩萨的原因，无非只是祈求现在发财而已，不像基督教徒一样每饭不忘，吃饭也祈祷，同时他们的祈祷只是求神的保佑，没有其他的目的……”

在国人看来，只要现在的问题解决了，目的也就达到了，至于死后能否免去轮回或引入天国是并不太在意的，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此之谓也。“讲实际”并非中国文化的缺点，正如周作人在同一篇文章里说：

“有一位外国人问我：‘中国的国民性怎样？’我说：‘中国人是人，是生物，他要生存，这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此外并无什么古怪异常的地方。’因为中国人是人，是生物，要生存，所以你不让他生存他是要反抗的。有许多宗教，不希望现社会的生存，而希望永久的生存，因此性格转变了。中国就没有这种转变，所以中国思想是很平常很健全的。”

在这种健全的思想还没有被弄坏以前的中国的教育，虽然也有不少的弊端，总的来还是比较健全的，沿着这条思想发展下去的中国教育当会得到不断的改良和改善，向着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可这种实际主义往往很容易变成功利主义，尤其当统治者为了政权的稳定以“功利”来诱惑“天下英雄尽入我毂中”，进而奴化民众的时候。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中央集权制的中华帝国正式设置“进士科”，开始了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的“科举取士”之法，其后历经唐、宋、元、明、清五朝，到1905年废除科举，科举制在我国整整实行了1300年。正是科举制，弄坏了本来健全的中国国民的思想，对中国的教育和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可否认，科举制度具有相对合理性，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与科举制产生以前的以推荐为主的人才选拔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制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正中制相比，科举制显然要客观、公正得多，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国家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给很多中下层知识分子带来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消极作用便逐渐显露出来。梅养宝先生在《论中国传统教育的“应试化”及其影响》一文中说：
“科举制最为引人注目的特点，无过于其形式上的 ‘全民性’。他允诺全体社会成员都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借此进入上层权力集团的可能性，‘科举制’表明，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着机会，这就诱使民间无数聪明才智之士将自己的人生价值由广阔的社会现实转向这条狭窄的‘仕途之门’，使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在这种对‘功名利禄’的幻想和钻营之中消耗殆尽，同时也就使教育过程成为一个为争取入仕资格而拚死竞争的过程。无论是谁，一旦进入教育系统，并拥有了相应的‘学位等级’，同时他就享有数不清的特权，象免除差役赋税及未经黜革不受刑罪等等，教育领域成为超越普通社会之上的一个特区，并被直接地特权功利化了。接受教育也就成了赤裸裸追求特权享受的一种手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即表明了历代专制君王以高官厚禄、利益特权同化和引诱读书人的意图。专制统治以各种方法使知识群体在其未入仕时便产生一种非平民化的‘精英’意识，形成一个准特权阶层，对于社会其它阶层来说，他们拥有入仕的资格便是最大的特权。

这种‘学而优则仕’的教育传统，使中国知识阶层形成一种自觉远离人民大众的强烈特权感。同时，这种从社会存在到自我意识中的特权内涵，也使得知识群体的独立性严重退化。他们所接受的特权待遇使他们与统治阶层发生着普遍的豢养与被豢养的关系，恩主与受惠者的关系。正是这种恩赐关系所造成的依属性，导致他们在思想意识上自觉地认同于统治群体，导致他们永远在等待恩赐和识拔中而仰人鼻息。他们总是以绝对君权的政治雇员的身份而存在，也主要是以权力结构中的角色规范，以对此的‘责任感’来要求自己。”

“科举制”的出现及其不断被强化，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完全左右了中国传统学校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学校教育系统从此放弃了其“育人”的基本目标，其教育功能也日趋退化，逐渐演变为“科举考试”的预备，而走向彻底的“应试化”（其本质是“功利化”），最终成为徒有虚名的摆设。实际上，到明清之际，所有“官学”都因彻底衰落而有名无实。清末学者严复曾说：“自学校之弊既极，所谓教授训导者，每岁科两试，典名册，计贽币而已。师无所谓教，弟子无所谓学，而国家乃徒有学校之名，不复能望学校之效。”在此情形之下，全国的读书人，从小至死终身耗神于科举的准备，以冀图一日之侥幸而毫不重视实际的学问品行，知识群体也因此而日益远离社会生活，成为一群空疏无用的废物。明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拟题》谈到科举的弊端时曾痛心地说：

“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心，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非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清廖柴舟《二十七松堂集。明太祖论》亦云：

“诗书者，为聪明才辩之所自出，而亦为耗其聪明才辩之具，况吾有爵禄以持其后，后有所图而前有所耗，人日腐其心以趋吾法，不知为法所愚；天下之人，无不尽愚于法之中，而吾可高拱而无为矣，尚安事焚之而杀之也哉？明太祖是也。”

周作人则认为，考试制度的流弊将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真精神给破坏掉了，养成了知识分子说谎同胡说八道的恶习，“因此只在文章上讲空论，真实的学问一齐都不发达了，科学也因此不发达了。”

科举制不仅仅只是作用于知识分子，它深入民间，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民俗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民间所谓的人生四大喜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他乡遇故知，久旱逢甘霖。”中国人一直到现代都挥之不去的“状元情结”与“神童情结”等等。M·E·斯皮罗在《文化与人性》所说：“社会系统和个性之间有回馈关系，因此社会系统产生那些个性需要，而个性需要反过来又在社会系统的运行中得到满足并激励社会系统的运行。”完全可以认为，科举制参与了中国国民性与文化心理的建构，以满足中国古代极权主义的政治需要，而极权主义政府则又利用政治权利强化了这种国民性与文化心理。维特根斯坦在他的《论确实性》里说：“孩子学会相信许多事情。也就是说，孩子学会遵循这些规则去做事，然后逐步形成一个信念体系，而这个体系中某些信念占有不可动摇的稳固地位，而某些信念则或多或少发生变化。某个信念之所以占有稳固的地位，与其说是由于其本身显而易见或令人信服，倒不如说是靠其周围的信念才使它不可动摇。”从小在某种文化语境中长大的孩子，于他们还在娘胎里的时候，社会就会他们准备好了一套相对固定的信念体系，当他们来到人世间后，在他们还不具备思辨能力的时候，这一套信念体系往往就已被内化到他们的一言一动中去了，以至于连他们自己都觉察不到这套信念体系的存在。文化是一个巨大的磁场，它使进入这个磁场的所有电子都向大致相同的方向旋转，非具有大智慧大勇猛大能量的人，很难突破这一强大的文化场。

人类文化学家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三部分，虽然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往往随着时间“不舍昼夜”的单向运动而流变，可精神文化却往往具有强大的稳定性。

周作人《历史》一文曰：

“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他能揭去我们眼上的鳞，虽然也使我们希望千百年后的将来会有进步，但同时将千百年前的黑影投在现在上面，使人对于死鬼之力不住地感到威吓。”

其《闭户读书论》一文又曰：

“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正史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画得特别庄严点，从这上面却总还看得出子孙的面影，至于野史等更有意思，那是行乐图小照之流，更充足的保存真相，往往令观者拍案叫绝，叹遗传之神妙。”

周的这两段话说的就是精神层面的文化所具有的惰性或滞后性。为什么精神文化会滞后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发展呢？

易卜生《群鬼》里阿尔文太太对曼德说：

“一大群鬼！我听见吕嘉纳和欧士华在饭厅里说话的时候，我眼前好像就有一群鬼。我几乎觉得咱们都是鬼，曼德牧师。不但咱们从祖宗手里承受下来的东西在咱们身上又出现，并且各式各样陈旧腐朽的思想和信仰也在咱们心里作怪。那些老东西早已经失去了力量，可是还是死缠着咱们不放手。我只要拿起一张报纸，就好像看见字的夹缝儿里有鬼乱爬。世界上一定到处都是鬼，像河里的沙粒儿那么多。咱们都怕看见光明。”

易卜生的这段话透露出了精神文化滞后的秘密：字的夹缝儿里有鬼乱爬。因为精神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字”，即语言。海德格尔云：“语言是存在的家”，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因而接受一种语言就是接受一种文化传统。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L·A·怀特认为，文化的实质在于符号或符号能力：

“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运用才使得文化得以产生和存在；正是由于符号的使用，才使得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人也就仅仅是动物而不会成其为人类。”

卡西尔则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

“人不可能逃避他自己的成就，而只能接受他自己的生活状况。人不可能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人类在思想和经验之中取得的一切进步都使这符号之网更力精巧和牢固。人不再能直接地面对实在，他不可能仿佛是面对面地直观实在了。人的符号活动能力(symbolic activity)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固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凭借这些人力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

由卡西尔的这段话，我们可以推论出，借符号而传承的文化体系虽可被认为是人类活动之产物，但也可以被视为限制人类进一步活动之因素。自然，语言符号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最明显的如从文言到白话的大变革，但俗话说，“新瓶装旧酒”，语言形式变了，骨子里的思想却仍然可以是旧的——鬼是在“字的夹缝儿里” 爬呀。我们要理解“父亲”一词的意义，必须理解“母亲”、“儿子”等词的意义，因为在语言中，没有各种实定的（positive）词，只有各种差异，这一关于语言的各种认同（identities）的纯粹关系性的、差异性的特征意味着，语言构成了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没有元素可以独立于其它元素而被定义，因此语言是形式而非实体。换言之，系统的每个元素通过关于它和其它元素的各种组合与各种替代的诸种规则，而被排他性地定义。用索绪尔的类比来表示：如果我用一些大理石、或者甚至是纸张，来代替棋盘上的那些木制棋子，我仍能下棋，只要规定棋子移动的诸种规则保持不变。可见，不管“父亲”这个词的意义是用文言还是用白话来表达的，只要它与其他的词的关系保持不变，“棋子移动的诸种规则保持不变”，古旧过时的观念体系就会“借尸还魂”，以种种不同的面貌重现人世间。而所谓“棋子移动的诸种规则”往往在儿童生活的早期就通过语言的习得被作为一种预设内化到他们的血肉之躯里去了，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似乎成了他们先天本能的一部分，对这种“游戏规则”的冒犯不但会危及到他们的自我认同与自我建构，而且会被认为是对社会秩序与宇宙秩序的破坏，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鲁迅感叹文化变革的艰难时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既然“棋子移动的诸种规则”，即“游戏规则”是文化的“内核”和“基因型”，决定了此种文化的性质、形态和变异，那么，“游戏规则”到底是由谁制定的呢？答曰：权力。“游戏规则”是代表种种不同利益的权力博弈的结果——占据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利用暴力，通过对符号的垄断，即通过“话语霸权”与“符号霸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被统治集团的身上，并普遍化为全体国民的意志。权力为什么是“合法的知识”划出了界线。因此，不妨说一个社会的文化型态与文化心理是由这个社会的权利结构决定的。那么，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利结构是怎样的呢？答曰：以“家国同构”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严格的等级结构。鲁迅是这样描述这种权力结构的：
“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在这种“权力结构场”中，广大的民众被剥夺的话语权，他们没有自己的语言，不得不借用统治集团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和在社会、在宇宙为自己定位。即使他们对权力的反抗也是对权力的认同和强化，因为这种反抗用的是统治集团的语言，遵循的是被统治集团的合法化的“游戏规则”。孙悟空为什么跳不出如来的手掌心？因为他的反抗是一种“策略逆转”式的反抗，没能跳出作为如来集团统治基础的权力运作机制的陷阱。孙悟空之所以造反，无非就是嫌“弼马温”的官太小，未入流，等到玉帝让他做“齐天大圣”的时候，乖乖，他不反了，而且见了玉帝老儿不免要唱一个喏；可当他知道自己的“一字并肩王”的“齐天大圣”封号有名无实，王母娘娘的蟠桃大会没他的份的时候，他又反了。有人说《西游记》的写大闹天宫的前七回中的孙悟空的性格与后九十三回中保护唐僧取经的孙悟空的性格不太协调，其实，此言差矣！那就是同一个孙悟空，因为受了五行山下压了五百年的教训，他不过是想用另外的方式融入神佛的世界，以便在神佛的特权中分一杯羹罢了。可以说，自始至终，孙悟空的反抗与他的受招安一样，只是在谋取自己个人的利益与特权，他只是对自己的能力与地位的落差太大而不满，却并不反对而是承认和忠心地维护玉帝老儿的“游戏规则”，以确保自己的特权与利益。因此，孙悟空的反抗在本质上与阿Q式的革命没有任何区别——阿Q幻想通过革命让未庄的一伙鸟男女跪在自己面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曾如此谈论各种性机制的策略逆转的误区：

“我们绝不能相信，对性说是就是对权力说不。相反，这样想的人落入了整个性机制的轨道。一个人如果希望通过对各种性机制的策略逆转，去反抗权力，去发展身体、快乐和知识及抵抗权力的可能性，他就必须使自己从这个性机制中解放出来。反击性机制的核心力量应当不是性的欲望，而是身体和快乐。”

他主张从“性”中解放出来，在权力起作用的地方进行抵制，而不要掉进权力动作机制的陷阱。

以上，我们讲到了大众对于教育的心理分为意识层面的与潜意识层面的两种，大众对于教育的态度主要是由潜意识所引导的，大众对于教育的意识是通过“黑箱”观测法产生的，并且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被导向了严重的“功利”化，这种功利化的教育文化在语言中沉淀并符号化参与了中国国民性与文化心理的建构，而这种建构所遵循的“游戏规则”又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所决定的，在这种“权力结构”中，广大的民众被剥夺的话语权，他们没有自己的语言，不得不借用统治集团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和在社会、在宇宙为自己定位。由于文化变革的艰难，“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再加上科举废除后的100年与1300年科举史的数量上的对比的悬殊，我们不难推想当代的中国教育仍然没能摆脱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阴影。

那么，怎么引导大众对于教育的心理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呢？答曰，还是得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国民文化心理，从意识的层面与潜意识的层面因势而利导之。中国的社会特点决定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只能是自上而下的、渐进式的。中国社会“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形成了社会信息交流的不对称结构，即上情下达有余而下情上达不足，广大民众对于教育或社会的重大变革没有话语权，由于“权不下移”，所以只能“政由上出”；而政府在制定各项政策时，首先考虑的往往并不是这项政策能为带来多大的社会效益，而是政策的可行性、社会的可承受力和社会、政治的稳定，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政府都是保守主义的，所以，对教育的改革也只能是渐进的。在这个教育与社会的转型期，知识分子，尤其是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应该负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但前提是，他必须是务实的，有洞察力的，目光远大的。其中务实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如学者王亚南所言：“一切存在的东西，在它取得存在的一般社会条件还在发生作用的限内，我们是无法凭着一己的好恶使它从历史上消失的。”

知识分子进行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利用自己不完整的“话语权”进行“概念创新”或“理念创新”，这是同时向普通大众的意识与潜意识的宣战——必须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为大众的心理带来新的血液。这种概念或理念不能是“策略逆转”式的，而应是解放式的。相对而言，意识层面的战争可能要容易一些，潜意识的战争要更艰巨。知识分子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来。戈倍尔式的宣传，即“谎言重复一千篇，就会变成真理”正是作用于大众潜意识的秘决，当然，这也是现代广告的秘密。其次，他们必须将自己的创新的理念或概念付诸实践，并在一定范围内取得成功（即在进行素质教育的同时，又能保证相对较高的“升学率”），就像毛泽东在论述无产阶级要实现对自己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时说的，必须“率领着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这样，为“功利”所主导的大众才会信服（也许是盲从）你的理念，在此基础上，乘胜追击，借助媒体的力量将局部的成功不断放大，使之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因此，他所走的教育改革之路只能是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结合、教育导向与市场导向相结合的路子，除此以外，任何路数的教育改革在中国社会里都是不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