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理念与人文素质教育

作者：汪振军
对于大学的理解，我们现在主要把它定位于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上，不论是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都有明确的培养目标，尽管有专业差异，但作为社会的实用人才上是毫无异议的。如果说大学阶段只是打下了一个专业基础，具备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而到研究生和博士阶段则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小，问题越来越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教育到最后是一种专才教育。

但是，专才教育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由于过分的专，学生对于其它方面知道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以至于学科壁垒森严，到了隔行如隔山的程度。由于过分的专，大学培养的人才也就变成了现代社会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更重要的是由于过分地强调专业教育和技能教育，学生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

其实，要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仅有一定专业知识是不够的，它还应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因为人不是工具、不是机器，不是螺丝钉，他是会思想的动物，是有情感的动物，他有认知、情感和意志，而人的知、情、意并不是靠专业知识就可以得到的。他要靠对哲学、文学、历史、法律、伦理、美学、艺术等学科的学习和领会。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是具备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人，是具有专业知识和审美情趣的人，是具有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感的人，是具有艺术品味和宽广心灵的人。大学的目标不但是造就知识成人，技能成人，更是造就精神成人和心灵成人。大学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除了学到基本的谋生手段，基本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在这一阶段，精神上有了新的飞越。从大学毕业的人不再是稚气未脱的毛孩子，而是作为一个基本的成人进入社会，从而开始属于自己的独立生活。

由此，我们看到大学阶段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多么重要。可惜的是今日的大学日渐远离了大学的初衷，日渐远离了自己的理想，大学人文精神的丧失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功利化倾向

大学（University）是研究学术的地方，欧美大学的传统从古希腊的Academy（学院）开始，就是academic(学术的)，而且这种学术一开始就不是一种手艺（skills）训练，而是一种心智(mind)训练。古希腊的哲学之所以发达就在于人们探讨的不仅是形而下的东西，而是形而上的“本源”“始基”“第一因”。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斯多德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相传了对形而上的追问。“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对于真理的不懈追求成为他们师生的精神血脉。正是由于这种穷根究底的探索精神，西方科技才非常发达。而中国，情形恰好相反，人们一开始思考就是人伦日用的问题，孔子作为大教育家，大思想家探索的不是宇宙的起源问题，而是人的道德问题。老子虽然探讨了 “道”的问题，但其落脚点也是现实问题，所以，中国人的着眼点不外乎“人伦”与“事功”，以至于“经世致用”成为中国文化的内在传统。五四以后，我们接受了西方教育的体系，有了自然科学的东西，同时也培养了一批这方面的人才，但是，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人不再把追求纯粹知识和真理当作乐趣，当作目标。教师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谋生，学生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找工作。当然，谋生和找工作都是必须的，而在此层面之上纯粹的学术研究和探索则在现实功利面前变得没有意义和软弱无力。

二、实用化倾向。

功利化的学术原则和教育思想必然导致实用化的教育方针。如此一来，教育完全失去了自身的自主性，什么专业热就开什么专业，什么人才热就培养什么人才。以至于学理工农医的将来就是为了当会计师、经济师、设计师、 工程师，医师，学文科的将来就是为了当教师、公务员、秘书、律师、翻译、记者、编辑。培养人才的实用化，使得大学把知识教育和技能教育放在了第一位，大学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和技校和高职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大学作为大学的特质：追求纯粹知识和纯粹真理的乐趣丧失了；研究高深学问，超越现实追求理想的精神丧失了；培养高层次和高素质人才的目标丧失了。“实用”成为大学的最大特征，急功近利成为大学前进的拦路虎。一方面我们的口号是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另一方面我们又在叫喊教育的产业化。一流大学追求高水平的学术要求与大批量培养实用人才的现实形成强烈的反差与矛盾。一方面我们招进来的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我们培养人才素质又在逐步下降。

三、片面化倾向。

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大学教育的片面化就在所难免，主要表现为：一是重理工轻文史。理工科由于能够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从上到下，投入巨大，一个项目就是几百万，上千万，而人文学科由于不能立见效益，一些传统学科和长线学科落到无人问津，自生自灭的境地。二是重技能轻理论。许多学科只重视技能培养，而忽视理论素养。学科发展没有根基，舍本而逐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非常普遍。三是重分数轻能力。大学仍然延续从小学到中学的考试制，衡量一个学生水平的标准仍然是分数。不但外语如此，有些专业课也是如此。学生为了考试只有死记硬背，并没有在发现问题和理解问题方面有所提高。四是重研究生轻本科。衡量一个大学的水平和实力主要看有多少个一级学科，多少个博士点和硕士点，至于本科生就变得无足轻重，尤其是综合性重点大学，这种现象更为突出。一些学术上有所成就的人，已经不再给本科生上课。本科生教学力量的薄弱只能导致整个学校学生质量的普遍下滑。

当然，以上只是有限有几个方面，还有许多令人担忧的现象，事到如今，我们不能不为当代大学教育中的人文失落而深感遗憾和严重不安。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大学教育到底应该追求什么？

我个人认为，中国大学真正要赶上世界一流大学，真正要培养出一流的人才，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大学的理念问题。

大学是什么？这看似无须再问的问题实际上值得重新反思。

第一、大学要培养学生研究事物的态度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大学也是一所学校。但是一种特殊的学校。学生在大学里不仅学习知识，而且要从教师的教诲中学习研究事物的态度，培养影响其一生的科学思维方式。”[1]可见，学生“学习研究事物的态度”和培养“科学思维方式”，是大学最重要的标志。

第二、大学要培养富有想像力的人。因为仅有死的知识而没有想像力，这样的人不是创造型的人。因此，英国哲学家、数学家怀特海说：“大学存在的理由在于，它联合青年人和老年人工共同对学问进行富有想像的研究，以保持知识和火热的生活之间的联系。大学传授知识，但它是富有想像力地传授知识。至少，这是大学对社会应履行的职责。一所大学若做不到这一点，它就没有理由存在下去。”[2]

第三，大学是追求真理的地方。大学必须树立这样的理念，这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无条件地追求真理”（哲学家德里达语）。[3]按照德里达的理解，大学与其它研究机构不同的地方是它原则上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这些问题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同时，也是无条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唯有如此，才有真正的知识产生。

第四，大学应该是开放的，与社会发生密切联系的。德里达认为大学不应该是内在的封闭的，而应该从“自主”从“绝对独立”出发，与社会和政治世界这些所谓外在联系、工作，也就是说大学必须发挥参与社会事务和社会发展的功能。由此，他解释了“Profession”一词，因为这个词不仅是“职业”、“志业”的意思，而且还有“职业信仰”的意思，也就是“行为的介入”。是一种“诺言”，一种趋向外在的“责任”。[4] 

第五，大学是培养现代公民的地方，是公民社会建构的重镇。柏林大学的创始人洪堡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充分发展个人的一切能力和个性，使这成为像古希腊人和法国人那样意识到自己尊严的、有教养的、独立自由的公民。[5]由此可见，现代大学不单是向社会输送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培养具有独立自主精神的公民。现代社会区别于以往社会就在于它不是臣民社会，而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一个民主与法制的社会，而臣民社会是一个强权与专制的社会。公民社会“遵循的不是强者逻辑、权力逻辑、金钱逻辑，而是正义的逻辑、良心的逻辑、知识的逻辑”。[6]大学之所以是大学就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只有如此，我们的社会才能进步。

当然，以上是西方人对于现代大学的理解，但是却代表了人们对于现代大学的普遍共识。中国古代对于“大学”也有自己的理解。《大学》一书开章明义之数语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可见，“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为大学本义。所谓“明德”就是儒家讲的格物、致知，正心、诚义，“明德”是作为个体的人修养成一个有道德的人，而“新民”就是不但自己有道德，也要使别人有道德，因此，“新民”就是一种教化人的工作，当然，这种工作小到齐家，大到治国、平天下。由此可见中国“大学”的第一要务就是培养道德健全的人，这与西方现代大学的本义也是相通的。所不同的是西方大学培养的人更追求一种纯粹的知识，更具的超功利性，而中国的教育多传授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具有更强烈的现实功利性。另外中国的传统教育基本是师徒传授式的，教学方式基本上是单向传播，而西方的大学教育更多的是启发式的，教学的基本方式是平等式的探讨与对话。正是从这样的角度，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真正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出现是上个世纪初的事。

而在为数不多的大学里只有北大、清华以及后来的西南联大才能算得上中国大学的楷模。这些大学之所以有名就在于他们有明确的办学思想和真正一流的大师。

以北大为例，正是蔡元培先生在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以“囊括大典，网罗百家、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改造了北京大学，才吸引和容纳了像胡适、陈独秀、钱玄同、李大钊这样的新派学人和刘师培、陈焕章、黄侃、辜鸿鸣这样的老派学人，北大的自由气息使不同的学问有了生存的空间，也为不同思想争鸣提供了舞台，学生正是在这无形的交流撞击中得到启迪共鸣，水平得到提升。关于办学理念，蔡元培先生早在1917年在北大就职演说上就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关于教育目的，蔡元培先生在1922年《教育独立议》一文中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殊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正是具有明确的办学理念和教育目的，蔡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极力主张艺术教育和情感教育，以此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可以说，“以美育代宗教”开创了中国素质教育的先河。北大正是有了蔡先生，才有了现代大学的气质，蔡先生时期的北大是青春的北大，自由的北大，思想活跃的北大，北大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清华之所以是清华，也在于它有独具一格的大学精神。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自《周易》“乾”“坤”二卦的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关于办大学的目的，清华校长梅贻琦明确指出：“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该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要向这方面努力”。[7]关于大学的本质，梅先生说，“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8]从清华国学院起，清华拥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吴宓、李济、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金岳霖、潘光旦、叶企孙、钱钟书等一大批以“中西会通”为己志的优秀学者，创造出一大批以“中西会通”为特色的著作，从而形成具有实力的“清华学派”。清华教育以人为本，注重“通才教育”， “通才教育”思想，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通才教育”(General Education)也称“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是近代西方大学所普遍推行的教育方针和思想体系。简要来说，这种思相主张“一个大学生，不仅应有专门的知识，尤须接受普通教育，此普通教育并非专门的知识准备，而应渗透估整个大学课程中”。普通教育的目标则是：“在共同的文化中培养具有共通理想的公民。”大学四年的课程，“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分量是属于普通教育的，每个学生对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种，都应融会贯。” [9] 在那个时代，不独梅先生，整个清华人都这么认为大学不应培养只有专门技术的“高等匠人，而应是“周见洽闻”的“完人”。大学教育不应成为职业教育技能教育或专家教育，而要给学生以“士”教育，以培养“读书识礼”的“士人”。清华正是把教育的目标放在“人”而不是“技”上，通过“通才教育”的方式，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清华才成为中国一流的大学。
从形式上来说，北大和清华的口号有一定差别，一个重视外在的气氛，一个重视内在的修养，但从本质上来说其精神是一致，都重视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思想自由，都重视古今中西的文化融合，都重视学术的标新立异，都重视对于学生人格的培养。到了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所中国名校之所以能融合无间团结一致，就在于彼此都秉承了现代大学的精神理念，西联联大时期浓郁的人文气息，使得这样一所当时颠沛流离物质条件极差的学校日后出现了像杨振宁和李政道这样获得诺贝尔奖的大师。西南联大的辉煌就在于当时聚集了中国学术界的一流大师和精英如冯友兰、金岳霖、闻一多、朱自清、钱钟书、费孝通、吴有训、王竹溪、吴大猷、周培源等，在校的教授、副教授大多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归来的博士、硕士，他们不仅知识结构新、知识面广，而且许多人学贯中西、文理融通，有的教授还兼通两三门学科，几乎所有教授都是科学、文化、学术素养很高的专家。西南联大遵循“刚毅坚卓”校训，广大师生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刻苦顽强的工作、学习。从1938年至1945年，西南联大在八年间培养了3000名毕业生。正如曾经在西南联大读过本科又取得硕士学位的杨振宁所说：“这三千人为世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我曾再三讲过，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念过书，因为西南联大的教育传统是非常好的。这个传统在我身上发挥了最好的作用。”这可能也是西南联大毕业生们的共同感受。[10]

从上个世纪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的成功经验，我们不难看出：今天我们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新世纪培养一流的人才，必须树立现代大学的理念，在大学内部营造自由浓郁的学术气氛，培养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全面推进人文素质教育，不仅使学生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成为有道德、有理想、有现实责任感、有创造精神的人。

注释：

[1]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大学生的精神升华》，夏中义主编《大学人文读本人：人与自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 版第3页。

[2] 英国哲学家、数学家怀特海，《想像力：大学存在的理由》，夏中义主编《大学人文读本人：人与自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 版第5页。
[3][4] 法国哲学德里达《无条件的大学》，夏中义主编《大学人文读本人：人与自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 版第8页。

[5] 张汝伦《人文主义的大学理念与现代社会》，《天涯》1997年第3期第9页。

[6] 张树博《大学的深层温度》夏中义主编《大学人文读本人：人与自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 版第23页。

[7][8][9]黄延复《水木清华：二三十年代的清华校园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 版第51页，第53页。

[10]张岂之《清华的人文传统》《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