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仲德：论王国维的死因

在我看来，后期的王国维既是封建卫道士，也是亡清的忠臣烈士。王国维来说，卫道必然殉清，殉清也就是卫道，二者密不可分。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沉。其死因何在？关于这个“中国文化史世纪之谜”，72年来有过种种说法，也有过热烈争论。近有干春松先生《王国维：自杀的理由》一文（见2000年4月12日《中华读书报》），对这一争论作了梳理，对关于王国维死因的“殉清”说、“殉文化信念”说、“罗振玉逼迫”说、“性格悲剧”说作了述评。这对读者了解有关情况无疑是有益的。

此前，我曾撰文三论王国维的死因（即《也谈王国维的死因——与邓云乡、刘梦溪先生商榷，兼析陈寅恪的有关言论》，载1998年10月3日《文汇读书周报》；《否定“殉清”说着实不易——与邓云乡先生再论王国维的死因》，载《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春之卷；《“殉清”说难以否定——三论王国维的死因》，载1999年7月3日《文汇读书周报》），从多个角度论证王国维之死不能排除“殉清”因素，因而关于王国维死因的“殉清”说难以否定。对于干文，我赞同其有关“殉文化”说、“罗振玉逼迫”说的述评，而对其余部分持有异议，现特提出商榷，并对“殉清”说作进一步的论证。

干文说，“对于王国维的死因，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要数殉清说”。我认为此说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陈寅恪的“殉文化”说影响最大最广，至今天，它更深入人心，成为主流之见，甚至几乎成为定论。

干文说，“王国维之自杀最主要的应是其矛盾又忧郁的性格”。我认为此说难以成立，因为它无法回答这一性格由来已久，为什么王国维早不自杀而到1927年才自杀。干文似乎也想到了这一点，所以补充一句，说“国民革命军对叶德辉等人的镇压是其触媒”。但干文又说，“王国维并没有叶德辉在湖南组织筹安会这样的劣迹”，既然如此，这一补充便无助于“性格悲剧”说。

干文还提及王国维的遗书，说，“王国维仅仅是留了一条辫子、做过清室的官而已，王国维更多的可能是恐惧，深恐自己也遭受屈辱，故而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之绝笔。但遗书中只交待家事及书籍之安排，丝毫没涉及清帝及东躲西避的朝廷，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篇遗书看作是一种内心的恐惧，而明确的价值指向，或未可知”。这显然是对“殉清”说的否定。那么这种否定的理由能否成立，王国维是否“仅仅是留了一条辫子、做过清室的官”，而别无表明他对清室态度的言行，其遗书是否“只交待家事及书籍之安排”，而丝毫不涉及清室呢？让我们还是来看看如下的事实。

1、辛亥以后，王国维不仅留辫，不仅流亡日本，不仅自称“亡国之民”，而且其著作及书信对清室均以“我朝”、“本朝”、“国朝”、“大清”相称，无一例外。可见，他始终以遗民自居，其忠于亡清的态度极为鲜明。

2、1917－18年，他曾热切期盼张勋等复辟成功，并曾为此类“救国大计”作过周密谋划（见《王国维全集·书信》192－263页）；1922年，其《库书楼记》曾表达“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的期望（见《观唐集林》卷23）；1924年5月，其《筹建皇室博物馆奏折》要溥仪“益崇圣德，务广圣学，……以俟天心”（见《王国维年谱长编》416－417页）；1924年年底，其《敬陈管见折》曾流露对溥仪“得国”，成为“中国将来之共主”的希冀（转引自罗继祖《观堂余絮》，见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版《王国维之死》339页）。这又可见，他始终对复辟宣统怀抱希望。

3、王国维认为，“为人臣者，当无事之世，事圣明之主，虽有贤者，当官守法而已，至于奇节独行与宏济之略，往往出于衰乱之世，则以一代兴亡与万世人纪之所系，天固不惜生一二人者以维之也”（《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见《观堂集林》卷23）。所以对于清的覆亡，他曾感叹“汉土由来贵忠节，而今文谢安在哉”（《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见《观堂集林》卷24。“文谢”指文天祥、谢枋得。后者于抗元失败后拒不出仕，绝食而死），对于张勋复辟事件，他认为“北行诸老恐只有以一死谢国”，“如再典见然南归，真所谓不值一文钱矣”（见《王国维全集·书信集》197页。“北行诸老”指前往北京参与张勋复辟的康有为、沈曾植等）。既然如此，一旦他自己身为人臣（1923年任“南书房行走”）而又遇到非常情况，便必然守忠贞之节，“以一死谢国”。这就是他1924年“甲子之变”时“援君辱臣死之义，欲自沉神武门者再”的原因，也就是他于1925年8月说“事到艰危誓致身”的原因（《罗雪堂参事六十寿诗》，见《观堂集林》卷24）。
4、赵万里《王静安先年谱》记述：“去秋以来，世变日亟，先生时时以津园（指在天津张园之清逊帝溥仪——蔡按）为念。新正赴津园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返京后，忧伤过甚，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指农历四月——蔡按），掇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更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转引自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见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6月版169页）戴家祥《记王静安先生自沉事始末》记述：“今岁四五月间，党军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京大恐。是时清华研究院评骘成绩方毕。五月二日（指农历。阳历为6月1日——蔡按）……晚，某与同学谢国桢谒先生。……涉及时事，生神色黯然”，又云，“先生曰：‘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呜呼！先生致死之速，不能谓时局无关也”（转引自同上书169、183页）金梁《王忠悫公殉节记》记述：“公殉节前三日，余访之校舍。公平居静默，是日忧愤异常，既以世变日亟，事不可为，又念津园可虑，切陈左右请迁移竟不能达，愤激几泣下。余转慰之。谈次忽及颐和园，谓‘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盖死志已决于三日前矣。”（转引自《王国维之死》29页）这些记述都有助于说明王国维遗书为何有“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之语，有助于说明其自沉确实是为了殉清。

5、我已在《“殉清”说难以否定》一文中指出，王国维遗书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是一典故，此典故出于《宋史·范质传》。范质为后周世宗所重，曾于世宗临终时“受顾命”，辅佐年仅七岁的恭帝，但他却在赵匡胤夺取后周皇权、建立宋朝时“降阶受命”，未作反抗，有负重托。故宋太宗赵匡义对他有如下评语：“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者。但欠世宗一死，为可惜耳。”范质“受顾命”、“降阶受命”均在公元960年，此时他正是五十之年。王国维在遗书中用了这一典故，足以说明其死是为了忠于前朝，即为了殉清。现在，我还要进而指出，王国维之死与顾炎武的影响也不无关系。明亡后，顾炎武拒绝仕清，曾言“先妣……国亡绝粒，以女子而蹈首阳之烈，临终遗命，有‘无仕异代’之言，载于志状。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记曰：‘将贻父母令名，必果；将贻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亭林文集·与叶讯庵书》），又曾言“乙酉之夏，先妣时年六十，避兵于常熟县之语濂泾，谓不孝曰：‘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义不可辱。’及闻两京皆破，绝粒不食，以七月三十日卒于寓室之内寝。遗命炎武读书隐居，无仕二姓。……今将树一石坊于墓上，藉旌门之典，为表墓之荣”（《亭林文集·与史馆诸君书》）。辛亥以后，罗振玉曾对王国维“以亭林相期”，王国维自己则以“可几于亭林先生”自，故“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身受国恩，义不可辱”云云，对王国维无疑具有启示作用，顾炎武及其嗣母之尽节、殉节，对王国维无疑具有典范意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云云，就是王国维对顾炎武及其嗣母上述言论的继承，王国维的自沉就是对顾炎武及其嗣母忠于前朝，为前朝尽节、殉节行动的仿效。

6、王国维既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纪纲扫地，争夺相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论政学疏》，见《王国维之死》9页），说“赤县竟无干净土”（见《王国维全集·书信》254页）；又视象征清皇室的颐和园为“干净土”，说“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两相对照，可知他之所以选择昆明湖自沉，就是出于对清室的眷恋，就是为了对亡清尽其忠贞之节。

以上论证表明，辛亥以后，王国维并非“仅仅是留了一条辫子、做过清室的官而已”，他还有忠于清室、期盼复辟清室的大量言行。以上论证也表明，王国维的遗书并非“丝毫没涉及清帝及东躲西避的朝廷”，“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数语便直接关涉清逊帝及其“朝廷”，解析此数语，便不难看出王国维眷恋清逊帝及其“朝廷”，甘愿与之“共命而同尽”的鲜明立场。

根据以上论证，我认为王国维自沉的直接原因是殉清，关于其死因的“殉清”说无法否定。

王国维曾在《教育小言十则》中说：“自杀之事，吾人姑不论其善恶如何，但自心理学上观之，则非力不足以副其志而入于绝望之域，必其意志之力不能制其一时之感情而后出此也。”（《静安文集续编》）辛亥以后，王国维始终期望溥仪复辟，当他感到“祸难且至，或有更甚于甲子之变者”、“世变方亟，事不可为”，因而复辟无望时，他便“入于绝望之域”，走上自杀之途了。

我并不否认王国维的死因中含有其他因素。但我认为，生活不幸（长子之丧、挚友之绝等）、悲剧人生观、性格矛盾、思想冲突等等也许都对其死不无影响，却都不是促使他非死不可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陈寅恪提出的“殉文化”说可谓言之成理，却无法说明王国维为何经此“数十年”（指中国文化之销沉沦丧已数十年）不死而到1927年才死？又为何遗书有“再辱”之语？唯有“殉清”说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才是促使他自沉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
在我看来，后期的王国维既是封建卫道士，也是亡清的忠臣烈士。既卫道，又殉清，二者并不矛盾。因为所卫之道即所谓“纪纲”不得不有所依托，其依托就是清皇朝所代表的典章制度。所以对王国维来说，卫道必然殉清，殉清也就是卫道，二者密不可分。

作者简介：

蔡仲德，中国音乐史学者、哲学学者。对中国哲学、士的人格以及中国近现代文化都有深入研究，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后结集出版为《艰难的涅槃——论“五四”与中国文化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