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雕版印刷的兴盛和辽金西夏的印刷业

　　公元960年，赵匡胤取代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史称北宋。1127年金灭北宋，赵构重建宋朝，后来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直到1276年，元军攻占临安，南宋灭亡。这一时期在北方，与宋朝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有辽、西夏和金。
　　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
　　宋朝政府比较重视教育。中央有国子学、武学、律学、算学、医学、画学等各类学校；地方上有郡学、府学、县学和书院、家塾、舍馆等。公元1093年，北宋的太学生人数就达3100多人；1203年，南宋报考太学的考生就多达37000人，可见宋朝教育是相当发达的。由于教育的发展，需要的书籍量也大为增加，这就推动了印刷业的发展；同时，宋代纸墨的产量与质量都超过了前代，又为印刷业的发展准备了物质基础；再加上宋朝廷本身又大力奖励刻书，像毋昭裔的后代毋克勤，就是因为捐献了《文选》和《初学记》的书版而做了官，毋家也因为刻印书籍发了财，据说家累千金。再如南宋学者吕祖谦因进献了自己编选的北宋时期的诗文总集《宋文鉴》150卷，得到了朝廷赏赐的大量银两和绢帛。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宋代的雕版印刷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宋代的雕版印刷在官刻、家刻和坊刻方面均有很大发展。
　　首先，宋代的各级政府都致力于刻书，像中央的国子监，主管国家图书事业的机构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史馆）、秘阁、崇文院和秘书省（国家图书馆）等，这些文化机构都出版了大批书籍，特别是国子监刻书最多。当时就有人说：“国子监之印群书，虽汉唐之盛无以加此。”北宋、南宋的监本书都多达110种。其中有儒家经典“十三经”，正史“十七史”，司马光主编的被称为史家绝作、大部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大部类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老子《道德经》等书。除了这些正统文献外，还刻有医学著作《开宝本草》（因刻于宋太祖开宝年间，故名），并“广颁天下，传而行焉”。尤其是乾德三年（公元965年）的监本《经典释文》，是中国古籍中的稀世之宝，今藏北京图书馆。
　　其他官府机构刻印的，如公元963年掌管刑狱的大理寺刻印的由窦仪主编的《宋刑统》，这是我国刑事法典的最早印本，也是宋代官方刻书的开始；有天圣（公元1023—1031年）年间崇文院刻印的农书名著《齐民要术》，史称此书在当时“非朝廷要人不可得”；还有1084年秘书省校刻的包括《周髀〔bi毕〕算经》（图4）、《九章算术》、《孙子算经》在内的《算经十书》；还有许多有关历史、哲学、天文历法、科学技术、诗歌文章、娱乐游戏以及佛教道教经典等书籍。官刻书籍除颁发各地作为官用外，还允许出售作为政府的一项财政收入。

　　图4宋代刻本《周髀算经》
　　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机构也仿照中央办法纷纷刻书。其中有州（府、军）、县官署刻印的，如公元1058—1059年江宁府（治所在今南京市）刻印的《建康实录》；公元1139年绍兴府刻印的研究《诗经》的专著《毛诗正义》等。除此之外，当时有些地方官用公款刻书，而后又私运回家乡出卖，以捞取外快，如台州（治所在今浙江临海县）知州（州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唐仲友就是这样一个假公济私的人。也有各路使司机构刻印的，如公元1069年两浙东路（今浙江东部，治所在今绍兴）茶盐司刻印了我国重要医书《外台秘要方》，今天北京图书馆仅存两卷；1147年福建路（治所在今福州市）转运司重印了最受人欢迎的《太平圣惠方》等。还有公使库刻印的。原来宋代地方政府各机关，都设有公使库，犹如今日的招待所。公使库有所谓公使钱，除用作免费招待过往官员外，还准许用公使库钱刻书。有的公使库下设印书局，专门刻印书籍，所出版的书称作公使库本。其中较为有名的，如1133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印了《资治通鉴》；1183年福建泉州公使库刻印了司马光的《司马温公集》。这些官刻本往往有知名学者校勘，其质量比一般地方刻本要好一些。
　　此外，地方书院和各类学校也都有刻本，如1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