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处亚洲大陆东部，纸及造纸术首先传至邻近的亚洲国家，这是不言自明的。中朝两国山水相连，自古即有紧密往来与交流。中国纸在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就已传入朝鲜半岛。这时相当于那里的新罗(公元57—935年)、高句丽(公元427—668年)及百济(公元18—660年)三个政权鼎立的三国时代。其中高句丽与中国陆上接壤，中国汉魏北方文化从大陆传入高句丽，高句丽又与东晋及南朝通使，吸取了长江流域的文明。百济也既通使北朝，又与南朝往来。当时半岛知识界以“五经三史”为普遍读物，通行汉字，中国纸本书卷自会不断涌入。早在西晋太康六年(公元285年)百济博士王仁将《论语》等书卷写本带入日本，则高句丽、百济得此写本必在此以前。我们认为朝鲜半岛造纸可上溯至4—6世纪，即魏晋南北朝之间，主要生产麻纸，但大部分纸仍从中国得到。王建(公元877—943年)建立的高丽朝(公元936—1392年)统一半岛后，与宋朝保持往来，此时造纸业有了发展，皮纸成为新的纸种。高丽朝造的纸厚重、强韧而洁白，为宋代士大夫所喜爱。南宋人陈槱《负暄野录》卷下说：“高丽纸类蜀中冷金，缜实而莹。”北宋人喜欢用高丽纸作书画卷子的衬纸，以其质地坚实。文人还作为赠友礼物，如韩驹(？—1135年)诗云：“王卿赠我三韩纸”，即指高丽纸。高丽纸扇大，风量也大，宋人苏轼、邓樁都夸过高丽纸扇好用。元代人鲜于枢《纸笺谱》将高丽蛮笺列为名纸之一。元时朝廷遣人至高丽选购印佛经的经纸。另一种染色的鹅青纸亦产于高丽，黄庭坚(公元1045—1105年)及金章宗完颜璟等喜在此纸上写字。
明清时李成桂推翻王氏高丽，建立李朝(公元1392—1910年)，改国号为朝鲜，再次统一半岛。造纸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主要以楮、桑为原料生产皮纸，世宗时(公元1418—1450年)生产少量竹纸。李朝造皮纸有各种色笺、发笺，中国仍沿过去习惯称高丽纸。明人沈德符《飞凫语略》说：“今中外所用纸推高丽贡笺为第一，厚逾五铢钱，白如截脂玉。每番揭之为两，俱可供用，以此又名镜面笺”，适于写字，但不适于作画，看来是生纸。董其昌(公元1555—1636年)、黄公望(公元1260—1354年)等名家喜欢用高丽镜面笺写字。故宫藏董其昌书画作品有的即用此纸。这种纸还大量用于印书及佛经。高丽纸特点是纸厚(0.25毫米—0.5毫米)，比中国纸厚两倍，多为皮纸，纸白，纤维较长，纸面上帘纹较粗。这些特点是三国时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归根到底是魏晋南北朝时中国北方麻纸的遗风。朝鲜半岛产竹少，竹纸没有得到发展，主要是皮纸。其制造技术显然沿用中国技术及设备。但有时略有不同，如皮料是一根一根地剥去青表皮，用木棍打成分散纤维后并不切得很短，用长纤维抄造只能造出厚纸，无法抄成薄纸，高丽纸使我们一眼即可认出，而与中国纸形态不同。高丽纸本与魏晋南北朝北方麻纸属同一技术类型，又掺入唐以后皮纸技术，结合具体情况而最后定型。
中国与越南陆上相邻，两汉以来越南境内一些地区受中国封建王朝统治达千年之久，读书通用汉字，习四书五经，且有科举，中国纸及书卷在2世纪已传入这里。汉末社会动乱，大批中国人来越南避难，带来了中原文化及生产技术。至迟在3世纪越南北部已能造纸。吴(公元222—280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说：“荆、扬、交、广谓之榖，……今江南人绩其皮以为布，又□以为纸，谓之榖皮纸。”交州即在越南境内，3世纪已生产楮皮纸。晋人稽含在其著作《南方草木状》中说，太康五年(公元284年)大秦(东罗马)人献晋武帝蜜香纸三万张，帝以一万张赠镇南大将军杜预，令写《春秋例释》及《经传集解》。《晋书》卷四亦载太康五年“林邑、大秦国各遣使来献(纸)”。林邑为越南中部的占城或占婆(Champa)，蜜香纸由蜜香树制，后者为越南生长的瑞香科蜜香树。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Hirth，公元1845—1927年)在《中国与东罗马》(ChinaandtheRomanOrient，1885)一书中认为公元284年东罗马人来中国广东通商，途经越南时买下沉香皮纸充作本国物品向中国朝廷进贡，就像东汉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东罗马人从越南购象牙、犀角、玳瑁献给中国朝廷那样。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可见3世纪时越南北部不但生产楮皮纸，且中部还生产瑞香科皮纸。但后一种纸并不具有香味，因香味素在造纸过程中已除去，除非在纸浆中重新加入香料。
越南北部造纸较早，南方用纸由北方输入。宋元以后南方造纸术逐渐发展。明人高熊征《安南志原》卷二称，陈朝(公元1225—1398年)艺宗时遣使将越南纸扇送给明太祖，很受喜欢。1407年以后十几年间越南每年都送给明廷纸扇万枚。越南人黎崱〔ze仄〕《越南志略》卷一说，1730年清朝雍正皇帝将书籍、缎帛、珠宝玉器赠越南，而越方回赠的有金龙黄纸200张、斑石砚两方等。13世纪以后越南从中国引进印刷术，开始以纸印书，更发行纸币。吴士连《大越史记·陈纪》说，1396年夏四月陈朝初行通宝钞票。越南印本书均以汉文和字喃写成，版式、字体与中国大同小异，晚期的书多印以竹纸，因为那里有丰富的竹材。但研究越南造纸技术史尚嫌史料不足，实物遗存多是18—19世纪之物。从近代越南手工造纸情况观之，所用设备及方法与中国相同，越南纸也与中国纸类似，而与朝鲜纸及日本纸稍异。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国造纸亦有千年历史，其“和纸”是有名的传统工艺品之一。即使在机制纸高度发达的今日，手漉和纸仍为书画艺术家所喜爱，也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日本拥有造纸方面的丰富文献记载及历代实物遗存，而且日本学者研究纸史特别勤奋。据《日本书纪》记载，公元285年百济人将中国书卷带至日本，而公元610年高丽王遣高僧昙〔tan谈〕征赴日。昙征(公元579—631年)知五经，且能制纸墨。过去史家都认为日本造纸始于公元610年，通过朝鲜媒介得中国造纸技术。但和纸史专家町田诚之教授认为日本造纸可能早于此年代，他的意见颇有道理。
实际上南北朝时的中国已与日本有频繁的直接往来，隋时大批日本使臣、学问僧前来中国，中国人也东渡日本，有可能在这过程中从中国引进造纸术。法隆寺、东大寺所藏日本飞鸟时代(公元592—714年)、奈良时代(公元715—805年)、大宝年(公元701—703年)、天平年(公元729—748年)文书用纸，原料多为麻布、楮皮及雁皮。雁皮造纸始于奈良时代。日本造麻纸、楮纸技术与唐代是一致的。《延喜式》载平安时代宫内有图书寮，“掌经籍、图书，修纂国史”，更有装潢手掌装潢经籍并染纸，这同唐代宫内编制也是一致的。平安时代成书的《令义解》更称“凡造纸长功日截布一斤三两，舂二两，成纸百九十张”。“长功”是技术熟练的纸工，估计此时抄造的是小幅纸。又说：“长功煮榖皮三斤五两，择一斤十两，截三斤五两，舂十两，成纸百九十六张。”雁皮古称斐皮，属瑞香科，盛产于日本，是重要和纸原料之一。
平安时代在伊势(今三重县)、尾张(今爱知县)、三河(今爱知县)、越前(今福井县)等地造楮纸、斐纸、麻纸及檀纸，而京都更有官局纸屋院。古小说《源氏物语》提到蜡染纸、青折纸、紫纸、赤纸、胡桃色纸及交纸等加工纸。与此同时，中国各种纸及书卷陆续流入日本，奈良正仓院藏有大量唐代纸，其中有较薄麻纸，当是中国南方所造。
日本纸也流入中国受到好评，《新唐书·日本传》载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日本使者真人兴能献百物，兴能善于书法，其所用楮皮纸纤维细如蚕茧，表面平滑。宋人罗濬《宝庆四明志》说：“日本即倭国，地(处)极东，近日所出，俗善造五色笺，中国所不逮也。”明人方以智《通雅》卷二十二提到日本国出松皮纸。而宋应星《天工开物》称日本有造纸不用帘者，恐出于误解，实际上日本造纸一律用竹帘。
镰仓时代(公元1190—1335年)以后麻纸渐少，皮纸成为主要纸种，尤以楮皮纸产量最大。正仓院文书中还有以楮皮及雁皮混合抄造的纸。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8年)手漉和纸达到全盛期，除以往各种原料外，三桠皮亦大量用于造纸。日本印刷术也发展很早，著名的《百万塔陀罗尼》是宝龟元年(公元770年)印成的佛经。在亚洲国家中就现存印本古籍数量而言，除中国外，要数日本国。和刻本多以汉文写成或汉籍重印，亦有用日本文写成者。日本和纸特点是厚重洁白、纤维匀细，皆精工细作，经长期演变自成独特风格，和纸文化在当今受到日本全社会的重视和保护，视为无形文化财产。
中国纸和造纸术南传后至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泰国、柬埔寨、缅甸、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这些国家造纸均晚于朝鲜、日本和越南这些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唐代佛学家玄奘(公元600—664年)访问印度后在《大唐西域记》卷十一记载说，南印度有多罗树林周30余里，取其叶书写，此即贝叶经。多罗或贝多罗源于梵文pattra或patra，本义是叶子，即棕榈科扇椰树树叶。可见玄奘旅印时那里还没有纸。古代尼泊尔、巴基斯坦、缅甸、泰国亦用贝叶为书写材料。当中国造纸术传入后，引起书写材料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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