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近代欧洲

　　中国与欧洲通过古代的丝绸之路早已有交往。但真正把儒家思想传到西欧并产生影响的则是明清时代来华的传教士。17世纪下半叶，意大利传教士首先来到中国，其中最有名的是耶稣会士利玛窦(公元1552—1610年)。利氏1582年来华，留居中国28年，接触各阶层人士，结交徐光启、李之藻等一批官僚士大夫，对中国国情、传统思想有深刻的了解。他下苦功学习儒家经典，深知其影响既深又广，认为只有肯定儒学并把它与天主教教义结合起来，才能在中国传教。他一面用中文发表《天主实义》等书，向中国人传播用儒学论证的天主教教义，一面用拉丁文出版他译的《四书》和他写的《基督教传入中国史》、《利玛窦日记》，向欧洲介绍中国和儒学。他的著作在意大利和欧洲引起强烈反响，利氏因此得到“博学西儒”的雅号。此后来华的传教士有增无减，其中多数人也像利氏一样，主张天主教与儒教相融合。他们既讲圣经又讲儒经，如艾儒略在福建传教多年，被当地人称为“西来孔子”。他们也大力向西方介绍儒学，传教士殷铎泽等人的《中国之哲人孔子》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后，欧洲学者普遍认为孔子是道德与政治哲学的最大学者，对儒家的赞美达到最高峰。

　　儒家经典经传教士和旅欧华人的迻〔yi移〕译，源源不断地在西欧各国出版，其中不仅有《五经》、《四书》，还有《通鉴纲目》、《列女传》以及一些文艺作品如《元人百曲》、《赵氏孤儿》等等，加上传教士自己写的关于中国、儒家思想的书籍，在读书界、思想界造成强大声势，使各国王公贵族到普通民众都关注中国，甚至形成中国热。18世纪的法国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先进的思想家们正在从各方面批判基督教和教会，启发着人们的头脑，当儒家这种非基督教思想体系出现在面前时，他们的惊喜、振奋是可想而知的。儒学给了他们以极大的鼓舞和启迪，受到他们的衷心赞誉。

　　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公元1694—1778年)对孔子及其学说最为倾倒。他十分推崇孔子的德治思想，认为中国两千年来从天子到庶人都以修养道德为本，以孔子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能做到国泰民安。由于孔子思想的强大威力，征服中国的人，到头来都被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征服。伏氏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开明君主制，在他心目中，中国正是开明专制的模范。中国政府把增进人民的福利当作首要的工作，人民则把政府官员看作家长。他认为中国的政治组织是最优良的，他说：“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不幸。”伏氏对儒家只讲道德，不讲“怪力乱神”等迷信观念，十分赞赏。他说：“道德是来自神的，所以到处是一律的；神学是来自人的，所以到处不同而且可笑。”他是一位自然神论者，认为真正相信上帝的人只讲道德，不讲迷信，孔子就是这样，欧洲的教会恰恰相反，只讲神学迷信不讲道德。为了宣传孔子伦理思想，他把元曲《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搬上法国舞台，让法国人看到道义毕竟要战胜暴力。伏氏在自己的著作中常常赞誉孔子思想，把孔子画像挂在自己的礼拜堂中朝夕礼拜。

　　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霍尔巴赫(公元1723—1789年)，对孔子的德治思想也十分推崇。他在《社会的体系》一书中强调：“中国可算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历史悠久的帝国向人们显示，国家的繁荣须依靠道德。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道德成为一切合于理性的人们的唯一宗教。”他认为欧洲的政府一定要学中国，欧洲的基督教道德也应用儒家道德取代。另一位百科全书派学者狄德罗(公元1713—1784年)认为，孔子学说简洁可爱，只用理性或真理去治国平天下，令人钦佩。

　　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公元1694—1 774年)认为真正创造财富的是农民的劳动，是农业，而不是贸易经商。他对儒家学派的重农轻商思想十分赞赏，并且认为儒家举贤才的思想以及以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做法，比法国世袭贵族把持官场的做法要优越得多。在他的提倡鼓吹下，法王路易十五也曾仿照中国皇帝的样子，举行亲耕仪式。由于魁奈敬重孔子，宣传儒家思想，他本人被称作“欧洲孔子”。他的弟子大米拉博曾说：“孔子立教的目的，在恢复人类的天性，不再为愚昧和情欲所蒙蔽，所以他教人敬天，畏天，爱人，战胜物欲，勿以情欲衡量行为，应以理性为标准；凡是不合理性的，叫他们勿动、勿思、勿言。宗教道德优美到这个地步，真是无以复加了。但是还有一件要事待我们去做，就是把这种道德教训普行于世界，这就是吾师的事业。……”重农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杜尔果不但阅读儒家书籍，而且与旅欧华人有密切交往，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推进了自己的研究工作。

　　18世纪的德国思想界，也流行着孔子热、儒学热。德国大哲学家、大数学家莱布尼兹(公元1646—1716年)很欣赏中国的古老文化。他读过儒家经典，与到过中国的传教士关系密切。他认为，中国的政治、伦理堪称模范，帝王贤明，平民有教养，如能把这些引进欧洲，而中国引进欧洲的理论自然科学，一定会增进人类的幸福。莱氏的数学成就之一是创立了用0和1表示所有数字的二进制数学。后来当他看到邵雍《先天图》六十四卦的排列时，惊喜地认为，中国古代的伏羲氏几千年前已经懂得二进制的道理了。因为号称伏羲先天图的六十四卦次序，从坤开始每卦递增一个阳爻——，到乾卦为止，秩序井然。如果以阴爻为0— —，阳爻——为1，那么每一卦都是一个二进制的数字，如坤为000000，乾为111111，用自然数表示分别是0和63，中间各卦分别为000001，000010……，111110，用自然数表示即1，2……62。莱氏说：“这个《易图》可以算现存科学之最古的纪念物，然而这种科学，依我所见，虽为四千年以上的古物，数千年来却没人了解它的意义。这是不可思议的——它和我的新算术完全一致，……要是我没发明二元算术，则此六十四卦的体系即为伏羲《易图》，耗费了许多时间也不会明白的罢！”莱氏的学生沃尔夫(公元1679—1754年)也是一位儒家文化的宣传者，在这方面他的影响更大，因为他不像老师那样偏爱拉丁文，而是用德语在大学里授课。1721年他在哈尔大学讲《中国的实践哲学》，认为儒学是关于政治、伦理的实践哲学，是由尧、舜、孔子等创立和坚持的传统观念。儒学以自然和理性为基础，与基督教的神启和信仰可以相辅相成。虽然承认两方面都是真理，都有存在的必要，但他对自然和理性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德国政府认为他宣传了无神论，勒令他在48小时内离开德国，否则即处死刑。不过这种办法并没能阻止沃尔夫思想的传播，他受到人们的同情和支持，他的哲学在一段时间里占领了许多大学的讲坛。

　　儒家思想在启蒙运动盛行的西欧特别是法、德两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为什么一个封建宗法等级制的思想体系会帮助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呢？这是因为启蒙思想家们由于渴望非基督教文化，而把儒学大大地理想化了，用他们自己的观点去阐释儒学，他们抓住儒学的某些特点，向着他们希望的方向去理解和解释，儒学便成为主张理性、博爱和道德，主张法制和开明君主制的学派，他们借用儒学的名义发挥他们的主张。因此越是热烈要求思想启蒙的人，越是热烈地颂扬儒学。法、德两国的一些思想家就是如此。19世纪的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也有类似的情况，用儒家的“圣王”去解释他们的民主思想。这时的英国经过革命和妥协之后，社会秩序已经安排就绪，没有法国那样强烈的启蒙要求，所以英国人能更客观地看待儒学和中国文化。虽然在英国建有欧洲最早的孔子庙，作为欧洲“中国热”的一个反映，但那只是从建筑学上考虑，备一个中国风格的建筑物，决不是尊崇儒家，实际上英国人对儒家思想是冷淡的。

　　19世纪以后，西欧各国对儒家思想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热”、“孔子热”消歇了，代替崇敬、赞扬的是鄙视、贬抑。这时西欧的学术界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之后，对中国文化的底蕴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看到前辈学者的夸大和失实。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各国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建成，它们需要的是殖民扩张，夺取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中国这个老大腐朽的东方帝国恰恰是它们的掠夺对象，对中国的政府、人民和传统文化鄙视乃至仇视就是非常自然的了。这时它们也还要研究中国，但目的不是发扬中国的国粹，而是找出其缺点、弱点、落后和腐朽的东西，以便打败和制服它。从学者方面说，以增进了解和友谊为学术研究目的的，不乏其人；但是从政府、财团、基金会方面说，它们拨款建立研究机构、购置图书等等，总离不开侵略与扩张的需要。不像启蒙学者对儒学和中国文化有意抬高，而是有意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