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社科规划办寄给我一套钟敬文先生主编的、由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出版的六卷本《中国民俗史》，要我这个搞社会学的人发表一些看法。这大概是因为教育部的研究生学科分类中，社会学这个一级学科包含有四个二级学科，其中除了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外，还有民俗学。这里，我就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谈点感想，算是对这部巨著的简评。
首先，这套属于《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的重量级著作，学术价值重大，在国内外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它是中国民俗史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钟先生在生前曾把它叫做“中国文科的宝贝”，他深情地说：“我们现在正在编写六卷本《中国民俗史》。这套书出来了，就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科的宝贝。”这本书确实能够改变过去那种不正常的情况，即“到现在为止，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研究中国民俗文化的学者，在世界上知名的，往往都是外国学者，但也不能老是几个外国人的名字，中国民俗学者自己要争气”。现在看来，这部六卷本巨著正是争气之作、扬眉吐气之作，是中国民俗史学界在国际学术界，开始从边陲向学术中心转变长途中的重要一站。当年，钟敬文先生站在这样的高度来规划设计这部著作，是值得其他学界借鉴和学习的。这种学术趋势与我国正从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转变的趋势是一致的。这本书的出版，也很好完成了钟敬文先生未竟的宏愿。
其次，中国民俗史的研究，不仅要正确处理好本学科的许多重大问题，如民俗志、民俗史、民俗理论等问题，还要处理好与相关学科关系，其中也涉及到与社会学、文化学、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关系。钟敬文先生指出：“民俗学的基础学科应该是社会学与社会学史，以及文化学与文化学史”。这是很有见地的，是“没看见哪个外国学者讲过”的。他认为，这两组基础学科“每组都是密切相关的，同时也各有其领域”，并强调指出“研究民俗史和民俗学史，要离开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记录，是不可想象的”。那么民俗学史的特殊性在哪里呢？钟先生指出“我们的重点是研究底层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确实，社会学与民俗学是两门密切关联的学科，正如我5年前在一篇题为《促进民俗学与社会学的合作》的文章中指出的，民俗学和社会学“在历史渊源、学术传统、研究对象以及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存在许多交叉。在过去，就已经有不少社会学者和民俗学者合作进行研究，像吴文藻、费孝通等前辈学者，把存活于乡间街巷的民俗文化作为极有价值的研究对象。这种学术研究其实是国际、国内社会学界、社会人类学界的一种深厚学术传统。今后，社会学和民俗学这两个学科应该而且必须携手并进”(《光明日报》2004年2月17日B4)。《中国民俗史》六卷本的出版，会促进这种趋势。
第三，中国民俗史的研究，还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钟先生提出：“对于民俗，我一向主张，它是历史的，也是现在的，错综交融。”按照钟先生的意见，所谓民俗史，就是古人记录的文字，而民俗志则是现在记录的文字。他指出：“我们要熟悉民俗知识，首先要熟悉‘志’；对于历史上的民俗知识的了解，就要靠‘史’了。”为什么首先要熟悉“志”呢？我体会这里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强调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和基础性。因为，民俗志又叫田野作业资料。“田野资料要靠学者自己亲身下去考察获得”；“再好的理论也不能抵消学者本身对第一手资料的认识”。另外一层意思是，尽管在历史和现在的错综交融中，两者是不可截然分开的，但是掌握现在是首要的。这是由于现在是历史的延续，而历史是由现在来定义的。这一点在社会学上被概括为“现代是成长的，传统是被发明的”。我们在六卷本中可以看到，众多的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民间工艺如何从古到今演变的，在这种演变中，历史的民俗传统，如何被后来的现在赋予意义的。这部巨著不仅生动地体现了“现代是成长的，传统是被发明的”，而且也向我们表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第四，对唯物辩证法的强调。钟敬文先生说：“我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就学辩证法，学到了晚年，也没有放弃。”还说“其实照我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对于搞学术研究、对于指导人生选择、对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还是相当有效的，但不是唯一的。”正是由于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根本的方法论，辅以多种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共同的具体方法，我们看到，他在处理民俗学本身的问题时，在处理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时，都说得既全面，又有重点，掌握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唯物辩证法的活的灵魂。这一点在六卷本中都有体现，在现在“学界的潮流也发生了变化，不大讲使用辩证法了”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思考。
总之，在钟先生的主持下，本书的主旨高屋建瓴，特点明显突出，通过诸多中国民俗学界学者的共同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真是可喜可贺。全国社科规划办把它作为精品列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也是做了一件意义重大的好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郑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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