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至今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宝贵资料。由于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理念、政策制度等各有不同，所以，不同朝代的文献亦具有各自的基本特征。全面收集、整理某一朝代的现存文献，编纂某一朝代的大型断代文献集成，对于全面认识这一朝代，进而对其展开各个学科的专门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意义。山东大学董治安教授主编的《两汉全书》已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编纂汉代大型断代文献集成的首创之举，亦是编纂我国大型断代文献集成的一次成功尝试。
《两汉全书》体现了编纂者“力求其全”的编纂思想。两汉文献产生于距今2200至1800年前，受中国古代书写材料、传播方式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历代社会动乱、学风倾移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流传至今者十不存一。有鉴于此，《两汉全书》的编纂者将“力求其全”作为全书的首要追求，要求“凡属西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至东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这一历史阶段的所有文献，举如各种专著、别集、单篇诗文赋，以及经籍传注、小学著作等等，包括佚文残篇，悉予彙录”（《全书》前言）。这一编纂思想，充分考虑到满足海内外学者渴望全面获取两汉文献资料的学术期待，考虑到当今社会赋予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者的时代职责，具有较为宽广的学术胸襟与较高的学术勇气。为此，编纂者们遍查各种相关文献资料，梳理甄别，审慎弃取，所付辛劳可想而知。
《两汉全书》体现了编纂者体例创新的学术追求。现存两汉文献形式多样，既有相对独自流传的专著、注释类著作，又有散见于各种史书、方志、类书、总集中的诗文作品；既有后代屡经传抄翻印的纸本文献，又有历年出土的简帛石刻，将其有机地汇为一编，此前无先例可供借鉴。《两汉全书》的编纂者经过反复斟酌，采取了以人系文（包括著作）的办法，“一、把普查到的近九百名两汉人物，一律按历史年代逐次排列先后顺序，人物年代不详以及无名氏著作，则排列其后而别作处理。二、以人物为单元排比文献资料，即在每一人物名下，首列其专著，次列其别集以及单篇作品，再列其他文献资料。”“因此，《全书》既是断代专著的集成，又是一系列新编别集的总彙，带有一代总集的性质” （《全书》前言）。这样的编纂体例，兼有传统丛书、总集的学术功能，便于读者从作者时代发展的纵向脉络，以及时代相近作者的横向比较两个视角使用《两汉全书》，既适用于汉代现存文献的实际状况，亦为编纂我国大型断代文献集成提供了新的范式。
第三，《两汉全书》体现了编纂者精益求精的治学风范。古籍整理是一项颇费学术功力，讲究谨严认真的艰苦工作。整理现存两汉文献，则更有其特有的难度，有的著作历代流传版本繁多歧说并存，有的著作学者关注较少文字多有衍夺误导，为此，《两汉全书》的编纂者在选定底本、辑补佚文、校勘文字、标点断句、撰写小传与解题等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例如，陆贾《新语》是西汉初年的一部重要著作，《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均有著录。整理者以《四部丛刊》影印明弘治间桐乡令李廷梧刻本为底本，“校以《子汇》本及程荣《汉魏丛书》本、《两京遗编》本，参考唐晏《新语注释》、今人王利器《新语校注》，采择杂纂、类书所引及古选本文字，整理入编”（《全书》第1册），于不足12000字的原文中，列出有关删、补、改的校语116条，且对所附七段《新语》佚文加以按语说明，行文简要，兼采众长，堪称目前最佳的陆贾《新语》文本。另外，《两汉全书》收录有两汉谶纬文献、两汉石刻文献，附编有两汉简帛文献，其编纂者既有统观汉代谶纬、石刻、简帛文献的学术视野，又具有上述专门之学的深厚素养，其成果别有一番新的气象。
总之，《两汉全书》是一部规模空前、总括汉代现存文献的大型断代文献集成，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又一重大成果。同时，《两汉全书》的成功经验，亦将在编纂其他朝代大型断代文献集成的工作中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韩格平：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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