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幼学(1154-1217),寿64岁,字行之,瑞安新城人。1172年中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卒谥文懿,病逝京都,归葬永嘉洋岙山。他是永嘉学派巨擘陈傅良的弟子,关系密切,学术观点相近,遂成为永嘉学派继承者。
年青时曾从师陈傅良。两人是同乡,志趣相投,且都负文名。一时“声价喧踊,老旧莫敢齿列。”十八岁时,应礼部试,考取第一名。后几次选拔,文皆过于师。
一回孝宗亲自策士,拟将幼学列为首选。廷对时,这位初生之犊却说,“陛下资虽聪明而所存未大,志虽高远而所趋未正,治虽精勤而大原不立。即位之始,冀太平旦暮至。奈何今十年,风俗日坏,将难扶持;纪纲日乱,将难整齐;人心益摇,将难收拾;吏慢兵骄,财匮民困,将难正救。”孝宗看罢四个“将难”对策,心中不悦,宰相虞允文尤恶之。幼学遂而下第,遣为广德军教授。
过了几年,当时执政荐他入朝,孝宗也答应,问“年几何矣?何以名幼学?”参政施师点答,“孟子云,‘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故幼学其名,行之其字”。孝宗伫思良久慨然道,“今壮矣,可行之已。”即授予敕令所删定官。幼学入朝,适温州大水,为解百姓之困,上疏请求赈济,朝廷从之。
光宗立,以太学录召,改授武学博士。逾年升秘书省正字兼实录院检讨官。又过数年,宁宗即位,幼学得器重拟要进擢。时宰相韩侂胄用事,为排除异己,施行“伪学”之禁。蔡幼学与朱熹、陈博良、叶适等五十九人,尽入“伪学”查禁之列,“并令省部籍记姓名,与闲慢差遣。”幼学见京中朋类将散,自己也被罗织,便力求外补。遂而特除提举福建常平,外放至福建。当时朱熹居建阳,幼学每事咨访,又被御史刘德秀劾罢,任闲职凡八年。
嘉泰二年,“伪学”之禁渐弛,幼学起如黄州。旋又召为吏部侍郎,再迁国子司业、宗正少卿,皆权中书舍人。中书舍人为六房(吏、户、礼、兵、刑、工)承办文书和起草诏令官员,位较重。侂胄诛后,余党尚塞正路,幼学次第弹劾,窜黜尤众,号称职。嘉定间,幼学除龙图阁待制、知泉州,旋又进福建路安抚使。在任关切民瘼,敢为民请命。当时提举司命令百姓以田高下藏新会子,若不如令,便要抄没其资产。新会子是纸币,因滥发而价值大跌,同时又不能作交纳赋税用。幼学愤然,“罔民而可,吾忍之乎!惟有去而已”。要求罢去这坑民之苛令。
清代苏广蘅塘退士孙洙选编的《唐诗三百首》里没有一首瑞安人的诗,但是,晚清大词家朱孝臧(祖谋)编的《宋词三百首》里却有温州瑞安人的作品,它便是蔡幼学的《好事近·送春》。这也是该书中惟一入选的瑞安籍作者的词。
蔡幼学不但是永嘉学派的重要人物和南宋时力主抗金的爱国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文学家,但为其在学术上和政治上的光辉业绩所掩盖,他在《宋史》中被编入《列传·儒林》之目。因此,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虽然他的散文、诗、词都写得很好,很有自己特色,但保存下来的文学作品却非常少。他的《育德堂集》、《西坦集》早就失传。现在我们能读到的只有五言的古体和律诗6首,及被朱孝臧编入《宋词三百首》里的《好事近》词一首。
从这些被保留下来的7首作品中,我们可以窥见蔡幼学的诗风朴实,平易近人,不刻意雕琢,无艳丽虚浮之辞。他虽与“永嘉四灵”处于同一个时代(十一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又生活在温州地区,但诗风与“四灵”迥异,而又与“江西诗派”不同。他写诗不猎奇,不立异,不用典故,不发议论。现存的6首诗和1首词都是用白描手法,平易的语言,记述眼前之情之景,能于细微处写出大自然的美丽和人性的善良和纯真。孙锵鸣在他的《东嘉诗话》中说“蔡幼学之诗‘冲和粹雅’,置之《止斋集》中,亦不能辨。”的确,笔者也觉得他的诗风受其业师陈傅良影响很大。
其次也可以发现蔡幼学诗词的思想内容是健康向上的,处处体现出儒家面对现实的入世观念。正如叶适在《蔡幼学墓志》中所写的:“公幼以文显,无浮巧轻艳之作。既长,益多阐教化、养性情,花卉之炫丽,风露之凄爽不道也。”其诗在写景中常闪耀着哲理光辉,抒情中不忘勉励之语。譬如他的《早至湖心小园》的这首五言古诗:“凉月在木末,我行出林坰。林坰何所事,爱此朝气清。池荇浥风露,洒洒醉梦醒。来禽俯清泚,相照脸色赬。悠然到瓜田,钩蔓亦轩腾。万物咸得宜,吾生亦何营。”本来是记游写景之作,但经过他的笔触,却使人们看到的万物都呈现了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生机盎然,引人奋进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