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溍100篇作品 >>

人 物 生 平

　　早年经历

　　元至元十四年十一月一日（1277年11月27日），虽时值初冬，但婺州义乌稠城，天气晴和，阳光灿烂，显得格外温暖。清澈澄碧的绣湖之水，在日光的映照下，波光粼粼；轻风掠过湖面，又泛起层层涟漪。就在这冬暖如春的美好日子里，一男婴在绣湖之畔的院落里呱呱坠地，全家人欢欣不已。他，就是后来名垂史册的元代“儒林四杰”之一、著名史官、璀璨耀眼的一代文星黄溍。

　　黄溍之父黄铸，母童氏。先祖黄中辅，传承其舅父宗泽的精神，刚正耿直，正气凛然，为南宋有口皆碑的志士。据《文献公全集》补遗卷之十一《桂隐先生小传》所载，南宋绍兴中期，秦桧篡权柄国，在和议达成之后，他每日里驱使文人墨客吟诗作赋，以歌颂所谓“太平中兴”之美。倘若有人说“奸臣当道”，就立即捕之杀之，士大夫中的不少人害怕得缩进了头。但黄中辅高风亮节，奋不顾身，愤然作乐府诗题写太平楼。诗日：“快磨三尺剑，欲斩佞臣头。”他这一勇敢之举，险遭不测之祸，但也被人们传为美谈。秦桧死后，过了一些年，朝廷将授官黄中辅，但他未受命就去世了。

　　黄溍生性聪颖，天资绝人，且相貌俊秀，得人喜爱。他从小就循规蹈矩，好学不倦，孜孜以求，平日里无事决不随便出门玩耍。先生教授的《诗经》、《尚书》，过目不忘，熟读成诵。他学习写作，长进很快，几百字的文章，一挥而就。久而久之，黄溍的文章在当地出了名，并不断传扬开去。

　　一日，13岁的黄溍所写的《吊诸葛武侯辞》一文，被学问渊博的山南先生看到了。他细细阅读后，倍加赞叹，说：“我们义乌，当今以文辞著称者，唯喻良能、喻良弼兄弟俩（官塘乡喻宅人）。这孩子稍加培植，不就可以和两喻相匹比了吗？”这位山南先生，原名刘应龟，义乌青岩刘人，曾任月泉书院山长、杭州学正，宋末隐居石门山。于是，山南先生就收黄溍为学生，传道授业，使他长进不少。

　　20岁时，黄溍游学杭州，受教于南宋的遗老巨公和一些饱学之士。这时，风华正茂的黄溍，犹如遨游在知识的海洋，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益闻近世文献”。

　　从杭州回到义乌后，黄溍诗兴勃发，遂与隐居浦江仙华山的诗人方凤交游，吟诗作赋，互相唱和。在共同的爱好和志趣中，他们互相切磋，互相启发，既增进了学问，也增进了友谊，当然也写下了不少美丽的诗篇。

　　50余年后，黄溍还写下不少诗篇，怀念已逝的方先生。

　　当时，“以文名于四方”的黄溍，淡泊名利，“绝无仕进意”。但不少了解他的友人却竭力荐举，希望他出仕为国出力。元大德五年（1301），25岁的黄溍，被举为教官。两年后，又举为宪吏。可是不久，黄溍仍退隐于家，沉湎于写诗作文。

　　步入官场

　　元延佑元年（1314），朝廷恢复了贡举之法，以便选拔延揽人才。对早就出了名的黄溍，县吏就催促他参加考试。当年，省试《太极赋》，黄溍以楚声为之，词作摆脱陈言，卓然不凡，成为试场中的上乘之作，被人传诵。翌年（1315），满腹经纶、才气横溢的黄溍廷试中选。但读卷官以黄溍“词近激”为由，张榜时仅为三甲末第，赐同进士出身，授将仕郎。同年四月二十二日（5月25日），授官台州路宁海县丞。

　　宁海县，位于浙东沿海，濒临盐场，盐业兴旺。可是，一些盐户有恃无恐，以为他们不隶属于县衙门，因而不受管束，肆意妄为，残害百姓。而当地的一些官吏受这些盐户的贿赂收买，也不主持公道，听之任之，使得这股恶势力更加肆无忌惮，横暴尤甚。

　　黄溍到任后，察访社情民意，见此情景，深恶痛疾，并毫不迟疑，对为非作歹者一律绳之以法，绝不宽容。此时，黄溍的下属官吏，有的忧心忡忡，深怕受到报复，因此，就小心翼翼地告诉黄溍说：“这伙人背后有人撑腰，惹不得！”这劝说当然出于好心，认为黄溍初来乍到，还是明哲保身要紧。可黄溍没有却步，他斩钉截铁似的回答道：“官可以不当，百姓的事不能不管。”他仍然执法如山，对地方恶霸严惩不贷。几经努力，恶焰渐消，百姓终得安宁。

　　在惩治这些害人虫的严峻斗争中，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有一后母与一和尚通奸，并用毒药谋死亲夫，反诬被亲夫的前子所杀，而前子将被定罪。听了前子的叫屈声，黄溍脱下官服，打扮成平民，深入暗访，查明实情，终于使案情真相大白。冤案昭雪，好人得救，凶手受惩，全县百姓拍手称快，莫不叹服，对黄溍钦敬不已。

　　当时，宁海县内还有一些恶少参加盗窃集团，图谋抢劫，县衙得到举报，悬赏缉拿。可地方上的大姓豪强，为了谋取赏格，不凭证据，胡乱举报，并据此抓来一批“嫌疑犯”。但由于没有真凭实据，远难断案，致使久拖不决。黄溍为此多方调查，一一细细审理，公正断案，既不冤枉好人，也不放纵坏人，其间被免除死刑的就有10余人。

　　朝廷派大员到各地考察，得知黄溍既能干又清廉，政绩显著，便提升他为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石堰西场监运，并委以整顿吏治。黄溍任劳任怨，秉公办事，惩治了盐场不法之亭户。这一来，纪纲大振，百姓信服，盐场为之一清。

　　延佑六年（1319），黄溍改任绍兴路诸暨州判官，后又奉省撤监税杭州。当时的诸暨，“其俗素称难治”，积弊深重，棘手难题较多。黄溍到任后，一不畏难，二不大意，审时度势，对症下药，重点击破，终于变难治为易治。

　　官府巡海船，按照惯例，三年就得更新，费用由官府支出，但不敷之数，须由百姓补足。于是，一些贪官借机向百姓伸手敛财，以多收少付的办法，中饱私囊。对这一敲诈老百姓的陋政，黄溍变革向例，节省开支，杜绝贪污，把多余的钱退还给老百姓，从而减轻了人民负担。百姓领了这笔退还的钱，欢呼声不断，称黄溍是清官。

　　当时，还有一些不法之徒，互相勾结，以伪钞扰乱社会，胁攘民财。而一些地方官吏又任其欺诈，不管不闻。这些不法之徒就更加胆大妄为，致使伪钞泛滥成灾，殃及邻近的新昌、天台、宁海、东阳等县，株连数百家，百姓遭害，情景很惨。府长官令黄溍查处此事。黄溍通过查问，明白了真相，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使得有关人员低头认罪。渎职的官吏被除名，不法之徒受到了惩罚，那些无辜被株连者也得到解脱，老百姓也不再受伪钞的祸害了。可其间有一个“捕盗卒”，暗地把伪钞藏匿良民家，而后又向官府“揭发检举”，并纠集近百个恶少手持棍棒，冲向这良民家搜查，气势汹汹，企图大敲竹杠，以发横财。此时，正好黄溍下乡后回城，同这伙人相遇于郊野。黄溍见此情景，顿生疑窦，他便反问道：“州府弓卒定额仅30名，哪来这许多人？”“捕盗卒”瞠目结舌，无言以对。黄溍便喝令“缚送子州！”这群恶少见势不妙，慌忙作鸟兽散。这良民终于免遭了一场灾祸。

　　有一盗贼被关在钱塘县狱内，可他贼心不死，暗中勾结一游民，指使这游民贿赂收买了狱吏，于是，狱吏便私下放了这盗贼。而这狱吏利令智昏，又如法炮制了假文告，并打发这盗贼做向导，先后逮捕了20余人，以此威胁百姓，索取钱财。黄溍得知这一情况，深入察访，掌握了全部实情。他就召见了这狱吏，并理正词严地告诉他：“缉捕盗贼，应当慎重对待，认真商议。”他又严厉地指出，今天手持这文书的人，又不是本州州民，情况更是可疑。为查清实情，黄溍命手下人将狱吏、刚放出的盗贼以及刚被抓来的20余人，全部套上枷锁，送往钱塘县狱。后经县狱审理，受冤枉被抓的20余名普通百姓全部释放，狱吏和那盗贼得到了惩罚。那20余名无辜百姓感激涕零，把黄溍奉若神明。

　　黄溍任州县官，历时20余年。他始终以“父母官”自律，体恤民间疾苦，躬身为百姓办事。平日，唯以清白为始，除奉给之外，不收受任何非分钱财。他常常因生活费用欠缺而变卖家产，以资弥补。他如此一丝不苟，两袖清风，而又政绩卓异，嘉惠地方，难怪深受百姓的爱戴和称颂了。

　　与高则诚关系

　　作为黄溍的得意门生、元末著名文学家、后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曾经这样记述人们争先诵读先生黄溍诗文的情景：“海内之士与浮屠老子之流，以文为请者日集于庭，力麾而不去。一篇之出，家传人诵。虽绝域殊邦，亦皆知所宝爱。”登门求教者，实在是络绎不绝。

　　写了《琵琶记》的元代杰出戏曲作家高则诚，永嘉瑞安人。他不辞远道跋涉，慕名前来义乌拜黄溍为师。耳濡目染，高则诚在创作思想上，受黄溍影响很深。只是高则诚自有志趣，嗜读杂书，喜交民间艺人，搜集民间传说故事，对儒家经典却不太专注用心。黄溍认为这是舍本逐末，不利造就，于是，谆谆诫勉，要他正道直行。但高则诚性之所好，难易改变，因此，学习未届期满，就告辞归去。离开那天，高则诚起了个大早，匆匆上路。黄溍上楼走进高则诚居室，但见人去楼空，惘然若有所失。正惆怅间，忽见壁橱上遗有高则诚文稿，拿过一看，是《琵琶记》剧本草稿。黄溍初初翻阅，见那文词淹博，意义精工，读了大为惊奇，连连惊叹，日：“奇才，奇才！”黄溍爱才心切，急忙偕一书僮，上路追赶高则诚。

　　路上，天忽然下起雨来，黄溍也不停步。走到东阳南桃岩之后，见有一凉亭。黄溍偕书僮进去，正好见高则诚也在此躲雨。黄溍非常高兴，即遣书僮去附近小店买来酒菜，为之饯行。师生虽借着凉亭石凳对饮，但俩人兴奋异常，格外痛快。黄溍惜才如命，更是亲自斟酒。他还三次举杯，一为高则诚的才华横溢干杯，二为《琵琶记》的词情并茂干杯，三为预祝高则诚的更大成就干杯！雨雾天晴，斜阳下师生依依握别。

　　据传，这凉亭古名“峰回亭”，俗称“山背亭”。自黄溍在此饯别高则诚的故事发生后，乃改称为“三杯亭”，寄寓三次干杯而别。此为后人传作佳话。

　　编修史书

　　至顺二年（1331），黄溍应召进京入朝，调任翰林应奉、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后升翰林直学士，断断续续共20年。

　　至正元年（1341），黄溍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至正三年（1343），朝廷命黄溍编修辽、金、宋三史，但因母亲病故未赴。守孝满后，以中顺大夫、秘书少监致仕。

　　至正六年（1346），中书右丞相朵尔直班和中书左丞相太平力荐，黄溍拜为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

　　至正八年（1348），黄溍官升侍讲学士、知制诰同知经筵事。这一年，他受命编修《后妃功臣列传》，为总裁官。黄溍学生王袆就在史馆中，侍奉老师，白天共讨论，同执笔；晚上则联榻拥衾，共同探讨史学精蕴。黄溍凭着他卓越的史才、丰富的史识，特别是高尚的史德，秉承《春秋》笔法，裁定国史尊重史实，从不曲意奉迎，务使成为信史，真可谓是“笔削无所阿，史书留人间”。

　　黄溍为知制诰时，挥动如椽大笔，奉圣旨起草国家大诏令、大制作，以及记述勋贤者的铭文。当时，朝廷内像黄沿这样的大手笔，不过二三人，因此，特别受到器重。于是，四海之内，上门求文拜师者络绎不绝。

　　黄溍还为经筵官，走上了“御前讲席”，给皇帝讲解经史。元顺帝曾对朵尔直班说：“文臣年老，黄溍正宜在朕左右。”他博学多才，精通历史，讲述为民治国安邦之道，鞭辟入里，皇上听得如醉如痴，深得教益。皇上高兴地对他说，卿竭其诚智，为寡人开导治国之道，实在得益匪浅。皇上为此曾多次以金织纹缎奖赏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溍在讲授中，总是以历史为鉴，运用历史上兴衰的生动事例，陈述仁民爱物之道理。这无异给皇上敲起了警钟，劝导他实施仁政。就这样，黄溍在朝时，先后给皇上授课32次，这在经筵官中是很少有的。

　　元代设立国子学，为当时官立最高学府。国子博士，即国子学的教授官。黄溍为国子博士，给弟子授课，从来没有以师道自尊，摆先生架子，弟子们也深感他平易近人，有如对待同辈朋友。当时，国子学想要增设“礼殿配位”四个。依礼大臣配位当坐东朝西。而学官中有人提议，座位应左右分置，以分高下。对此，同列不敢提出异议，而黄溍独一人出面，制止了此事，终于没有左右分坐。在这样宽松和谐的师生关系中，前来求学的弟子们都怀着更加恭敬的心情，发奋学习，其中不少人学业有成，进入仕途，成为当代的名人。如宋濂、王袆、傅烁、金涓、朱廉、傅藻，都是黄溍的门生。

　　黄溍还曾三度出任浙江等省的乡试主考官，又奉旨为廷试读卷官。不论是在乡试考举人中，还是在廷试考进士中，黄溍都以伯乐之心，慧眼识才，努力甄拔后学。

　　黄溍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他在京师断断续续20年，始终铁骨柔肠，挺立朝廷。他“足不登巨公势家之门”，不攀附权势，不阿谀显贵，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当时才德之士，莫不钦佩，异口同声称赞他道：“清风高节，如冰壶玉尺，纤尘不染。”

　　黄溍精通儒学，也奉行儒教。他特别孝顺父母，拳拳之心始终如一。他67岁时，还不到引退年龄，但他时时想到在老家的年迈的母亲，就迫不及待地向皇上呈上了纳福侍亲的请求，并径自南下还乡。至正九年（1349）四月，黄溍再次向皇上递呈奏章，请求辞官还乡，不等圣旨下来，他又径自而行。皇上闻此，立即派遣人马追赶，一直追到武林驿（今浙江杭州），终于把黄溍请回京师，并官复原位。

　　晚年，黄溍更笃于孝道。每月初一、十五，不论酷暑严寒，必去瞻拜先人之墓。他还竭力搜集先世遗文，并精心研读，补缀成篇。

　　宏篇流芳

　　至正十年（1350）四月，黄溍年已七十有四，终于告老还乡。他南归故里后，悠然生活在稠州乡村田野间。但他依然勤治学，严修身，到老不懈怠，尤其是吟诗作赋，意趣不减当年。他“遇佳山水则觞咏其间，终日忘去”。其间所作之《秋怀五首》，借景抒情，表达了黄溍迟暮之年的心情，也反映出忧国忧民的情怀：

　　天末云犹去，山中岁欲徂。周流吾道在，叹息古人无。

　　归隐田居

　　归隐而置身民间的黄溍，对百姓的生活耳闻目睹，有着深切感受。“风雨仍摇落，江山且滞留”。这是对元朝后期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当时，统治阶级昏庸腐败，民族矛盾激化，阶级压迫和剥削加剧，社会经济停滞不前，广大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黄溍虽然做过官，但他出污泥而不染，即使在退出官场以后，仍然关心国计民生，并以凝重沉郁的诗笔，抒发了他对世道的无限感慨。

　　黄溍为人操行孤洁，他的不少散文，如《上宪使书》，表现出作者介立不阿的性格。《柳立夫传》颂扬了一位光明正直、不计酬劳、尽力救死扶伤的医生。《贾论》描述商贾活动场所，百货聚集，买卖交易，货真价实，唯利是图。这种市井之事，为土大夫所鄙贱，然而士大夫一个个“饰虚怀枵”以取得高官厚禄，不讲真才实学，品行不如商贾。文章认为这是一种不公平的现象，其实贵人反不如贱人直心爽性。《说水赠蒋春卿》以水喻人，“持涓滴以相波澜”。虽然大材小用，但总算付出一点自己的力量，不靠弄虚作假生活。此类散文针对现实，触及了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弊病。他有一篇《陆君实传后叙》，记述陆秀夫、张世杰等人事迹甚详，流露了对宋末忠臣义士凭吊之情，这在他的诗《过谢皋羽墓》、《有感》、《凤凰山》、《宣和画木石》中也都有所表现。

　　晚年生活

　　黄溍晚年心绪渐归于平复，如他在《赠月江术士》诗中说：“坐阅人间六十年，始知我命不由大。千江一月无分照，枝北枝南影自偏。”人间不平事看多了，请命也无用，感慨甚深。

　　平时，黄溍平易近人，从不以高官自居，同时，也严以律己，绝不滥用自己的威望。亲友如有非分之请托，他总是婉却。一些贪鄙钻营之徒，想通过他的荐引，谋取一官半职，他也是坚决拒绝，并告诉他们：“国家设置官爵，为的是选拔贤能，为国效力，为民造福，难道可以当作私产授受。而助长贪鄙者的利欲吗？”有些庸俗之辈讥他不近人情，他只是一笑置之。

　　黄溍一生，仕途上并无多大崎岖，但他没有骄纵之气，始终纯朴坦率，从不故意做作。与他相交的人，也受到感染，“鄙吝顿消”。他生性刚烈，疾恶如仇，见到不平事，面对奸诈人，他便勃然大怒，好像弦急霆震，不稍宽容。但他又胸怀坦荡，不抱成见。如果把不平事公正地解决了，奸诈者有所悔改了，转瞬间他就煦如阳春。他生活俭朴异常，虽居高位，但从不奢靡，贵而能贫。日常生活，萧然不异于平民。他清心寡欲，正当“强壮之年”岁时，“即独榻于外，给事于左右者，二苍头（仆人）而已。”

　　至正十七年闰九月五日（1357年10月18日），黄溍逝于稠城绣湖畔自家住宅内，终年81岁。噩耗传开，学士大夫闻之，俱流涕曰：“黄公亡矣，一代文章尽矣！”朝廷追赠他为中奉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并追封他为“江夏郡公”，谥“文献”。学生宋濂、王袆、金涓、傅藻等，都来相治后事。是月十八日（10月31日），同先他一年而卒的夫人王氏合葬于县城东北3华里的崇德乡东野之原，在今宾王路南侧，孝子祠附近。碑碣己不存，墓址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