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匏安1篇作品 >>

人 物 生 平

　　1896年11月，杨匏安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乡北山村（今属珠海市）一个破落的茶商家庭，杨匏安的父亲富祥，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母亲陈智，出身于华侨官商家庭，精工针黹，秉性刚强，受过旧式教育，爱好诗词书法。富祥在匏安童年时就病逝了，留下孤儿寡妇，靠陈智的手艺维持生活，虽然家境贫寒，她却不愿受娘家嗟来之食。旧社会贫富悬隔的现象，在杨匏安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不满世道的种子。杨匏安从小就在他母亲膝上跟着她诵读诗词古文，后来他自称；“幼时颇有诗癖”。这大半是出自他母亲的熏陶。

　　童年时代，杨匏安在本乡恭都学堂上学。他最崇敬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一类人物。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常使杨匏安吟诵不已。他的学习成绩优异，诗文写作，早露才华，时常受到师友亲朋的夸奖。后来他在《诗选自序》中说：少年时“谬以诗文词见称朋旧”。可见他少年时代，在学校邻里间已颇有文名了。小学毕业后，家里卖了田地，托亲戚带他到广州，考进两广高等学堂预科。两广高等学堂的前身，是清末洋务派首领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是华南最有名的学府，辛亥革命后改名省立一中(即今广雅中学)；改名前后，由著名国学家吴道镕、诗人黄节相继任校长，设有数、理、化、日文等课程。杨匏安在良师指引下，不但文史之学打下了深广的基础，而且广泛接触了张之洞洋务派，康、梁改良派和他的香山同乡孙中山民主革命派、刘师复无政府主义派等各种社会思潮。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新兵起义，香山光复。但革命果实很快就被袁世凯所篡夺。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旋告失败。袁世凯的走狗龙济光占据了广东，他的土匪队伍“济军”进驻香山，开赌贩烟，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辛亥革命时逃往港澳的反动豪绅，又纷纷跑回来，封建复辟的恐怖，一时弥漫香山城乡。杨匏安目击一幕幕政治风云的激变，想到数千年文明的祖国，水秀山媚的家乡，依旧是豺狼当道，虎豹横行，“霸气已沉文物改，云流垂尽管弦凄”。他不禁徘徊怅惘，思绪万千，祖国的出路何在?年青一代的出路何在?要洗刷百数十年来外国侵略者强加在这古老民族头上的耻辱和灾难该怎么办?他辗转傍徨，却找不到明确的答案。

　　在省立一中毕业后，杨匏安回到家乡恭都小学任教，由于和同事揭发校长贪污，反遭诬害，被扣上“图谋不轨”的罪名，关进监狱。出狱后，他更看透了社会的黑暗。就在这一年，他怀着对未来光明的向往，与堂叔杨章甫等随同华侨商人乘舟东渡，到了日本横滨。原想靠一位同行的亲戚介绍职业，不料那位洋行买办，听说他们是坐牢出来的，竟拒之门外。杨匏安只好寄居在横滨市上一间小阁楼上，靠找些零活度日。日子久了，带去的书籍也变卖完了，还足找不到固定的工作。他们又自编油印刊物《如此》，上街兜售，借此向华侨控诉家乡军阀豪绅统治的罪恶，和自己由于揭露贪污被诬害入狱的经过。杨匏安常常交不起房租，他曾用“避债怕闻梯得得”的诗句来描述自己的艰难处境；但他并没有向困难低头，饿着肚子也坚持自学。他的日文在国内已有基础，到日本后，由于刻苦用功，很快就能从事翻译了。他经常跑书店，钻图书馆，如饥似渴地研读有关西方各种流派新学说的日文书籍，为他日后回国发表大量的译著，奠下了根基。

　　1916年的冬天，杨匏安从日本回乡，与邻村姑娘吴佩琪结婚，婚后到澳门任教。1918年初，举家迁至广州，在私立时敏中学任教，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与杨章甫寄居司后街杨家祠。这时杨匏安已有个孩子，连独身的姑母、父母双亡的堂弟，一家七口，生活艰难。但杨匏安淡泊自甘，安贫乐道。警察局的同乡官僚请他当秘书，对这样的“肥缺”，许多人不胜垂涎，杨匏安却视同敞屣，宁可清寒度日，不肯同流合污。

　　1916年，潘雪箴老师的女儿潘景昭也由横滨回到广州，任道根女校校长。她邀请杨匏安到道根讲授诗词。杨匏安教学生写作：“义取敦本务实，辞唯绝俗清高”；认为“诗文一道，首贵无俗气……然欲诗文之无俗气者，必其人先无俗气，外欲其人之无俗气者，则举凡流俗所趋之事，非斥去不可”。他把这些观点写成《诗选自序》，连同讲义发给学生。

　　出生于破落茶商家庭，早年丧父，靠母亲以做手工维持生活。小学毕业后，考入两广高等学堂的附设中学，后因家境日艰，辍学回乡。在本乡担任小学教员，曾因反抗学校腐败，被诬陷入狱。出狱后游学日本，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各种流派的社会思潮。1917年回国。

　　1918年，在广州时敏中学任教，后又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五四”运动爆发后，在广州积极投入反帝爱国斗争。1919年11月，在《广东中华新报》副刊连载《马克思主义》一文。这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当时广东地区所盛行的无政府主义也是有力的抵制，为当时正在深入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诞生，作了思想准备。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广东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入党后，积极参加革命斗争，积极帮助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青年团的“社会主义讨论会”等活动，指导学生运动。

　　1919年，杨匏安在“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他从俄、德等国的世界革命风暴和“五四”运动中，深切体会到劳动人民力量的伟大；另方面，他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受到启发，使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思想境界，朝着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大步迈进。从i919年5月下旬起，至同年12月底止，在广州“五四”爱国运动高潮期间，他奋笔疾书，为《广东中华新报》写了八九万字介绍新文化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1年春，广东成立了共产党组织，不久，杨匏安经谭平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广东早期党员之一。杨匏安入党后，他的住家杨家祠成了党的活动据点，党早期的许多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他和杨章甫还在杨家祠办起了注音字母训练班，为党的活动作掩护。杨匏安已离开时敏中学。《广东中华新报》也已被陈炯明封闭了。他由新闻界老友名律师陈大年的介绍，先后转到南武中学和甲种工业学校任教。“南武”和“甲工”的学生运动十分活跃，特别是“甲工”，“五四”以来一直是广州学生运动的支柱。后来著名的革命烈士阮啸仙、刘尔崧、周文雍等都出自这所学校。周文雍还是杨匏安教过的学生。

　　1922年夏，军阀陈炯明背叛革命，青年团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曾一度代理青年团广东区委书记的工作。不久，开始从事工人运动，和杨毅一起到广州石井兵工厂，在工人中组织“十人团”，这是石井兵工厂共产党支部的前身。通过“十人团”，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后来，担任粤汉铁路局广州分局编辑主任，经常深入到广三、广九和粤汉铁路工人之中，向工人宣传革命道路，启发他们组织起来，反对压迫、剥削，争取工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从中培养、吸收了一批铁路工人入党，建立粤汉铁路局黄沙地段党支部，并被选为党支部书记。

　　1923年底，在广州黄沙海傍街开办“北江商运局”，承运韶关、清远等地货物，利用滇军押运，以掩护党在粤汉铁路工人中的活动和为党筹划活动经费。1923年6月，根据中共“三大”决定，以共产党身分加入国民党，并担任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党团书记。1924年1月，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长。1925年6月，和邓中夏、苏兆征、杨殷等人先后到香港发动工人罢工回广州，以支援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7月1日被香港警探逮捕入狱50天，因无“罪证”，只得将他“驱逐出境”。同年9月初，被省港罢工委员会聘为顾问。1925年11月，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省党部三个常委之一兼组织部长。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被选为中央委员兼常委。1927年4月初，他从广州到达武汉，继续参与国民党中央的活动和全国济难总会工作，并任该会常委。同年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参加党的“八七”会议，后被党组织派到上海工作，并去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开展革命活动。

　　1922年2月26日，广东青年团创办《青年周刊》，由杨匏安撰写创刊《宣言》，署名“夕ㄢ”。《宣言》公开向读者宣告：“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因为它“能把资本制度应当崩坏的纯经济的、纯机械的历程阐明”，“指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道路”。最难能可贵的是：这篇短短的“宣言”，已初步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国情联系起来，明确地提出我国革命除了应注重劳工运动之外，“我们尤其注重的是农民运动”，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是出自农民汗血”。同时号召学生、妇女和军队，同青年团员携起手来，共同革命，号召中国军人要学习苏联红军的榜样。

　　同年三四月间，杨匏安在《青年周刊》第3至7期连续发表长文《马克思主义浅说》，这是用白话文体通俗地、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文章，比1919年的那篇《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写得更加深入浅出，准确鲜明。这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进行了改组，在团章中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广东青年在党团组织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推动下，学革命理论的热情迅速高涨起来，他们以青年团员为基干，组织了“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以“专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以至如何应用于中国为宗旨”。杨匏安的文章适应了广大青年的学习需要，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1922年，广东军阀陈炯明已公开背叛孙中山，迫害革命分子。党团活动转入地下，广东区团委书记阮啸仙被迫转移外地，由杨匏安代理区团委书记。

　　1922年底，杨匏安在黄沙开设了一间“北江商运局”，承运客货，利用滇军押运，以掩护党在粤汉路工人中的活动并为党筹措经费。经过杨匏安等人的努力工作，逐步建立了广三、广九、粤汉三铁路的党团支部，杨匏安、杨章甫等先后任支部书记。

　　1923年5月，广东区团委改选，杨匏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这期间，杨匏安由杨殷介绍任粤汉铁路局广州分局编辑主任。杨匏安利用这一合法身份，深入工人群众中，开展党的工作。杨匏安与杨殷等吸收了一批铁路工人入党。

　　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决定同国民党合作。10月派谭平山等参加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其后又派谭平山、杨匏安为中共驻国民党的党团正副书记，以统一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的言论和行动。从此，杨匏安主要转而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国民党改组从1923年10月开始，以广州市党部为改组试点。杨匏安、阮啸仙等大批共产党员积极投入了试点工作。改组后，杨匏安当选为第十区分部执行委员兼秘书。当时，国民党的组织形式学习苏俄，执行委员会不设固定主席；由秘书负责日常会务。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推举共产党员谭平山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林伯渠为农民部长，杨匏安、彭湃分别任组织部、农民部秘书，中央组织部不仅要 选人员派往全国务大区、省、市，开展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而且还掌管军队、机关、学校、企业、海外以及广东各县、市的党务，工作十分繁忙。谭平山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后，中央组织部的日常工作实际上由杨匏安主持。

　　1924年秋，中共广东区委会成立，杨匏安任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一起工作，他们常在杨家柯开会。同年10月，孙中山为镇压广州商团叛乱，组织革命委员会，特派廖仲恺，谭平山为全权委员，杨匏安也参加了革命委员会的工作。11月，谭平山因出席国际会议，离职数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以杨匏安代理中央组织部长。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杨匏安等在广州以国民党中央名义，召开了有1万多国民党党员参加的追悼大会，会上宣布全国50万党员誓为继承孙中山的革命遗志而奋斗到底。

　　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盘据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勾结香港帝国主义武装叛乱。1925年6月12日，革命政府东征军回师广州，击溃杨、刘叛军。杨匏安在发动铁路工人罢工平叛后的第二天，即以革命政府财政部长兼国民党中央农工部长廖仲恺的代表身份，同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发动工人响应上海“五卅”罢工。

　　当时香港有130多个工会，派别很多，情况复杂，受中共影响的尚少，他们对罢工有重重顾虑。杨匏安以廖财政部长代表的身份，保证罢工工人回省后，由政府负责解决食宿交通等问题，有效地消除了工人们的顾虑，使各工会相继发出罢工命令。

　　6月23日，广州沙面英、法帝国主义水兵、巡捕，开枪扫射我爱国群众游行队伍，造成伤亡数百人的沙基惨案。由此更加激起香港工人的义愤，他们不顾香港政府军警的戒严，冒着生命危险，突破重重封锁，大批回到广州。香港当局派出警探四处搜捕罢工“煽动者”。7月1日晚，杨匏安不幸被捕入狱，足足关了50天，香港帝国主义者无法找到他“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得把他“驱逐出境”。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工人之路》特号，为此用三号大字加框，发布“欢迎杨匏安先生出狱”的特别新闻。8月2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省教育会搭起鲜花牌楼，开大会欢迎苏俄总工会代表团来华和杨匏安出狱。届时杨匏安却没有到会，他认为隆重欢迎国际友人是应该的，至于他自己，为革命工作甚至牺牲，乃是共产党人的本份，不应该接受这样盛大的欢迎，何况廖仲恺刚被刺牺牲，真凶未获，许多要务都等着他去办呢！至同月27日，他才出席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800多工人代表一致起立向他鞠躬致敬。他发表讲话，绝口不提被捕后狱中的苦难遭遇，只强调“今天不是空谈的时候，我们唯有实行奋斗！”他坦率地批评了香港各工会在罢工过程中的缺点，恳切要求大家学习欧洲赤色职工会团结一致的优点，以提高工会的战斗力，并对廖仲恺的遇害表示无比悲愤，要求工人们继承廖先生遗志，反帝到底。9月，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聘请杨匏安为顾问；不久又聘请他兼任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这期间，革命政府为审查廖仲恺被刺真相和惩办凶犯，成立了廖案特别委员会和特别法庭，由杨匏安、李章达等任审判员，执行审讯案犯工作。

　　1925年6月12日，革命政府东征军回师广州，击溃杨、刘叛军。杨匏安在发动铁路工人罢工平叛后的第二天，即以革命政府财政部长兼国民党中央农工部长廖仲恺的代表身份，同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发动工人响应上海“五卅”罢工。

　　1925年7月1日晚，杨匏安不幸被捕入狱，足足关了50天，香港帝国主义者无法找到他“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得把他“驱逐出境”。8月2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省教育会搭起鲜花牌楼，开大会欢迎苏俄总工会代表团来华和杨匏安出狱。

　　1925年9月，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聘请杨匏安为顾问；不久又聘请他兼任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这期间，革命政府为审查廖仲恺被刺真相和惩办凶犯，成立了廖案特别委员会和特别法庭，由杨匏安、李章达等任审判员，执行审讯案犯工作。 [2]

　　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成立了广东省党部。杨匏安当选为三个常委之一兼组织部长。接着革命政府两次东征和南征，统一了广东全省。在杨匏安的主持和建议下，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委派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任东江各届(惠、潮、梅)党务组织主任，同时在省党部之下建立潮梅、南路、惠届、琼崖四个特别委员会，分别派彭湃、邓颖超、潘兆銮、萧鹏魂等为特别委员。由于杨匏安等人的积极工作，国民党广东党务获得迅速发展。至1926年1月，党员人数由1万余激增至4．8万多人。新党员绝大多数是工、农和学生，从而改变了国民党过去以海外华侨为支柱的社会基础。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杨匏安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并被选为九个中央常委之一。与常委谭平山、林伯渠共同组成秘书处，处理国民党中央的日常事务。这时杨匏安仍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和广东省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

　　正当革命形势深入发展的时候，蒋介石于3月20日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强迫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接着又于5月15日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人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由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对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谭平山、杨匏安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秘书的职务。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杨匏安留在广州主持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工作。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展，国民政府北迁武汉。广州的国民党当局于1927年初采用圈定办法，改组广东省党部，使新右派占压倒的优势。

　　1927年3月底，杨麴安与谭平山及共产国际代麦罗易一起离开广州，于4月初到达武汉。其时，武汉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正在进行一场反对蒋介石妄图迁都南昌、控制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斗争。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同日，杨匏安与武汉等地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讨蒋通电，指出蒋介石已公然背叛革命，号召全国人民“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同年4月，杨匏安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一作中央委员)。随后按国民党中央决议，与江董琴(武汉公安局长)成立国民党闽、粤、桂三省党部驻汉办事处，负责接待和联系福建、两广因遭反动派压迫而流亡至武汉的革命同志。在武汉期间，杨匏安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的“被难同志救恤会”常委兼任中国济难总会干事会委员，为济难救恤被迫害同志做了许多工作。

　　1927年4月，杨匏安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一作中央委员)。在武汉期间，杨匏安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的“被难同志救恤会”常委兼任中国济难总会干事会委员，为济难救恤被迫害同志做了许多工作。

　　正当革命紧急关头，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为了挽救革命，共产党人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同日，杨匏安与宋庆龄等22人在南昌《民国日报》上发表声讨蒋、汪反革命罪行的叫《央委员会宣言》。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紧急会议，杨匏安出席了这次著名的会议。

　　“八七”会议后，杨匏安回到南方，奔走于广州、香港、澳门之间，向第四军张发奎部做统战工作，谈判没有成功。这年11月，犯“左”倾错误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实行惩办主义。处分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大批同志，杨匏安被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的资格，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谭平山则因组织第三党问题，被开除党籍。此时外间讹传谭平山在组织第三党时，把杨匏安列为发起人之一。为了澄清事实，杨匏安于1928年2月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第十七期上发表《所谓第三党》一文，表白传闻的无稽。

　　1929年，杨匏安回到上海，留在党中央机关，参与党的报刊出版工作。他的一家，也由党安排分散住在党的印刷所或交通机关，掩护党的活动。他于公余时间，积极从事编译工作，他参考同志们从苏联带回来的东方劳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讲义，编译成20余万字的《西洋史要》，署名王纯一，交由上海南强书店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写成的一部西洋史著作。它不仅系统地叙述了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还对巴黎公社、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等作了专章的叙述。这是当时国内学习西洋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极为难得的读物，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杨匏安牺牲后，至1936年，这本书还再版了五次。

　　1930年间，由于党的印刷机关遭敌人破坏，杨匏安不幸被捕，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关了8个月。因没有暴露身份，经党营救获释。出狱后继续留在党中央工作。不久，调到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任农委兼农民部副部长。这年6月，他翻译了列宁和拉比杜斯著的《地租论》，交由南强书店出版，署名王纯一，迭本六七万字的小册子，论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苏联，在消灭封建地租和资本主义地租后，如何处理地租问题，对当时正在进行土地革命的各革命根据地，颇有参考作用。这年杨匏安还同阮啸仙等在党中央以中国互济会名义举办的干部训练班任课，从事培养党的干部的工作。

　　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上海，党的经费十分困难。杨匏安一家人口众多，生活异常艰苦，7个孩子中有两个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他自己患肺病，妻子身体也很不好。为了弥补家用，他除了在晚间加紧写作和翻译外，还要帮家人推磨做米糍，让他的母亲和小孩第二天早晨上街叫卖。他的一家老者少少，经常为党传递信息和放哨。

　　1931年夏，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园，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叛徒向南京蒋介石告密，以致连累杨匏安等16人被捕。其时杨匏安一家住在上海公共租界东有恒路(今东余杭路)2048号。7月25日凌晨，一批国民党侦探和公共租界的巡捕，冲门进入杨家小阁楼上，把正患着肺病躺在床上的杨匏安拉走，先关押在汇山捕房，过两天被引泼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由于杨匏安在国民党内曾任中央常委，影响较大，蒋介石几次派人劝降，都遭仙严词斥责。敌人以死威胁，杨匏安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从参加革命起，早就置生死于度外，死可以，变节不行！”狱中难友无不为杨匏安的铁骨丹心而深深感动，连一些看守的国民党士兵，也赞叹杨匏安是个“铁人”。不久，杨匏安被解到淞沪警备司令部龙华看守所。他托人带出一封信给家人，说他难免为革命牺牲，告诫家人不可接受任何不认识的人的任何资助，如果实在没办法生活，就回老家去，并特别嘱咐：千万别把缝纫机卖了，那是全家今后生活的依靠。

　　1931年8月的一天晚上，杨匏安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内的荒地上，时年35岁。

主 要 成 就

　　《广东中华新报》是当时广州一家规模较大的报纸。社长容伯挺，是李大钊、林伯渠的朋友，中国留日学生反袁世凯组织——神州学会的成员。在北方新文化运动和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这家报纸从1919年6月起，增设《通俗大学校》副刊，以介绍西方新思潮和科学知识为宗旨。杨匏安密切关注广东学生运动的发展，从5月21日起，写成《青年心理讲话》，在该刊连续登载一个多月，意在引导学生，在爱国运动中健康成长。6月至8月，他又在该刊发袭近3万字的《美学拾零》，介绍了柏拉图、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哈特曼等十多位西方著名学者的美学思想，可说是我国最早系统地介绍西方美学思潮的文章。

　　1922年2月26日，广东青年团创办《青年周刊》，由杨匏安撰写创刊《宣言》，署名“夕ㄢ”。《宣言》公开向读者宣告：“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因为它“能把资本制度应当崩坏的纯经济的、纯机械的历程阐明”，“指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道路”。最难能可贵的是：这篇短短的“宣言”，已初步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国情联系起来，明确地提出我国革命除了应注重劳工运动之外，“我们尤其注重的是农民运动”，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是出自农民汗血”。同时号召学生、妇女和军队，同青年团员携起手来，共同革命，号召中国军人要学习苏联红军的榜样。

　　1922年年三四月间，杨匏安在《青年周刊》第3至7期连续发表长文《马克思主义浅说》，这是用白话文体通俗地、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文章，比1919年的那篇《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写得更加深入浅出，准确鲜明。

　　杨匏安被称为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家 庭 成 员

　　杨匏安的母亲陈智，香山古鹤村人，出身华侨官宦之家，知书识礼，左右手都能写出一手好字。

　　杨匏安父亲杨富祥家道破落，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她生下9个孩子，只养活杨匏安一人。陈智中年丧夫，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抚育唯一幸存的儿子杨匏安的身上。杨匏安参加革命工作，她认定这是正义的事业，倾力支持，在革命遭到挫折的时候也义无反顾。无论在广州，还是在上海，她利用自己年老不太引人注意的条件，接待和掩护过大批革命同志，被称为“革命母亲”。杨匏安多次被捕，她深知革命的艰险性。1931年，杨匏安再次被捕时，焦虑不安的她已感到儿子生还无望。当接到儿子从狱中传出的纸条上写着“缝纫机再穷不可卖去”、“不可接受他人钱物”等至嘱时，终于流下泪来。坚强的她，在儿子遇难后回到广州，后来把孙子们一个个都送到革命队伍中去。杨匏安的母亲陈智1941年病逝于香港。

　　杨匏安的庶母关秀英，原是杨匏安母亲陈智的陪嫁女。她勤劳善良，一家人都非常尊重她，同时也影响了她，使她从同情革命到支持革命，从普通家庭妇女成长为一位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她经常为党中央机关送信、放哨，或到工厂散发传单。杨匏安遇难后，一家人回到广州，她又到澳门、香港去找党组织。1938年，她与党的地下工作者杨匏安的女婿王裕寿和女儿杨绛辉等组成一个家庭，掩护地下党组织电台联络工作，后在中共中央调查部的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直到全国解放。1953年因病回到北京，当选为北京市宣武区政协委员、常委。1964年逝世，享年83岁，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杨匏安的妻子吴佩琪，香山翠微村人。1916年，18岁的吴佩琪与杨匏安结婚，从此无怨无悔地跟随和支持丈夫从事革命工作。她先后生下6个子女，在生活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以勤劳的双手替人加工肥皂、打零工，帮补家计。她的家是党的重要活动场所，她总是热情接待革命同志，并为之送信放哨。杨匏安遇难后，她携儿带妇从上海逃回广州杨家祠，靠剪纸花卖度日。后来在周恩来、何香凝的关照下，生活有所好转。1937年她病逝于广州。周恩来曾肯定她“在上海掩护过许多革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