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宋词》收录的赵汝茪的九首词中,这首《汉宫春》系于末位,与前八首相较,所表现的题材与所表达的情调,也迥然不同。前八首,除《梦江南》外,都是摹写女子伤春怨别的闺情之作,透露出一种优雅闲适的情调,让人联想到“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辛弃疾《丑奴儿》)的词句。这首《汉宫春》是感时忧世、感慨伤怀之作。词人似乎也已从生活优裕的宗室子弟,沦为身着破荷衣、冷泉亭下骑驴、逃避世俗的隐者。情调哀痛沉郁,透露出一种“世纪末”的悲凉色彩。很可能,是他经历了赵宋王朝式微、宗室零落后的晚期作品。
开篇是,“着破荷衣,笑西风吹我,又落西湖”。词中人物的形象,无疑是词人自身的形象。自屈子有“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离骚》)的比拟后,后世常借“荷衣”以指隐者的服装,而“荷衣”这个语码符号也就具有隐者的含义。荷衣已经着破,既说明他身世的零落,还说明服着时间非短,他过隐士生活已有一段较长的时光。从“又落西湖”的词意推测,词人这年秋天是重到西湖;从“旧时饮者”、“故人”的称谓看,他对西湖还很熟悉。着荷衣做隐者原是避世绝俗之举,却被“西风吹我,又落西湖”,重新来到这“东南形胜,三吴都会”、“自古繁华”的烟柳热闹之地,盖非出于本愿。所以“笑”这个领字,似有命运捉弄、无可奈何的苦涩滋味,并无庆幸之意,实是苦笑。开篇三句,隐约地告诉读者,词人已不是“当年刘郎”,不仅他已自许为隐者,对形胜、繁华的杭州也别有一番情怀了。杭州,南宋称为临安,即宋王朝南渡后的帝京。作为宋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的七世孙这样一个宗室子弟,对重来帝京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绪对待,其中必有缘故,因此就给人留下了悬念,留下了疑猜。旧地重游,必有比较,比较中也必有新的观感,所以,紧接着就抒写自己的观感:其一,是“湖中旧时饮者,今与谁俱?”旧时同气相求、同酌共饮的朋友已风流云散,无处可求。其二,“山山映带(景物映衬,相互关连),似携来、画卷重舒。三十里、芙蓉步障(屏幕),依然红翠相扶。”西湖依然风姿如画,美景依旧。词人巧用反衬之法,抓住西湖典型的景色,着意渲染,以热色艳丽的风景反衬冷色的零落的人事,抒写出世易时移、物是人非的悲凉情怀。
下片,更值得玩味。“一目清无留处”,承上启下,上承前片的写景,下启由以上景色生发的感受。一个“清”字,从字面看,是说西湖胜景一览无余,尽收眼底。但从语言的语码、符号作用看,却颇有深意。“清”与“昏”相对,有看得真切、透彻、洞悉无余的意义。词句隐寓着对南宋王朝已病入膏肓、无可药救的深切了解这层意思。“任屋浮天上、身集空虚”,从字面看,是写自己在湖中的一种感受:西湖如镜,蓝天如碧,水天澄澈,岸边的房屋和上面的蓝天都映在水中,房屋也如浮在天上。任凭房屋浮在天上,自身停留在水天澄澈的虚空之中。这境界,如同欧阳修在《采桑子》中描画的,“行云却在行舟下,空水澄鲜,俯仰留连,疑其湖中别有天。”但《易林》有云:“水暴横行,浮屋坏墙”。这“屋浮”的形象,有着南宋王朝内外交困、政局动荡的寓意。而“任”字,透露出词人对南宋王朝的失望,已不抱希望,任其屋浮天上、墙坏壁塌的意思。至于自己,也只能委身造化听天由命,置身空虚,超脱尘世了。联系到他做隐士(至少内心向往隐士)、遁迹自然的行状来看,恰是言行相符,并非臆断。
至于“残烧夕阳过雁,点点疏疏”,是化用白居易《秋思》“夕照红于烧”的诗意,但“夕阳”这个语码就有王朝末日的特定含义,多数人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李商隐的名句,作唐王朝行将灭亡的预言看待。那么词人这美艳的形象,也是对宋王朝犹如残阳、已好景不长的预告。在这黄昏时刻,疏疏点点的过雁,急急惶惶振翅向远方飞去,想寻找自己的归宿,正象征着有识之士,觉得大局已定,回天乏力,或退出仕途,或隐迹江湖,或皈依空门,各自寻找退路的现实。所以这是一幅肃杀、衰败、凄凉的末世寓意图,是词人用比的手法借景抒情、最含深意的形象。
“故人老大,好襟怀、消减全无。”则是词人怀着激愤和沉痛对南宋王朝不发不快的直接评论。南渡之初,朝野不乏恢复中原的壮志,“好襟怀”,当指此。但赵宋最高统治者,心怀鬼胎,苟且偷安,醉生梦死。诚如文及翁写的,“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贺新郎·游西湖有感》)同时又压制、打击、排挤主战力量,使英雄塞路,报国无门,壮志消磨以尽,造成世风日颓,如江河日下,半壁山河,难以收拾的局面。这是多么令人扼腕的下场!大概这也就是词人不愿意重来京城、重游西湖的真正原因。至此,词人以“慢赢得,秋风两耳,冷泉亭下骑驴”这样深沉的感慨收束了全词。“两耳秋风”,即满耳的秋声。秋声者,世纪末的衰颓没落之音也。词人再描绘出一个鲜明的形象:一个着破荷衣的宗室子弟,骑着一头毛驴,踽踽独行在冷泉亭下。这等凄楚的情景,正是王室式微的绝好象征。但这沉痛的心意由“慢赢得”三字引出,沉痛之情偏以淡语、谐语、反语道之,更有一种悲从中来的异样的兴发感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