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仪既判，汇品生焉，五才兼用，废一不可。金木水火土，咸相爱恶。阴阳所育，禀气呈形，鼓之以雷霆，润之以云雨，春夏以生长之，秋冬以杀藏之。斯则德刑之设，著自神道。圣人处天地之间，率神祗之意。生民有喜怒之性，哀乐之心，应感而动，动而逾变。淳化所陶，以下淳朴。故异章服，画衣冠，示耻申禁，而不敢犯。其流既锐，奸黠萌生。是以明法令，立刑赏。故《书》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怙终贼刑，眚灾肆赦。”舜命咎繇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夏刑则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于夏，盖有损益。《周礼》：建三典，刑邦国，以五听求民情，八议以申之，三刺以审之。左嘉石，平罢民；右肺石，达穷民。宥不识，宥过失，宥遗忘；赦幼弱，赦耄耋，赦蠢愚。周道既衰，穆王荒耄，命吕侯度作祥刑，以诘四方，五刑之属增矣。夫疑狱泛问，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先王之爱民如此，刑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
逮于战国，竞任威刑，以相吞噬。商君以《法经》六篇，入说于秦，议参夷之诛，连相坐之法。风俗凋薄，号为虎狼。及于始皇，遂兼天下，毁先王之典，制挟书之禁，法繁于秋荼，纲密于凝脂，奸伪并生，赭衣塞路，狱犴淹积，囹圄成市。于是天下怨叛，十室而九。汉祖入关，蠲削烦苛，致三章之约。文帝以仁厚，断狱四百，几致刑措。孝武世以奸宄滋甚，增律五十余篇。宣帝时，路温舒上书曰：“夫狱者天下之命，《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今治狱吏，非不慈仁也。上下相殴，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示人。吏治者利其然，则指导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罪。何则？文致之罪故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宣帝善之。痛乎！狱吏之害也久矣。故曰，古之立狱，所以求生；今之立狱，所以求杀人。不可不慎也。于定国为廷尉，集诸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比，凡三千四百七十二条，诸断罪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后汉二百年间，律章无大增减。魏武帝造甲子科条，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斗械。明帝改士民罚金之坐，除妇人加笞之制。晋武帝以魏制峻密，又诏车骑贾充集诸儒学，删定名例，为二十卷，并合二千九百余条。
晋室丧乱，中原荡然。魏氏承百王之末，属崩散之后，典刑泯弃，礼俗浇薄。自太祖拨乱，荡涤华夏，至于太和，然后吏清政平，断狱省简，所谓百年而后胜残去杀。故榷举行事，以著于篇。
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以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神元因循，亡所革易。 穆帝时，刘聪、石勒倾复晋室。帝将平其乱，乃峻刑法，每以军令从事。民乘宽政，多以违命得罪，死者以万计。于是国落骚骇。平文承业，绥集离散。
昭成建国二年：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
太祖幼遭艰难，备尝险阻，具知民之情伪。及在位，躬行仁厚，协和民庶。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纲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切于民者，约定科令，大崇简易。是时，天下民久苦兵乱，畏法乐安。帝知其若此，乃镇之以玄默，罚必从轻，兆庶欣戴焉。然于大臣持法不舍。季年灾异屡见，太祖不豫，纲纪褫顿，刑罚颇为滥酷。
太宗即位，修废官，恤民隐，命南平公长孙嵩、北新侯安同对理民讼，庶政复有叙焉。帝既练精庶事，为吏者浸以深文避罪。 世祖即位，以刑禁重，神?中，诏司徒浩定律令。除五岁四岁刑，增一年刑。分大辟为二科死，斩死，入绞。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已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为蛊毒者，男女皆斩，而焚其家。巫蛊者，负羖羊抱犬沉诸渊。当刑者赎，贫则加鞭二百。畿内民富者烧炭于山，贫者役于圊溷，女子入舂槁；其固疾不逮于人，守苑囿。王官阶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年十四已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岁，非杀人不坐。拷讯不逾四十九。谕刑者，部主具状，公车鞫辞，而三都决之。当死者，部案奏闻。以死不可复生，惧监官不能平，狱成皆呈，帝亲临问，无异辞怨言乃绝之。诸州国之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阙左悬登闻鼓，人有穷冤则挝鼓，公车上奏其表。是后民官渎货，帝思有以肃之。太延三年，诏天下吏民，得举告牧守之不法。于是凡庶之凶悖者，专求牧宰之失，迫肋在位，取豪于闾阎。而长吏咸降心以待之，苟免而不耻，贪暴犹自若也。
时舆驾数亲征讨及行幸四方，真君五年，命恭宗总百揆监国。少傅游雅上疏曰：“殿下亲览百揆，经营内外，昧旦而兴，谘询国老。臣职忝疑承，司是献替。汉武时，始启河右四郡，议诸疑罪而谪徙之。十数年后，边郡充实，并修农戍，孝宣因之，以服北方。此近世之事也。帝王之于罪人，非怒而诛之，欲其徙善而惩恶。谪徙之苦，其惩亦深。自非大逆正刑，皆可从徙，虽举家投远，忻喜赴路，力役终身，不敢言苦。且远流分离，心或思善。如此，奸邪可息，边垂足备。”恭宗善其言，然未之行。
六年春，以有司断法不平，诏诸疑狱皆付中书，依古经义论决之。初盗律，赃四十匹致大辟，民多慢政，峻其法，赃三匹皆死。正平元年，诏曰：“刑纲大密，犯者更众，朕甚愍之。其详案律令，务求厥中，有不便于民者增损之。”于是游雅与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盗律复旧，加故纵、通情、止舍之法及他罪，凡三百九十一条。门诛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条。有司虽增损条章，犹未能阐明刑典。
高宗初，仍遵旧式。太宗四年，始设酒禁。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讼，或议主政。帝恶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酿、沽饮皆斩之，吉凶宾亲，则开禁，有日程。增置内外侯官，伺察诸曹外部州镇，至有微服杂乱于府寺间，以求百官疵失。其所穷治，有司苦加讯恻，而多相诬逮，辄劾以不敬。诸司官赃二丈皆斩。又增律七十九章，门房之诛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和平末，冀州刺史源贺上言：“自非大逆手杀人者，请原其命，谪守边戍。”诏从之。
显祖即位，除口误，开酒禁。帝勤于治功，百僚内外，莫不震肃。及传位高祖，犹躬览万机，刑政严明，显拔清节，沙汰贪鄙。牧守之廉洁者，往往有闻焉。
延兴四年，诏自非大逆干纪者，皆止其身，罢门房之诛。自狱付中书复案，后颇上下法，遂罢之，狱有大疑，乃平议焉。先是诸曹奏事，多有疑请，又口传诏敕，或致矫擅。于是事无大小，皆令据律正名，不得疑奏。合则制可，失衷则弹诘之，尽从中墨诏。自是事咸精详，下莫敢相罔。
显祖末年，尤重刑罚，言及常用恻怆。每于狱案，必令复鞫，诸有囚系，或积年不斩。群臣颇以为言。帝曰：“狱滞虽非治体，不犹愈乎仓卒而滥也。夫人幽苦则思善，故囹圄与福堂同居。朕欲其改悔，而加以轻恕耳。”由是囚系虽淹滞，而刑罚多得其所。又以敕令屡下，则狂愚多侥幸，故自延兴，终于季年，不复下赦。理官鞫囚，杖限五十，而有司欲免之则以细捶，欲陷之则先大杖。民多不胜而诬引，或绝命于杖下。显祖知其若此，乃为之制。其捶用荆，平其节，讯囚者其本大三分，杖背者二分，挞胫者一分，拷悉依令。皆从于轻简也。
高祖驭宇，留心刑法。故事，斩者皆裸形伏质，入死者绞，虽有律，未之行也。太和元年，诏曰：“刑法所以禁暴息奸，绝其命不在裸形。其参详旧典，务从宽仁。”司徒元丕等奏言：“圣心垂仁恕之惠，使受戮者免裸骸之耻。普天感德，莫不幸甚。臣等谨议，大逆及贼各弃市袒斩，盗及吏受赇各绞刑，踣诸甸师。”又诏曰：“民由化穆，非严刑所制。防之虽峻，陷者弥甚。今犯法至死，同入斩刑，去衣裸体，男女亵见。岂齐之以法，示之以礼者也。今具为之制。”
三年，下诏曰：“治因政宽，弊由纲密。今候职千数，奸巧弄威，重罪受赇不列，细过吹毛而举。其一切罢之。”于是更置谨直者数百人，以防渲斗于街术。吏民安其职业。
先是以律令不具，奸吏用法，致有轻重。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官等修改旧文，随例增减。又敕群官，参议厥衷，经御刊定。五年冬讫，凡八百三十二章，门房之诛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群行剽劫首谋门诛，律重者止枭首。
时法官及州郡县不能以情折狱。乃为重枷，大几围；复以缒石悬于囚颈，伤内至骨；更使壮卒迭搏之。囚率不堪，因以诬服。吏持此以为能。帝闻而伤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证而不款辟者，不得大枷。
律：“枉法十匹，义赃二百匹大辟。”至八年，始班禄制，更定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是秋遣使者巡行天下，纠守宰之不法，坐赃死者四十余人。食禄者跼蹐，赇谒之路殆绝。帝哀矜庶狱，至于奏谳，率从降恕，全命徙边，岁以千计。京师决死狱，岁竟不过五六，州镇亦简。
十一年春，诏曰：“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又诏曰：“前命公卿论定刑典，而门房之诛犹在律策，违失《周书》父子异罪。推古求情，意甚无取。可更议之，删除繁酷。”秋八月诏曰：“律文刑限三年，便入极默。坐无太半之校，罪有死生之殊。可详案律条，诸有此类，更一刊定。”冬十月，复诏公卿令参议之。 十二年诏：“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又无期亲者，仰案后列奏以待报，著之令格。”
世宗即位，意在宽政。正始元年冬，诏曰：“议狱定律，有国攸慎，轻重损益，世或不同。先朝垂心典宪，刊革令轨，但时属征役，未之详究，施于时用，犹致疑舛。尚书门下可于中书外省论律令。诸有疑事，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增减上下，必令周备，随有所立，别以申闻。庶于循变协时，永作通制。”
永平元年秋七月，诏尚书检枷杖大小违制之由，科其罪失。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怿，尚书邢峦，尚书李平，尚书、江阳王继等奏曰：“臣等闻王者继天子物，为民父母，导之以德化，齐之以刑法，小大必以情，哀矜而勿喜，务于三讯五听，不以木石定狱。伏惟陛下子爱苍生，恩侔天地，疏纲改祝，仁过商后。以枷杖之非度，愍民命之或伤，爰降慈旨，广垂昭恤。虽有虞慎狱之深，汉文恻隐之至，亦未可共日而言矣。谨案《狱官令》：诸察狱，先备五听之理，尽求情之意，又验诸证信，事多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加以拷掠；诸犯年刑已上枷锁，流徙已上，增以杻械。迭用不俱。非大逆外叛之罪，皆不大枷、高?丑、重械，又无用石之文。而法官州郡，因缘增加，遂为恆法。进乖五听，退违令文，诚宜案劾，依旨科处，但踵行已久，计不推坐。检杖之小大，鞭之长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轻重，先无成制。臣等参量，造大枷长一丈三尺，喉下长一丈，通颊木各方五寸，以拟大逆外叛；杻械以掌流刑已上。诸台、寺、州、郡大枷，请悉焚之。枷本掌囚，非拷讯所用。从今断狱，皆依令尽听讯之理，量人强弱，加之拷掠，不听非法拷人，兼以拷石。”自是枷杖之制，颇有定准。未几，狱官肆虐，稍复重大。
《法例律》：“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免官者，三载之后听仕，降先阶一等。”延昌二年春，尚书刑峦奏：“窃详王公已下，或析体宸极，或著勋当时，咸胙土授民，维城王室。至于五等之爵，亦以功锡，虽爵秩有异，而号拟河山，得之至难，失之永坠。刑典既同，名复殊绝，请议所宜，附为永制。”诏议律之制，与八座门下参论。皆以为：“官人若罪本除名，以职当刑，犹有余资，复降阶而叙。至于五等封爵，除刑若尽，永即甄削，便同之除名，于例实爽。愚谓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后，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为县公，公为侯，侯为伯，伯为子，子为男，至于县男，则降为乡男。五等爵者，亦依此而降，至于散男。其乡男无可降授者，三年之后，听依其本品之资出身。”诏从之。 其年秋，符玺郎中高贤、弟员外散骑侍郎仲贤、叔司徒府主簿六珍等，坐弟季贤同元愉逆，除名为民，会赦之后，被旨勿论。尚书邢峦奏：“案季贤既受逆官，为其传檄，规扇幽瀛，遘兹祸乱，据律准犯，罪当孥戮，兄叔坐法，法有明典。赖蒙大宥，身命获全，除名还民，于其为幸。然反逆坐重，故支属相及。体既相及，事同一科，岂有赦前皆从流斩之罪，赦后独除反者之身。又缘坐之罪，不得以职除流。且货赇小愆，寇盗微戾，赃状露验者，会赦犹除其名。何有罪极裂冠，衅均毁冕，父子齐刑，兄弟共罚，赦前同斩从流，赦后有复官之理。依律则罪合孥戮，准赦例皆除名。古人议无将之罪者，毁其室，洿其宫，绝其踪，灭其类。其宅犹弃，而况人乎？请依律处，除名为民。”诏曰：“死者既在赦前，又员外非在正侍之限，便可悉听复仕。” 三年，尚书李平奏：“冀州阜城民费羊皮母亡，家贫无以葬，卖七岁子与同城人张回为婢。回转卖于鄃县民梁定之，而不言良状。案盗律‘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回故买羊皮女，谋以转卖。依律处绞刑。”诏曰：“律称和卖人者，谓两人诈取他财。今羊皮卖女，告回称良，张回利贱，知良公买。诚于律俱乖，而两各非诈。此女虽父卖为婢，体本是良。回转卖之日，应有迟疑，而“决从真卖。于情不可。更推例以为永式。”
延尉少卿杨钧议曰：“谨详盗律‘掠人、掠卖人为奴婢者，皆死’，别条‘卖子孙者，一岁刑’。卖良是一，而刑死悬殊者，由缘情制罚，则致罪有差。又详‘君盗强盗，首从皆同’，和掠之罪，固应不异。及‘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然五服相卖，皆有明条，买者之罪，律所不载。窃谓同凡从法，其缘服相减者，宜有差，买者之罪，不得过于卖者之咎也。但羊皮卖女为婢，不言追赎，张回真买，谓同家财，至于转鬻之日，不复疑虑。缘其买之于女父，便卖之于他人，准其和掠，此有因缘之类也。又详恐喝条注：‘尊长与之已决，恐喝幼贱求之。’然恐喝体同，而不受恐喝之罪者，以尊长与之已决故也。而张回本买婢于羊皮，乃真卖于定之。准此条例，得先有由；推之因缘，理颇相类。即状准条，处流为允。”
三公郎中崔鸿议曰：“案律‘卖子有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期亲及妾与子妇流’。唯买者无罪文。然”卖者既以有罪，买者不得不坐。但卖者以天性难夺，支属易遗，尊卑不同，故罪有异。买者知良故买，又于彼无亲。若买同卖者，即理不可。何者？‘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此亦非掠，从其真买，暨于致罪，刑死大殊。明知买者之坐，自应一例，不得全如钧议，云买者之罪，不过卖者之咎也。且买者于彼无天性支属之义，何故得有差等之理？又案别条：‘知人掠盗之物而故卖者，以随从论。’依此律文，知人掠良，从其宜买，罪止于流。然其亲属相卖，坐殊凡掠。至于买者，亦宜不等。若处同流坐，于法为深。准律斟降，合刑五岁。至如买者，知是良人，决便真卖，不语前人得之由绪。前人谓真奴婢，更或转卖，因此流洞，罔知所在，家人追赎，求访无处，永沉贱隶，无复良期。案其罪状，与掠无异。且法严而奸易息，政宽而民多犹，水火之喻，先典明文。今谓买人亲属而复决卖，不告前人良状由绪，处同掠罪。”
太保、高阳王雍议曰：“州处张回，专引盗律，检回所犯，本非和掠，保证明然，去盗远矣。今引以盗律之条，处以和掠之罪，原情究律，实为乖当。如臣钧之议，知买掠良人者，本无罪文。何以言之？‘群盗强盗，无首从皆同’，和掠之罪，故应不异。明此自无正条，引类以结罪。臣鸿以转卖流漂，罪与掠等，可谓‘罪人斯得’。案《贼律》云：‘谋杀人而发觉者流，从者五岁刑；已伤及杀而还苏者死，从者流；已杀者斩，从而加功者死，不加者流。’详沉贱之与身死，流漂之与腐骨，一存一亡，为害孰甚？然贼律杀人，有首从之科，盗人卖买，无唱和差等。谋杀之与和掠，同是良人，应为准例。所以不引杀人减之，降从强盗之一科。纵令谋杀之与强盗，俱得为例，而似从轻。其义安在？又云：‘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此明禁暴掠之原，遏奸盗之本，非谓市之于亲尊之手，而同之于盗掠之刑。窃谓五服相卖，俱是良人，所以容有差等之罪者，明去掠盗理远，故从亲疏为差级，尊卑为轻重。依律：‘诸共犯罪，皆以发意为首。’明卖买之元有由，魁末之坐宜定。若羊皮不云卖，则回无买心，则羊皮为元首，张回为从坐。首有沾刑之科，从有极默之戾，推之宪律，法刑无据。买者之罪，宜各从卖者之坐。又详臣鸿之议，有从他亲属买得良人，而复真卖，不语后人由状者，处同掠罪。既一为婢，卖与不卖，俱非良人。何必以不卖为可原，转卖为难恕。张回之愆，宜鞭一百。卖子葬亲，孝诚可美，而表赏之议未闻，刑罚之科已降。恐非敦风厉俗，以德导民之谓。请免羊皮之罪，公酬卖直。”诏曰：“羊皮卖女葬母，孝诚可嘉，便可特原。张回虽买之于父，不应转卖，可刑五岁。”
先是，皇族有谴，皆不持讯。时有宗士元显富，犯罪须鞫，宗正约以旧制。尚书李平奏：“以帝宗磐固，周布于天下，其属籍疏远，廕官卑末，无良犯宪，理须推究。请立限断，以为定式。”诏曰：“云来绵远，繁衍世滋，植籍宗氏，而为不善，量亦多矣。先朝既无不讯之格，而空相矫恃，以长违暴。诸在议请之外，可悉依常法。”
其年六月，兼廷尉卿元志、监王靖等上言：“检除名之例，依律文，‘狱成’谓处罪案成者。寺谓犯罪迳弹后，使复检鞫证定刑，罪状彰露，案署分两，狱理是成。若使案虽成，虽已申省，事下廷尉，或寺以情状未尽，或邀驾挝鼓，或门下立疑，更付别使者，可从未成之条。其家人陈诉，信其专辞，而阻成断，便是曲遂于私，有乖公体。何者？五诈既穷，六备已立，侥幸之辈，更起异端，进求延罪于漏刻，退希不测之恩宥，辩以惑正，曲以乱直，长民奸于下，隳国法于上，窃所未安。”大理正崔纂、评杨机、丞甲休、律博士刘安元以为：“律文，狱已成及决竟，经所绾，而疑有奸欺，不直于法，及诉冤枉者，得摄讯复治之。检使处罪者，虽已案成，御史风弹，以痛诬伏；或拷不承引，依证而科；或有私嫌，强逼成罪；家人诉枉，辞案相背。刑宪不轻，理须讯鞫。既为公正，岂疑于私。如谓规不测之泽，抑绝讼端，则枉滞之徒，终无申理。若从其案成，便乖复治之律。然未判经赦，及复治理状，真伪未分。承前以来，如此例皆得复职。愚谓经奏遇赦，及已复治，得为狱成。”尚书李韶奏：“使虽结案，处上廷尉，解送至省，及家人诉枉，尚书纳辞，连解下鞫，未检遇宥者，不得为案成之狱。推之情理，谓崔纂等议为允。”诏从之。
熙平中，有冀州妖贼延陵王买，负罪逃亡，赦书断限之后，不自归首。廷尉卿裴延俊上言：“《法例律》：‘诸逃亡，赦书断限之后，不自归首者，复罪如初。’依《贼律》，谋反大逆，处置枭首。其延陵法权等所谓月光童子刘景晖者，妖言惑众，事在赦后阙，合死坐正。”崔纂以为：“景晖云能变为蛇雉，此乃傍人之言。虽杀晖为无理，恐赦晖复惑众。是以依违，不敢专执。当今不讳之朝，不应行无罪之戮。景晖九岁小兒，口尚乳臭，举动云为，并不关己，‘月光’之称，不出其口。皆奸吏无端，横生粉墨，所谓为之者巧，杀之者能。若以妖言惑众，据律应死，然更不破阙惑众。赦令之后方显其；律令之外，更求其罪。赦律何以取信于天下，天下焉得不疑于赦律乎！《书》曰：与杀无辜，宁失有罪。又案《法例律》：‘八十已上，八岁已下，杀伤论坐者上请。’议者谓悼耄之罪，不用此律。愚以老智如尚父，少惠如甘罗，此非常之士，可如其议，景晖愚小，自依凡律。”灵太后令曰：“景晖既经恩宥，何得议加横罪，可谪略阳民。余如奏。”
时司州表：“河东郡民李怜生行毒药，案以死坐。其母诉称：‘一身年老，更无期亲，例合上请。’检籍不谬，未及判申，怜母身丧。州断三年服终后乃行决。”司徒法曹参军许琰谓州判为允。主簿李瑒驳曰：“案《法例律》：‘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已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检上请之言，非应府州所决。毒杀人者斩，妻子流，计其所犯，实重余宪。准之情律，所亏不浅。且怜既怀鸩毒之心，谓不可参邻人任。计其母在，犹宜阖门投畀，况今死也，引以三年之礼乎？且给假殡葬，足示仁宽，今已卒哭，不合更延。可依法处斩，流其妻子。实足诫彼氓庶，肃是刑章。”尚书萧宝夤奏从瑒执，诏从之。
旧制，直阁、直后、直斋，武官队主、队副等，以比视官，至于犯谴，不得除罪。尚书令、任城王澄奏：“案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载，又无禄恤，先朝已来，皆得当刑。直阁等禁直上下，有宿卫之勤，理不应异。”灵太后令准中正。
神龟中，兰陵公主附马都尉刘辉，坐与河阴县民张智寿妹容妃、陈庆和妹慧猛，奸乱耽惑，殴主伤胎。辉惧罪逃亡。门下处奏：“各入死刑，智寿、庆和并以知情不加防限，处以流坐。”诏曰：“容妃、慧猛恕死，髡鞭付宫，余如奏。”尚书三公郎中崔纂执曰：“伏见旨募若获刘辉者，职人赏二阶，白民听出身进一阶，厮役免役，奴婢为良。案辉无叛逆之罪，赏同反人刘宣明之格。又寻门下处奏，以‘容妃、慧猛与辉私奸，两情耽惑，令辉挟忿，殴主伤胎。虽律无正条，罪合极法，并处入死。其智寿等二家，配敦煌为兵’。天慈广被，不即施行，虽恕其命，窃谓未可。夫律令，高皇帝所以治天下，不为喜怒增减，不由亲疏改易。案《斗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虽王姬下降，贵殊常妻，然人妇之孕，不得非一夕生。永平四年先朝旧格：‘诸刑流及死，皆首罪判官，后决从者。’事必因本以求支，狱若以辉逃避，便应悬处，未有舍其首罪而成其末愆。流死参差，或时未允。门下中禁大臣，职在敷奏。昔丙阝吉为相，不存斗毙，而问牛喘，岂不以司别故也。案容妃等，罪止于奸私。若擒之秽席，众证分明，即律科处，不越刑坐。何得同官掖之罪，齐奚官之阙。案智寿口诉，妹适司士曹参军罗显贵，已生二女于其夫，则他家之母。《礼》云妇人不二夫，犹曰不二天。若私门失度，罪在于夫，衅非兄弟。昔魏晋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何曾诤之，谓：‘在室之女，从父母之刑；已醮之妇，从夫家之刑。’斯乃不刊之令轨，古今之通议。《律》，‘期亲相隐’之谓凡罪。况奸私之丑，岂得以同气相证。论刑过其所犯，语情又乖律宪。案《律》，奸罪无相缘之坐。不可借辉之忿，加兄弟之刑。夫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爵人于朝，与众共之，明不私于天下，无欺于耳目。何得以非正刑书，施行四海。刑名一失，驷马不追。既有诏旨，依即行下，非律之案，理宜更请。”
尚书元修议以为：“昔哀姜悖礼于鲁，齐侯取而杀之，《春秋》所讥。又夏姬罪滥于陈国，但责征舒，而不非父母。明妇人外成，犯礼之愆，无关本属。况出适之妹，衅及兄弟乎？”右仆射游肇奏言：“臣等谬参枢辖，献替是司，门下出纳，谟明常则。至于无良犯法，职有司存，劾罪结案，本非其事。容妃等奸状，罪止于刑，并处极法，准律未当。出适之女，坐及其兄，推据典宪，理实为猛。又辉虽逃刑，罪非孥戮，募同大逆，亦谓加重。乖律之案，理宜陈请。乞付有司，重更详议。”诏曰：“辉悖法者之，罪不可纵。厚赏悬募，必望擒获。容妃、慧猛与辉私乱，因此耽惑，主致非常。此而不诛，将何惩肃！且已醮之女，不应坐及昆弟，但智寿、庆和知妹奸情，初不防御，招引刘辉，共成淫丑，败风秽化，理深其罚，特敕门下结狱，不拘恆司，岂得一同常例，以为通准。且古有诏狱，宁复一归大理。而尚书治本，纳言所属。弗究悖理之浅深，不详损化之多少，违彼义途，苟存执宪，殊乖任寄，深合罪责。崔纂可免郎，都坐尚书，悉夺禄一时。”
孝昌已后，天下淆乱，法令不恆，或宽或猛。及尔朱擅权，轻重肆意，在官者，多以深酷为能。至迁鄴，京畿群盗颇起。有司奏立严制：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小盗赃满十匹已上，魁首死，妻子配驿，从者流。侍中孙腾上言：“谨详，法若画一，理尚不二，不可喜怒由情，而致轻重。案《律》，公私劫盗，罪止流刑。而比执事苦违，好为穿凿，律令之外，更立余条，通相纠之路，班捉获之赏。斯乃刑书徒设，狱讼更烦，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非所谓不严而治，遵守典故者矣。臣以为升平之美，义在省刑；陵迟之弊，必由峻法。是以汉约三章，天下归德；秦酷五刑，率土瓦解。礼训君子，律禁小人，举罪定名，国有常辟。至如‘眚灾肆赦，怙终贼刑’，经典垂言，国朝成范。随时所用，各有司存。不宜巨细滋烦，令民预备。恐防之弥坚，攻之弥甚。诸犯盗之人，悉准律令，以明恆宪。庶使刑杀折衷，不得弃本从末。”诏从之。
天平后，迁移草创，百司多不奉法，货贿公行。兴和初，齐文襄王入辅朝政，以公平肃物，大改其风。至武定中，法令严明，四海知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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