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内篇　卷七

品藻第二十三盖闻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薰莸不同器，枭鸾不比翼。若乃商臣、冒顿，南蛮、北狄，万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年、汉日，千载之隔也。而世之称悖逆则云商、冒，论忠顺则曰伊、霍者，何哉？盖厥迹相符，则虽隔越为偶，奚必差肩接一作“步”。武，方称连类者乎？

　　史氏自迁、固作传，始以品汇相从。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鲜，求其具体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韩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绍，无闻二录。岂非韩、老俱称述者，书有子名；《韩非子》、《老子》。袁、董并曰英雄，生当汉末。用此为断，粗得其伦。亦有厥类众夥，宜为流别，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异品，用使兰艾相杂，朱紫不分，是谁之过欤？盖史宫之责也。

　　案班《书。古今人表》，仰包亿载，旁贯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义甚惬。及至篇中所列，奚不类于其叙哉！若孔门达者，颜称殆庶，至于他子，难为等衰。通“差”。今乃先伯牛而后曾参，进仲弓而退冉有，原注：伯牛、仲弓并在第二等，曾参、冉有并在第三等。求诸折中，厥理无闻。又楚王楚武王子文王，过邓，三甥聃甥、骓甥、养甥。请一作“欲”。杀之，邓侯不许，卒亡邓国。庄六，今定邓侯入下愚之上，原注：即第七等。夫宁人负我，为善获戾，持此致尤，将何劝善？如谓小不忍，乱大谋，失于用权，故加其罪。是则三甥见几而作，决在未萌，自当高立标格，置诸云汉，何碍止与邓侯邻伍，列在中庸下流而已哉？原注：三甥皆在第六等。又其叙晋文之臣佐也，舟之侨为上，阳处父次之，士会为下；原注：舟之侨在第三等，阳处父在第四等，士会在第五等。其述燕丹一脱“丹”字。之宾客也，高渐离居首，荆轲亚之，秦舞阳居末。原注：高渐离在第四等，荆轲在第五等，秦舞阳在第六等。事详《史记。刺客传》。斯并是非瞀乱，善恶纷拏，或珍瓴甋而贱骐骥，或策驽骀而舍骐骥。以兹为监，欲谁欺乎？

　　又江充、息夫躬谗陷惑上，使祸延储后，毒及忠良。论其奸凶，过于石显远矣。而固叙之，不列佞幸。杨王孙裸葬悖礼，狂猖之徒；考其一生，更无他事，而与朱云同列，一有“仍”字。冠之传首，不其秽欤？

　　若乃旁求别录，侧窥杂传，诸如此谬，其累实多。案刘向《列女传》载鲁之秋胡妻者，寻其始末，了无才行可称，直以怨怼厥夫，投川而死。轻生同于古冶，殉节异于曹娥，此乃凶险之顽人，强梁之悍妇，两言罪过。辄与贞烈为伍，有乖其实者焉。又嵇康《高士传》，其所载者广矣，而颜回、蘧瑗，独不见书。盖以二子虽乐道遗荣，安贫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

　　揣薄周、孔者之意。正如董仲舒、扬子云，亦钻仰四科，驰驱六籍，渐孔门之教义，服鲁国之儒风，亦是诵述礼法者。与此何殊，而并可甄录。夫回、瑗可弃，而扬、董获升，可谓识二五而不知十者一本误作“百”字。也。

　　爰及近代，史臣所书，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借如阳瓒效节边城，捐躯死敌，当有宋之代，抑刘、卜之徒欤？原注：刘谓刘康祖、卜谓卜天与。

　　而沈氏竟不别加标榜，唯寄编于《索虏》篇内。纪僧珍《南齐书》及《南史》并作“僧真”。砥节砺行，终始无瑕，而萧氏乃与群小混书，都以恩幸为目。

　　王頍文章不足，武艺居多，躬诣戚藩，首阶逆乱。撰隋史者如不能与枭感并列，原注：隋世皆以杨玄感为枭感。即宜附出《杨谅传》中，辄与词人共编，吉士为伍。原注：《隋书》列王頍在《文苑传》也。凡斯纂录，岂其类乎？

　　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则受误于庞萌，曹公则见欺于张邈。事一无“事”字。列在方书，句有脱字。惟善与恶，昭然可见。不假许、郭之深鉴，裴、王之妙察，而作者存诸简牍，不能使善恶区分，故曰谁之过欤？史官之责也。夫一作“矣”。能申藻镜，一多“区”字。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则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矣。

　　直书第二十四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一本“由”作“曲”，又多“自陷”二字。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暇，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一作“古”。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财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恶。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齐史之书崔拭，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一有“于”字，下同。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是以张俨发愤，私存《嘿记》之文；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以兹避祸，幸获两旧作“而”，误。全。足旧作“是”，误。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

　　然则历考前史，征诸直词，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沙拣金，有时获宝。案金行晋。在历，史氏尤多。当宣、懿。景师。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至习凿齿，乃申以死葛走旧有“生”字。达之说，疑脱“干令升亦斥以”六字。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如一作“始”。雪。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次有齐孝王《风俗传》、王劭《齐志》，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案于时河朔谓元魏。王公，箕裘未陨；邺城谓高齐。将相，薪构仍存。而二子书其所讳，曾无惮色。刚亦不吐，其斯人一本“人”字作“之谓”二字。欤？

　　盖烈士询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谄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曲笔第二十五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一作“射”，误。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若王沈《魏录》滥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下字忒狠。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然则史之不直，代有其收书，苟其事已彰，则今无所取。谓前人说过。

　　其有往贤之所未察，来者之所不知，今略广异闻，用标先觉。案《后汉书。更始传》称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视。　　夫以圣公身在微贱，已能结客报仇，避难绿林，名为豪杰。安有贵为人主，而反至于斯者乎？将作者曲笔阿时，独成光武之美；谀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兴之史，出自东观，或明皇即明帚。所定，或马后攸刊；而炎祚灵长，简书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传伪录者矣。陈氏《国志。刘后主传》云：“蜀无史职，故灾祥靡闻。”案黄气见于种归，群鸟堕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无宰相气；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一作“何从”。而书？

　　一多“之”字。盖由父辱受髡，故加兹谤议者也。　　古者诸侯并争，胜负无恒，而他善必称，已恶不讳。逮乎近古，一作“世”。无闻至公，国自称一作“谓”。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于边裔，见侮诸华，遂高自标举，比桑乾元魏开国处。于姬、汉之国；曲加排抑，同建邺于蛮貊之邦。夫以敌国相仇，交兵结怨，载诸移檄，用可致诬，列诸缃素，谓史。难为妄说。苟未达此义，安可言于史邪？夫史之曲笔诬书，句。不过一二，句。语其罪负，一作“负罪”。为失已多。而魏收杂以寓言，殆将过半，固以王本作“知”。仓颉已降，罕见其流，而李氏《齐书》称为实录者，何也？盖以重规李百药字。亡考未达，伯起以公辅相加，字出大名，一误作“若”。事同元叹，既无德不报，故旧多“以”字。虚美相酬。然必谓昭公知礼，吾不信也。语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如王劭之抗词不挠，可以方驾古人。而魏收持论激扬，称其有惭正直。夫不彰其罪，谓于劭所著诸史，无所指实。而轻肆其诛，此所谓兵起无名，难为制胜者。寻此论之作，盖由君您书法不隐，取咎当时。或有假手史臣，以复私门之耻。不然，何恶直丑正，盗憎主人之甚乎！

　　盖霜雪交下，始见贞松之操；国家丧乱，方验忠臣之节。若汉末之董承、耿纪，曲在魏。晋初之诸葛、毋一作“母”，音贯。丘，曲在晋。齐兴而有刘秉、一讹作“康”。袁粲，曲在齐。周灭而有王谦、尉迥；曲在隋。斯皆破家殉国，视死犹生。而历代诸史，皆书之曰逆，将何以激扬名教，以劝事君者乎！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

　　自梁、陈已降，隋、周而往，诸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伪可求。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波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昔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则自古所叹，岂独于今哉！

　　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是以隐侯沈约。《宋书》多妄，萧武梁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齐宣览而无遗。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呜呼！此亦有国家者所宜惩革也。篇末归到功罪失平，劝惩倒置，斯为探本深言，益透前篇寄慨隐衷。

　　鉴识第二十六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盖三王之受谤也，值鲁连而获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见诋。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一作“源”。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一作“焉”。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

　　观《左氏》之书，为传之最，而时经汉、魏，竟不列于学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传》。夫以丘明躬为鲁史，受经仲尼，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一作“体”，非。彼二家者，师孔氏之弟子，预达者之门人，才识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受者乎！加以二《传》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育》、《墨守》，乃腐儒之妄述；卖饼、太官，诚智士之明鉴也。

　　逮《史》、《汉》继作，踵武相承。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原注：王充谓彪文义浃备，纪事详赡，观者以为甲，以太史公为乙也。张辅《名士优劣论》曰：“世人称司马迁、班固之才优劣，多以班为胜。余以为史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八十万言。烦省不敌，固之不如迁必矣。”然此二书，虽互有修短，递闻一作“有”。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张晏云：迁殁后，亡《龟策》、《日者传》，褚先生补其所一无“所”字。缺，言词鄙陋，非迁本意。案迁所撰《五帝本纪》、七十列传，称虞舜见陋，遂匿空而出；宣尼既殂，门人推奉有若。此二事又于《暗惑》篇论之。其言之鄙，又甚于兹，安得独罪褚生，而全宗马氏也？刘轨思商榷汉史，雅重班才；惟讥其本纪不列少帝，而辄编高后。案弘非刘氏，而窃养汉宫。时天下无主，一作“君”。吕宗称制，故借其岁月，寄以编年。而野鸡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周成王。为孺子，史刊摄政一作“正”。之年；厉亡流彘，历纪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传。句必有误，详此句当云“各有世家”。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岂谓虽浚发于巧心，反受嗤于拙目也。

　　刘祥撰《宋书。序一脱“序”字。录》，历说一作“序”。诸家晋史，其略云：“法盛《中兴》，荒庄草盛貌。一作“拙”。少气，王隐、徐广，沦溺罕华。”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一作“矣”。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疑当作“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以此诋诃，知其妄施弹射矣。　　夫人废兴，时也；穷达，命也。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盖《尚书》古文，《六一作“七”。经》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传》之雄霸也。

　　而自秦至晋，年逾五百，其书隐没，不行干世。既而梅氏写献，一作“状”。杜侯训释，然后见重一时，擅名千古。若乃一无“若乃”二字，一止有“乃”字。《老经》撰于周日，《庄子》成于楚年，遭文、景而始传，值嵇、阮而方贵。若斯流者，可胜纪哉！故曰“废兴，时也；穷达，命也。”适使时无识宝，世缺知音，若《论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将烟尽火灭，泥沉雨绝，安有殁而不朽，扬名于后世者乎！

　　探赜第二十七古之述者，岂徒然哉！或以取舍难明，或以是非相乱。由是《书》编典浩，宣父辨其流；《诗》列风雅，卜商通其义。夫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失其指归，则难以传授。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后学，其为谬也，不亦甚乎！　　其夫子之刊一作“作”。鲁史，学者以为感麟而作。案子思有言：吾祖厄于陈、蔡，始作《春秋》。此四字旧脱，今补。夫以彼聿修，传诸诒厥，欲求实录，难为爽误。是一讹“事”。则义包微婉，因攫莓“莓”一作“莓”，皆误，当作“煤”。而创词；时逢西狩，乃泣麟而绝笔。传者“传者”集内凡三见，并作“儒者”，当由书佣讹“传”作“口”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为自反袂拭面，称吾道穷，然后追论五始，定名三叛。此岂非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之所致耶？

　　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苟悦《汉纪》述匈奴则简，盖所以贱夷狄而一无“而”字。贵诸夏也。案春秋之时，诸国错峙，关梁不通，史官所书，罕能周悉。《传》本不略，此但据时势折之耳。异乎炎汉之世，四海一家，马迁乘传旧多“以”字。求自古遗文，而州郡上计，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备也。况彼吴、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鲁邦，尤为迂阔，丘明所录，安能备诸？且必以蛮夷而固略也，若驹支预于晋会，长狄埋于鲁门，葛卢之辨牛鸣，郯子之知鸟职，斯皆边隅小国，人品最微，犹复收其琐事，见于方册。安有主盟上国，势迫宗周，争长诸华，威陵一作“凌”。强晋，而可遗之者哉？《传》书楚事甚多，正辩在此。又荀氏著书，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非是独简一作“略”。胡乡，而偏详汉室。

　　盛既疑丘明之摈吴、楚，遂诬仲豫之抑匈奴，可谓强奏庸音，持为足曲者也。

　　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壁不能无颣；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而后生不能诋诃其过，又更文饰其非，遂推而广之，强为其说者，盖亦多矣。

　　如葛洪有云：“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案史之于一作“所”。书也，有其事则记，无其事则阙。寻一作“马”。迁之驰骛今古，上下数千载，春秋已往，得其遗事者，盖唯首阳之一作“山”。二子而已。然适使夷、齐生于秦代，一作“氏”。死于汉日，而乃升之传首，庸谓有情。言如此或可云发愤之故。今者考其先后，随而编次，斯则理之恒一作“常”。也，乌可怪乎？必谓子长以善而无报，推为传目，若伍子胥、大夫种、盂轲、墨翟、贾谊、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尽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类，简一作“同”。在一科，而乃异其篇目，各分为卷。一作“分为数卷也”。又迁之纰缪，其流甚多。夫陈胜之为世家，既云无据；项羽之称本纪，何必有凭。必谓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书违一讹作“为”。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黄、老而后《六经》，进奸雄而退处士，此之乖刺，复何为乎？言此等乃为被刑而发耳，若《项纪》岂关怨刺乎？

　　隋内史李德林著论，称陈寿蜀人，其撰《国志》，党蜀而抑魏。刊之国史，以为格言。案曹公之创工业也，贼杀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文帝临戎不武，为国好奢，忍害贤良，疏忌骨肉。而寿评皆依违其事，无所措言。是未尝抑魏者。刘主地谓门地，居汉宗，仗顺而起，夷险不挠，终始无瑕。方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以宗室言。譬以侯伯，宜辈秦缪、楚庄。以功烈言。而寿评抑其所长，攻其所短。亦不似党蜀者。是则寿之意。

　　以魏为正朔之国，典午攸承；蜀乃僭伪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安有背曹而向刘，疏魏而亲蜀也？此下旧有注，引陈寿《上诸葛集表》语，殊无取义，去之。夫无其文而有其说，不亦凭虚亡是者耶？　　习凿齿之撰《汉晋春秋》，以魏为伪国者，此盖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耳。而檀道鸾称其当桓氏执政，故撰此书，欲以绝彼瞻乌，防兹逐鹿。历观古之学士，为文以讽其上者多矣。若齐冏一作“赵”。失德，《豪士》于焉作赋；贾后无道，《女史》由其一作“之”。献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尔此二字一作“俯”字。而就也。借讽之作，只有短篇，从无巨帙。安有变三国之体统，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传诸千载，而藉以权济物议，此六字旧作“藉其权以济物”。取诫当时。岂非劳而无功，博而非要，与夫班彪《王命》，一向异乎？《王命论》亦止一篇，非如习书大部也。求之人情，理不当尔。理不当然也。或讹“尔”作“耳”，非。

　　自二京板荡，五胡称制，崔鸿鸠诸伪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鸿世仕江左，故不录司马、刘、萧之书；又恐识者尤之，未敢出行于外。以上并收语，见鸿本传。案于时中原乏主，海内横流，逖彼东南，更平。为正朔。适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终不能别有异同，忤非其议。安得以伪或作“魏”。书无录，而犹罪归彦鸾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一作“官”。吴朝，故情私南国；必如是，则其先徙居广固，委质慕容，何得书彼南燕，而与群胡并列！爱憎之道，岂若是邪？且观鸿书之纪纲，皆以晋为主，亦犹班《书》之载吴、项，必系汉年；陈《志》之述孙、刘，皆宗魏世。何止独遗其事，不取其书而已哉！但伯起躬为《魏史》，传列《岛夷》，不欲使中国著书，推崇江表，所以辄假言崔志，用纾魏羞。追出诃鸿心曲。且东晋之书，宋、齐一脱此四字，之史，考其所载，几三百篇，而伪邦坟籍，仅盈百卷。若使收矫鸿之失，南北混书，斯则四分有三，事归江外。

　　非唯肥瘠非类，众寡不均；兼以东南国史，皆须纪传区别，兹又体统不纯，难为编次者矣。收之矫妄，其可尽言乎！

　　于是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怀，枉申探赜；此云探赜，贴论史者说。或妄加向背，辄有异同。而流俗腐儒，后来末学，习其狂狷，成其诖误，自谓见所未见，闻所未冈，铭诸舌端，以为口实。唯智者不惑，无所疑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