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宦官扰乱国家，比女人造成的祸患还要严重。女人，只不过是使君主沉溺于美色罢了，而宦官的危害可不止一条。
宦官所担当的职责就是侍奉在君主身边，容易与君主形成亲密关系，他们的用心专一并且毒辣，他们能用微小的好处来迎合别人的心意，能用小忠小信获得君主的信任，使人君必然信任、亲近他们。等到获得了君主的完全信任，然后就用祸福来恐吓他、挟制他。这时候虽然有忠臣贤士在朝中，但君主认为他们和自己关系疏远，不如侍奉他起居饮食，成天在自己左右侍奉自己的亲随那样可靠。所以君主与成天在左右侍奉自己的人日益亲密，而对忠臣贤士们则日益疏远，君主便会日益地变得势单力孤。势单力孤，则惧怕发生祸患的心理就更加严重。而挟持自己的人的地位就会更加牢固。君主的安危，决定于这些人的喜怒；而祸患就潜伏在他的内廷之中。于是过去认为可以依靠的人，正是现在为患的根源。
当发觉祸患已深的时候，想要和平日里疏远的大臣们一起除掉左右的亲随，行动慢了就会使祸患日益严重；操之过急，又会使那些亲随挟持自己作为人质。这时候即使是智慧再高的人，也不能与他共商对策了。就算是能够商议对策，也很难实际着手去做。即使做了，也有可能不成功，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很可能发生两败俱伤的后果。祸患大的可以亡国，次一点的会让自己丧命，并且会使世上的奸雄们以此为借口乘机而起，把宦官与其同党尽皆除掉，大快天下人心后才算完。过去历史上记载的宦官之祸往往如此，而且不止一代。
作为君主，并不是故意要在宫中养虎成患，在朝堂之上疏远忠臣贤士，这是日积月累逐步发展而成的，是形势发展使他自然而然地走入此途的。所以沉迷于女色，如果不幸一直执迷不悟，那么祸患就要随之降临了；但是一旦醒悟，把她们撵出去就行了。而宦者造成的祸患，虽然有所悔悟，但已经形成的形势使得自己没有办法把他们除掉；唐昭宗的事就是这样。所以说“比女人造成的祸患还要严重”，就是指这些，怎能不有所戒惧呢？

　　东汉末年与晚唐时期，宦官弄权，愈演愈烈，以致先后酿成亡国之祸。欧阳修有鉴于此，特在其《五代史》中为宦者立传，阐明其害之深，以作后世当国者之戒。此文即为传前的总评。

　　文章详细描述了宦官一步步把持朝政、危害政权的具体过程，从而警告后世君王不要渐积养祸。当然，作者把“乱国”的根源归咎于宦官、女祸，这种观点也不是全面的。全文首尾照应，结构清晰，分析细密，说理层层递进，体现了作者写作的深厚功力。

　　宦祸的形成，从宦者的工作性质说，他接近皇帝，熟悉皇帝的生活习惯与思想志趣；从宦者本人说，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又因为是阉者，无亲属羽翼，无道德、学术素养与从政经验，本来势孤力单，难得众心。但一旦弄权，为确立威望，就特别专横残忍，排除异己，不遗余力。文章在总括宦者的特质之后，即随之层层铺衍。这类人也极其机灵，见风使舵。他们先以“小善”、“小信”来固人主之心，求得君主的信赖；一遇君主信任之后，即时进谗言，用祸福之事吓唬君主，离间重臣，以达到把持君主之目的。这样一来，就必然形成君主对终日侍奉左右的宦者“日益亲”，对朝中的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也就“日益孤”了。出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君主对朝中重臣就难以信任，他自己的惧祸之心就“日益切”，宦者对君主的把持也就“日益牢”了。于是，国家的安危就取决于宦者的喜怒，亡国的祸患就潜伏在廷帷之间。往日君主所依靠的重臣，现在反而变成将要为患的对象。正所谓是非颠倒，黑白莫辨。等到皇帝清醒过来，发觉养祸已深，想与已被疏远的朝臣一道清除为非乱政的宦者，但如果进行缓慢，则养祸日深，难以铲除；若操之过急，谋划不周，那宦者就要先行一步，挟持君主作为人质，使得君主与朝臣无法共图义举。即使付诸实施，也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弄得“亡国”、“亡身”，使奸豪得以借口乘机而起，尽诛宦者而取代国政。这就是汉唐宦者乱人之国的惨痛历史教训。

　　篇末，作者再从人主角度宕开一笔，引入深层思考。作为君王，主观上总想使国家长治久安，至于亲左右，疏贤臣，也原非其本意。但为什么终于出现宦祸这一现象呢？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宦者处于近侍的有利条件，若人主稍不警觉，那渐集之势就会酿成大祸。这样一提，就更加引起后世君主的警惕了。文章的结尾，又重提女祸之害，再一次与宦者之害作对照，以强调宦者之祸“深于女祸”的论点，并与开篇相呼应。

　　全文就前代宦者乱国的史实，条分缕析，层层演进，从中得出宦官得以乱国的根本原因。文中又采用一宾一主的衬照手法，事显而意明，情深而理切，足为后世当国者戒。连同传文在内，堪称卓荦千古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