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是一定的吗？可是贤德的人不一定显贵，仁善的人不一定长寿。天道不是一定的吗？可仁善的人却必然后继有人。这两种说法取哪种才算恰当呢？
我听申包胥说：“人要是下了决心就能打破天道，天道要是确定了也能胜过人为的努力。”世上谈论天道的人，不等天道落定便去要求它的灵验，所以认为天道茫茫，难于预测。善良的人因此而懈怠，邪恶的人因此放肆。像从前盗跖的长寿，孔子、颜回的困厄，这都是天道尚未落定啊。松柏生在山林当中，开始的时候，它们困厄在蓬蒿野草当中，遭到牛羊的踢踏蹂躏；可是到了最后，它们能四季常青，经历千年而青翠如初，这就是因为天道已然落定。善恶的报应，将会一直延续到子孙后代，由此看来天道的落定是一件长久的事情。我以所见所闻来考察其中的规律，发现天道落定的必然之势是十分清楚明白的。
一个国家将要兴起，就一定有德惠遍施于世人的大臣尽力贡献而不求报答，然后他的子孙才能与恪守成法、保有太平盛世的君主一同享受天下的福禄。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达于后汉、后周的时候，曾经接连侍奉过太祖、太宗两位皇帝，能文能武，亦孝亦忠，天下人都盼望他能担任宰相之职，然而王公终究因为为人耿直而不能与时世相融合。他曾经在自己的庭院中栽下了三棵槐树，说：“我的子孙一定有位列三公的人。”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担任了真宗皇帝景德、祥符年间的宰相，正逢上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太平无事的好时候，他享有福禄荣名共十八年。如果今天托物给别人，明天就往回要，那么可能能要回来，也可能要不回来。而晋公修养自身的德行，向上天求取报答，那么必是数十年之后才能得到报答，那时候就好像是拿着契约两联中的一联，亲手与上天进行交割一样。我是因为这些才知道天道的灵验果真是必然的。
我没有赶上亲眼看到魏公，只是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懿敏公以敢于直言进谏来侍奉仁宗皇帝，在朝廷中出入侍奉皇帝、外出统兵打仗有三十多年了，他的官位并没有与他的功德相称。这是上天想要让王氏复兴吗？为什么王氏的子孙有如此多的贤良之才呢？世上的人有把晋公比作李栖筠的，论雄才伟略、为人正直等方面，他们真是不相上下。李栖筠的儿子吉甫、孙子德裕，享受的功名富贵与王氏一族差不多，但是若说到忠诚宽厚、仁善朴实等方面，却不如魏公父子。由此看来，王氏一族的福分，还没有到达鼎盛的时候啊！
懿敏公的儿子巩与我交游，他崇尚道德而且文才卓越，以此来继承他家的传统。我因此把这些铭记了下来。铭文说：“多么美好啊！魏公的丰功伟业，与槐树一起萌芽成长。勤劳地添土栽植，必然要经过一代的时间才能成长起来。他成为真宗皇帝的宰相后，天下四方因此而平安无事。回来后看到自己的家园，已经是槐荫满庭了。我辈小人，等不到清晨变成黄昏，就忙着寻找时机，追求名利，哪有时间去顾及自己的品德？只是希望能够凭着侥幸，不劳而获罢了。如果没有你们这样的君子，又怎能使国家得到治理？都城的东面，有晋公的居所，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就象征着晋公一家的贤德。多么美好啊！”

　　这篇文章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在湖州上任时为学生王巩家中的“三槐堂”题写的铭词。苏轼在徐州期间，王巩曾与其一起郊游吟诗。苏轼来湖州上任，王巩也赶来相会，并请其为自家“三槐堂”题铭，苏轼便应邀作《三槐堂铭》。

　　本文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湖州任上为学生王巩家中“三槐堂”提写的铭词。三槐堂，是北宋初年兵部侍郎王佑家的祠堂，因王佑手植三棵槐树于庭而得名。古代传说，三槐象征朝廷官吏中职位最高的三公。而王佑正是王巩的曾祖父。

　　文章主题在于歌颂王佑的品德和功业，分五段进行。第一二两段，从天命的有常立论，肯定了善善恶恶的因果报应，提出“仁者必有后”的观点，为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三四五层，记叙了王佑手植三槐的经过和期待，以及王佑子孙后代多有仁德贤能者的事实，说明王佑仁爱厚施、积善成德，因此才子孙多贤，福祚绵绵不绝，从而论证了观点，突出了主旨。

　　全文贯穿着天命有常、因果报应思想，崇尚仁厚忠恕的德行。认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显然带有惩创人心、引为鉴诫的良苦用心。文章叙议兼行，挥洒如意。文字简洁，自然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