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转变的关系
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要求集权于皇帝一身。至于如何集权，则视时代的不同而各有其方式。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一个系统或一个机构中，名实不符；在不同系统之间，此一系统的权力为旁一系统所侵夺。这是一个通则，非仅止是南朝如此。不然，皇帝便很难把大权都抓到自己手上。这个问题是容易理解的，如果各个部门、各个地方、各个官吏都有实权，名实相符，互不相妨，那皇帝还能有权？
六朝到刘裕为皇帝，阶级巳起变化，楚子代替世族做了皇帝。但九品中正制度还存在，贵族、髙门谁都不想伊职位低的官吏，九品中正制度多少还能起到保证他们做髙官的作用。皇帝也不可能把他们从高级职位上都驱逐出去，无论哪个皇帝，还需要他们的支持。于是皇帝便从机构上想办法。国家机构在古代，是保证君主专制的工具，如何设置，如何利用，权力都操于皇帝。
―般说在南朝，高门仍做大官，寒族做小官。君主为与贵族争权，在同一个系统中，把重权寄给原系微不足道的小官。这种小官既为重权所寄，渐次变成真宰相大臣。例如中书舍人，《南史》七七《恩倖传》序云-"至如中书所司，掌在机务。在晋中朝，常为重寄。于时舍人之任，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亊郎，管司诏诰。其后郎还为侍郎，而舍人亦称通事。元帝用琅邪刘超，以谨慎居职。宋文世，秋当、周赳并出寒门。孝武以来，士庶杂选，如东海鲍照以才学知名，又用备邵巢尚之，江夏王义恭以为非选。及明帝世，胡母潁、阮任夫之徒，专为佞倖矣。齐初亦用久劳及以亲信，关表启，发署诏敕。频涉辞翰者，亦为诏文，侍郎之局复见侵矣。建武世，诏命始不关中书，专出舍人。省内舍人四人，所置四省，其下有主书、令、史，旧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数无员，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万机严秘，有如尚书外司。"
同书同卷《吕文显传》略云：
"吕文显，(海人也。永明元年，为中书通事舍'人。与茹法亮等迭出人为舍人，并见亲幸。时中书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谞之'四户'，既总重权，势傾天下。"
同书同卷《茹法亮传》略云-"茹法亮，吴兴武康人也。宋大明中，出身为小史。历斋干扶侍。孝武末年，鞭罚过度，校猎江右，选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从至南州，得鞭者过半。法亮忧惧，因缘启出家得为道人。武帝即位，仍为中书通事舍人。与会稽吕文度、临海吕文显并以奸佞谄事武帝。法亮、文度并势倾天下，太尉王俭常谓人曰：'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
中书监、令为魏文帝曹丕所置，用以分外朝尚书台阁之权。晋舍人在中书省中，位居九品，本是极小的官吏。东晋舍人亦称通事，可以管司诏诰，权力有所上升。舍人之职品位既低，自可选用寒人。士族亦不屑于为此小官。南朝宋孝武帝时，舍人犹是"士庶杂选"，所用舍人鲁郡巢尚之，为"人士之末"。《《南史，恩倖传，戴法兴传》）到宋明帝时，舍人胡母颢、阮佃夫之徒，便"专为佞倖"了。也就是全由寒人中选出。齐初，舍人"亦为诏文"，中书侍郎之职被侵。齐明帝建武之时，"诏命始不关中书，专出舍人"，中书令之权又被侵夺。
舍人成了真宰相，"四户"权倾天下。齐太尉王俭慨叹："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茹法亮）！"王俭出身于琅邪王氏，是王导之后，为一流士族，而茹法亮出身为小史、面首、道人（僧徒；)，王俭连他的权也不如了，可见士族权力降低到了什么程度。所谓"高官"职位，不过是一个空名义或一种安慰而已。一个部门，首脑无权而下属却有大权，首脑为士族，下属为寒门，首脑为传统的旧的政治力量，下属为皇帝的亲信。这种格局，便在加强君主的专制。
制局监与外监。《资治通鉴》一四七梁武帝天监七年舂正月云：
"乙亥，以南兖州剌史吕僧珍为领军将军。领军拿内外兵要，宋孝建以来，制局用事，与领军分兵权，典事以上皆得呈奏，领军拱手而已。及吴平侯禺在职峻切，官曹肃然。制局监皆近倖，颇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丙子，出为雍州刺史。（胡注："先用偺珍，次日出禺。"《南史》七七《恩倖传，茹法亮传》云-"(吕〉文度为外监，专制兵权，领军将军守虚位而已。"
同书同眷论曰：
"制局小司，专典兵力，云陛天居，亘设兰诗，羽林榷卒，重屯广卫。一…若征兵动众，大兴人役，优剧远近，断于外监之心，辱诋诃，恣于典事之口。"
《通鉴》之言说明制局小司本属领军。领军掌内外兵要，今"制局小司，专典兵力"，"征兵动众，断于外监之心"，"典事以上皆得呈奏"，领军将军也就变成拱手守虚位了。这一如中书令的权力为舍人所夺。从梁萧罱为领军，以"在职峻切"，遭到制局监的排挤，可看出制局势力的牢固。
典签。《南史》七七《恩滓传，吕文显传》云："故事，府州部内论事，皆签前直叙所论之事，后云谨签，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签，故府州置典签以典之。本五品吏，宋初改为七职。宋氏晚运，多以幼少皇子为方镇，时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签，典签之权稍重。大明，泰始，长王临蕃，索族出镇，莫不皆内出教命，刺史不得专其任也。宗愨为豫州，吴喜公为典签。愨刑政所施，喜公每多违执。慇大怒曰：'宗愨年将六十，为国竭命，政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复与典签共临！，喜公稽弒流血乃止。自此以后，权寄弥隆，典签递互还都，一岁数反，时主辗与间言，访以方事。剌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莫不折节推奉，恒虑不及。于是威行州郡，权重蕃君。"
同书四四《齐武帝诸子传，巴陵王子伦传》云：
"先是髙帝、武帝为渚王置典签帅，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觐接，辄留心顾问，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莫不折节推奉，恒虑弗及，于是威行州部，权重蕃君。武陵王晔为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签赵渥之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见武帝相，晔遂免还。南海王子罕戌琅邪，欲暂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而止。还泣谓母曰：'儿欲移五步亦不得，与囚何异！'……言行举动，不得自专，征衣求食，必须咨访。永明中巴东王子响杀行亊刘寅等，武帝闻之，谓群臣曰：'子响遂反。'戴僭静大言曰：'诸王輾自应反，岂唯巴东【，武帝问其故，答曰：天王无罪，而一时被囚，取一挺竊，一杯浆，皆咨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唯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竟陵王子良尝问众曰：'士大夫何意诣签帅？'参军范云答曰：'诣长史以下皆无益，诣签帅便有倍本之价，不诣谓何？！'子良有愧色。及明帝诛异己者，渚王见害，悉典签所杀，竞无一人相抗。"
朝廷上，皇帝把将相之权交给制局小司、外监、舍人。
地方上，皇帝把刺史之权交给典签，但将相刺史之职均不废，制局监、外监、舍人、典签品级均不提。象中书通事舍人，《隋书》二六《百官志上》记"陈承梁，皆循其制官"，中书通事舍人为八品。位高者无权〔多为士族），有权者位很低（多为寒人），谁都反不了皇帝。这是南朝皇帝加强君主专制的妙方。
这就派生出了另一种现象，正官不重要，兼差反而重要。特别是对皇帝的亲信来说，如果不兼一个地位低但有实权的官，则他的正宫无论做得多大，也不起作用。粱朝的朱异，自迁尚书仪曹郎后，便"人兼中书通事舍人"。其后，迁鸿胪卿、太子右卫率，加员外常侍，迁散骑常侍，迁右卫将军，改加侍中，迁左卫将军，领步兵，直到太清二年迁中领军，都是"舍人如故"。如果不兼一个舍人，就不能做宰相的事。
再者，不是一个系统，甲系统可以管乙系统的事，乙系统也可以管甲系统的事。如在文官系统与武官系统之问，皇帝便用武将来夺文官的权力。象领军将军，《宋书》四〇《百官志下》称领军将军"掌内军"，即统禁省之兵。领军可预问政治，实际也是宰相。《宋书》四《少帝纪》谞少帝即位，"以尚书仆射傅亮为中书监，司空徐羡之、领军将军谢晦及亮辅政"。同书八《明帝纪》谓明帝死时，"袁粲、褚渊、刘酌、蔡兴宗、沈攸之同被顾命"。按袁粲为尚书令，褚渊为护军将军（宋时护军掌外军：)，刘酰为领军将军。所谞"辅政"，"受顾命"，即都是宰相。《宋书》六三《沈演之传》记沈演之于元嘉二十年"迁侍中，右卫将军如故"。宋文帝曾对沈演之说："侍中、领、卫，望实优显，此盖宰相便坐，郷其勉之。"
这是武官如领军将军为宰相，预问政治之证。领军权力移于制局监及外监，这二监的参预政治，就更容易看出了。《南史》七七《恩倖传，茹法珍传》等传谓齐东昏侯时，茹法珍、梅虫儿"并为制局监"，他们与东昏侯的"左右应敕捉刀之徒并专国命"。
后来他们又"并为外监，口称诏敕。中书舍人王之与相唇齿"。同中书舍人一样，他们都是真宰相。
《文献通考》四九《职官考三，宰相》有一段话写到餽普南北朝时期，什么叫宰相。其言云：一按此则或掌机密，或录尚书，或综机权，或管朝政，或单侍中，或给事中，或受顾命，皆为宰相也。"
只要戴上这些桂冠，不管是哪一个系统的官，便是宰相，便可管别一个系统或几个系统的事。《通考》云：
"魏文帝以刘放、孙资为中书监、令，并攀机密。晋武帝诏以荀勖为中书监、侍中，叶赞朝政。张华为中书令、侍中，刘卞谓华曰：'公居阿衡之地。'东晋庾亮、庾冰相次为中书监。至冰经纶时务，升擢后进，朝野注心，咸曰贤相。殷浩为扬州刺史，参综朝权。王教为大将军、侍中，上表曰〃臣备位宰辅。'谢安为中书监、录尚书省事。"
这是餽晋时期中书监、中书令、侍中、扬州刺史、大将军、录尚书省事之为宰相者。之所以为宰相，是因为或掌机密，或赞朝政，或为中书令、中书监、侍中、录尚书省事，或参综朝权。中书监、令属中书省，侍中属门下省，扬州剌史为地方官，大将军为武职，录尚书省事应属尚书省。它们都可以是宰相，可见宰相之杂。这使得事杈不可能分明。《通考》续云：
"宋文帝初，徐羡之为司空、录尚书事。后以江湛、王僧绰俱为侍中，任以机密。后又以殷景仁为侍中左卫将军，与侍中右卫将军王华、侍中左卫将军王昙首、侍中刘湛四人俱居门下。初王弘为江州刺史，加侍中，后征辅政，以为侍中、司徒、录尚书事。而弘弟昙首为文帝所任，与华相持。华常谓己力用不尽，每叹息云：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理！，（刘）堪母忧去职，后征为太子詹事，加给事中，与殷景仁并被任遇。谌常云：'今代宰相何难，此正可当我南阳郡汉代功曹耳。，沈演之为侍中、卫将军，文帝潸之曰，'侍中、领、卫俱为优重，此盖宰相便坐，卿其勉之，'?
同吋几个人做侍中，也就都是宰相。王华说："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理！"《"理"，《宋书》六三《王华传》作"治"。〉殊不知宋文帝正是要使宰相人多，事权分散.大家的力量都用不尽，以便皇帝集中权力于一身。
刘湛说："今代宰相何难，此正可当我南阳郡汉代功曹耳。"〔"代"，《宋书》六九《刘湛传》作"世"。〕是说当时做宰相正象做南阳郡功曹那样容易。他是太子詹事，被加上一个"给事中"的官名，便成了宰相。文帝说侍中、领军将军、卫军将军都是"宰相便坐\实际并不止此。
《通考》续云-"齐王俭为侍中、尚书令，黹谓人曰：'江左风流宰相，惟有谢安.'盖自况也。明帝顾命，江拓兄弟及始安王遥光、尚书令徐孝嗣、领军萧坦之，更貼救，时呼为六贵，。（《南史》六《梁本纪上，武帝》广时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坧、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更直内省，分日帖敕，世所谓'六贵'。皆宰相也。"
这六个在齐东昏侯之初，同时担任宰相职责的人，他们的本官是：扬州刺史、尚书令、右仆射、右将军、侍中、卫尉。雍州刺史萧衍说-"政出多门.乱其阶矣。诗云卜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况今有六，而可得乎！嫌隙若成，方相诛灭。"（《梁书》一《武帝纪上》〉政出多门就等于谁都没有实际的宰相的权力，不论谁都难管事，不论何事都互相牵扯。到头来一个个都要被皇帝诛灭。"六贵"的命运便是如此。真正有权的，唯皇帝一人。中书舍人、制局监、外监之所以有权，也不过是因为他们唯皇帝的意志是从，得到皇帝的宠信。
概括言之，南朝官制名实不符，高官如宰相、领军，有名而无实权，低官如舍人、制局监无名而有重权。文官如中书监、令的宰相权，从历史来看，是层层下降的。东晋犹有通事郎管司诏诰，后却将通事的职务交给舍人，称通事舍人，郎还为侍郎。舍人由此取得了管司诏浩的权力。有点文化的，后又代写诏文，侍郎之职于是被侵夺。到齐明帝之时，诏命专出舍人，中书令也等于虚设了。宰相不做宰相事，正官即使如朱异大到做了散骑常侍、侍中、左右卫将军、领军，也要兼一个舍人。兼差比正官重要，是因为正官无实权，所兼之差才有实权。至于各个系统的人都可以做宰相，在皇帝看来，是无关痛痒的，因为宰相本来有名无实。人多了，反而可收牵制之效。权力由髙级官吏移于低级官吏，实质上即由最高贵族移于最低阶级。这是由于当时的皇帝不想由离阶层的人做高阶层的事，而倚之以另一阶层造成。南朝官制名实不符，包含了社会变动的意义。而有权者作为恩幸，对皇帝必俯首贴耳。无权者职责不明，本为剌史，如参综朝权，也可管到别一个系统的事。大家互相牵扯，对于唯予一人的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的加强，却有莫大的好处。这是南朝职官制度的特点。
看南朝的官制只有从阶级的变动去看，才能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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