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坞）
(一）人口流动的三个方向~~东北、西北与南方
晋代自八王之乱以来，战乱相寻，天夾迭萌，人民除了不能走或不愿走的以外（此种人产生的影响与流民一般大），都外逃以避难。胡族统治者为了控制人口.也凭藉武力，强迫徙民。由此出现了北方人口大流动的现象。两晋南北朝三百年来的大变动，可以说就是由人口的大流动、大迁徙问题引起。
自八王之乱爆发，人口便已幵始流动。《晋书》一二〇《李特载记》所记："元康中，氐齐万年反，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相与人汉川者数万家。……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紫止。"这支进人益、梁并在益州起兵的关西流民队伍，迁徙时间即在元康元年八王之乱爆发之后，永兴元年匈奴刘渊起兵之前。
北方人民的大规模流动，是从刘渊起兵开始的。
待别是在晋怀帝永嘉七年洛阳陷落之后。本节所要叙述的是永嘉之乱以来北方人民的流动。
从全国范围来看，当时北方人民避难流徙的方向有三：东北、西北、南方。流向东北的一支，托庇于鲜卑慕容政权之下。流向西北的一支，归依于凉州张轨的領域。流向南方的一支、侨寄于孙吴的故壤。影响所及，不独前燕、前凉及东晋的建国中兴与此北方的流民有关，即后来南北朝的士族亦承其系统。
按《晋书》一〇八《慕容魔载记》有云：
"元康四年，乃移居之（大解城），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百姓失业流亡归闲者日月相继。建武初，元帝承制，以庵为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流亡士庶多裡负归之。嵬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阑郡，靑州人为营丘郎.并州人为唐国郡。"
由此可见流向东北慕容氏治下的人民，在阶级上有士族，有庶民；在籍贯上，有冀、豫、青、并等州人。慕容魔分别为之立郡以统之，并从中选拔自己所需要的辅佐。
载记称慕容麂"推举贤才，委以庶政，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逄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爽、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偶任居枢要，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母翼、鲁国孔築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平原刘瓒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率国胄束.修受业焉。嵬览政之暇，亲临听之，于是路有頌声，礼让兴矣。"慕容麂从流人中大批起用中州士人为谋主、股肱.对前燕的建国与推行魏晋屯田旧法，〔见《晋书》一〇九《慕容戟载记》〉对东北地区的开发.起了重要的作用。前燕部落解散早，比前、后赵进步，也与此有关。前燕立郡以统流人与东晋侨置郡县以居流人相同。
又《晋书》八六《张轨传》有云：
"秘书监缪世征、少府挚虞夜观星象，相与言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凉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及京都陷，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
那些逃到凉州来的中州人士，对五凉政权的建立，河西胡族的汉化与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象南凉，在秃发乌孤之时，"梁昶、韩疋、张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树、薛翘、赵振、王忠、赵晁、苏霸，秦雍之世门。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晋书》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在秃发傅檀时，又曾起用"中州令族"裴敏、马辅，"秦陇冠冕"辛晃、彭敏。（同书同卷《秃发得植载记》〉秃发利鹿孤"从史嵩之言，建学而延胄子"。（同书同卷史臣曰）禿发傅植与后秦韦宗"论六国纵横之規，三家战争之略，远言天命废兴，近陈人事成败，机变无穷，辞致清辩"。汉文化水平之高，竟使韦宗有"命世大才、经纶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之叹。（同书同卷《秃发利鹿孤载记》〉从南凉之例可以窥见晋时中州流人对河西凉州地区影响之巨。这个地区的胡族本较落后，进化之所以快，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与中州流人的结合。
至于北人南来避难，约略可以分为两条路线，一至长江上游，一至长江下游。路线固有不同，在避难的人群中，其社会阶级亦各互异。南来的上层阶级为晋的皇室及洛阳的公卿士大夫，而在流向东北与西北的人群中，鲜能看到这个阶级中的人物。中层阶级亦为北方士族，但其政洽社会文化地位不及聚集于洛阳的士大夫集团，除少数人如徐澄之、喊琨等外（见《晋书》九一《儒林传，徐邈传》〉，大抵不以学术见长，而以武勇善战著称。下层阶级为长江以北地方低等士族及一般庶民，以地位卑下及实力薄弱，不易南来避难。人数较前二者为特少。下面先说避难至长江下游的流人。
上层阶级。《晋书》六五《王导传》云：
"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元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
《资治通鉴》八七晋怀帝永嘉五年云：
"时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镇东司马王导说琅邪王睿收其贤俊，与之共事。I从
之，辟掾厲百余人，时人谓之'百六掾'。以前颖川太守勃海刁协为军谘祭酒，前东海太守王承、广陵相卞萣为从事中郎，江宁令诸葛恢、历阳参军陈国陈額为行参军，前太傅掾庚亮为西曹掾。"
从"十六七"之言，可知中州士女逃向江南之多。东晋是在北方士族和江东名宗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百六掾"则是东晋政权的奠基石。
中州士族逃命江左，"寄人国土"，喘息稍定，自不能不作"求田问舍"之计。其地点值得注意。《晋书》八〇《王養之传》略云：
"(王〉述后检察会稽郡，辩其刑政，主者疲于简对。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于父母墓前自誓。養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与吏部待郎谢万书曰：'顷东游还，修植桑果。并行田视地利，养闲暇。
《宋书》六七《谢灵运传》略云-"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涉岭，必造幽峻，岩陣千重，莫不备尽。登蹂常著木履，上山III」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锈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在会榷亦多徒众，惊动县邑。"
据此可知北来上层社会阶级虽在建业首都作政治活动，然而殖产兴利，进行经济的开发，则在会稽、临海之间的地域。故此一带区域也是北来上层社会阶级居住之地。上层阶级的领袖王谢诸家，之所以需要到会稽、临海之间来求田问舍，是因为新都近旁既无空虚之地，京口晋陵一带又为北来次等士族所占有，至若吴郡、义兴、吴兴等郡，都是吴入势力强盛的地方，不可插人。故惟有渡过钱塘江，至吴人士族力量较弱的会稽郡，转而东进，求经济之发展。
中层阶级或次等士族。此等人多来自江淮以北，人数较当时避难南来的上下两层社会阶级为多，但在政治文化上不占高等地位。他们既不能亦不必居住在长江南岸新立的首都建康及其近旁，又不便或不易插人江左文化士族所聚居的吴郡治所及其近旁。而为了保全自己，他们却不得不择一距新邦首都不甚远，且又在长江南岸较为安全的地方居住下来。地广人稀的京口晋屐近旁一带，恰中其选。
据《元和郡县图志》二五《江南道一》润州丹阳县条云：
"新丰钠在县东北三十里，晋元帝大兴四年，晋陵内史张阇所立。旧晋陵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恶秽。阈创湖，成概灌之利。初以劳役免宫，后追纪其功，超为大司农。"
《宋书》三五《州郡志一》南徐州刺史条略云：
"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弒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睃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故南徐州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户七万二千四百七十二，口四十二万六百四十。晋陵太守领户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二，口八万一百一十三。"
《元和郡县图志》明言"旧晋陵地广人稀"，这正是江淮以北次等士族理想的避难处所。张阇于大兴四年在晋陵修起新丰湖，给了江淮以北的流人在这一地域创建家园以便利的条件。后来这个区域发展繁盛起来，所依赖的正是此种流民的力量。
居住在晋陵郡的流民为当时具有战斗力的集团。换言之，即江左北人的武力集团。后来击败苻坚及创建宋、齐、梁三朝的霸业的，都是此集团的子孙。这可从以下史料得到证明。
《世说新语，捷悟类》"鄱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恶其居兵权"条刘注弓I《南徐州记》云：
"徐州人多劲悍，号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
《晋书》八四《刘牢之传》略云：
"刘牢之，彭城人也。曾祖義，以善射事武帝，历北地、雁门太守。父建，有武千，为征虏将军。世以壮勇称。牢之面紫赤色，须目惊人，而沉毅多计划。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玄多募劲勇，牢之与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髙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铙猛应选。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敌人畏之。"
刘牢之等都是住在京口《北府）的江淮以北的流民或其子孙。谢玄建立的"北府兵",便是由此种流民组成。刘牢之等是主要将领。淝水之战，击败苻坚，北府兵功勋卓著。
又《宋书》一《武帝纪》略云：
"高祖武皇帝讳裕，小名寄奴，彭城县绥舆里人。(曾祖）混始过江，居晋陵郡丹徒县之京口里。《高祖）乃与(东海何）无忌同船共还，建兴复之计。于是与弟道规、沛郡刘毅、平昌孟昶、任城魏咏之、髙平楦凭之、琅邪诸葛长民、太原王元德、陇西辛應兴、东莞童厚之，并同义谋。"
《魏书》九八《岛夷萧道成传》略云：
"岛夷萧道成，晋陵武进楚也。"同书同卷《岛夷萧衍传》略云：
"岛夷萧衍，亦晋陵武进楚也。"
然则，宋、齐、梁三朝的建立者都是住在晋陵郡的江淮以北流民的子孙。宋武帝刘裕是北府兵的将领，以打倒桓玄起家。他所依靠的力量正是北府兵。齐高帝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原籍为东诲郡兰陵县，萧道成的高担萧整始"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于是为南兰陵兰陵人"。（《南齐书》一《高帝纪上箫衍为南兰陵中都里人，其父萧顺之为萧道成的族弟。刘裕、萧道成、萧衍的先后称帝，表示晋朝由中州一流文化士族所独占的皇权，到南朝转人了次等士族即拥有武力的淮北流民集团之手。
下层阶级。此等人大抵分散杂居于吴人势力较大的地域。他们人数既少，政治社会文化地位又很低下，不能成为强有力的集团，不敢与当地吴人相抗衡。其后逐渐同化于土著的吴人。即与吴人通婚姻，口语为吴语。此等人可以陈朝皇室及王敬则家为代表。陈霸先先娶吴兴钱氏女，续娶吴兴章氏即钮氏女。（见《南史》一二《陈武宣章皇后传》〉王敬则与士庶相接皆吴语（见《南齐书》二六《王敬则传》〉。陈筋先的先世，虽不知在西晋末年为何地人，但避难南来，定居吴兴郡长城县，则是清楚的。王敬则的籍贯，据《南史》四五《王敬则传》，本为临淮射阳，后侨居晋陵南沙县。然则，陈糲先、玉敬则同为自北而南避难过江的伧楚。由于社会阶级的低下，杂居于吴人势力较大的地区，遂同化于吴人。他们的势力至南齐以后始渐抬头。
以上说的是南来北人至长江下游的路线及其居住区域，下面再说南来北人至长江上游的路线及其居住区域。
《梁书》一〇《萧颖达传》略云：
"兄颖胄，齐建武末行荆州事，颖达亦为西中郞将外兵参军，俱在西府。东昏遣辅国将军刘山阳为巴西太守，
道过辆州。密敉颖胄袭雍州。时高祖已为备矣，仍遣颖胄亲人王天虎以书疑之，山阳至，果不敢人城。穎胄计无所出，夜遣钱塘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将城局参军席阐文、谘议参军柳忱闭斋定议。阐文曰。萧雍州《萧衍）蓄养士马，非复一日，江陵素畏襄阳人，人众义不敌，取之必不可制。'"（参《梁书》一《武帝纪上》。武帝谓之"荆州本畏襄阳人按此传最可注意之点为席阐文所谓"江陵素畏襄阳人"一语。此点不独涉及梁武帝的霸业，即前此之桓玄、刘毅、沈攸之，后此之梁元帝、萧詧诸人的兴亡成败，均与之有关。若欲明瞭此中关键，必先考察居住在襄阳及江陵的南来北人为何等社会阶级。
首先可以注意的是原来居住在南阳及新野的上层士族，其政治社会地位逊于洛阳胜流如王导等辈，他们向南移动自不必或不能移居江左新邦首都建业，而可迁至当日长江上游都会江睽、南郡近旁一带。这不仅是因为江陵一地距胡族势力较远，比较安全，而且是因为江陵为当日长江上游的政治中心，为占有政治上地位的人群所乐居。兹举例言之。
《北周书》四一《瘐信传，哀江南賦》云：
"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为族；经邦佐汉，用论道而当官。康;、华之玉石，润河.洛之波灣。居负洛而重世，邑临河而娄安。逮永嘉之艰虜，始中原之乏主。民沈倚干墙壁，路交横于豺虎。值五马之南奔，逢三星之东聚。彼凌江而建国，此播迁于吾袓。分南阳而賜田，裂东岳而胙土。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
《隋书》七八《艺术传，庾季才传》略云："庾季才，新野人也。八世袓滔，随晋元帝过江，官至敏骑#侍，遂晶侯，因家于南抑江凌县。祖诜，梁处士，与宗人易（庾信之祖）开名。"
据此可知文化士族庾氏原本"负络"而居，始迁南阳新野县，因而为南阳新野人，继迁南郡江陵县。
又《梁书》一九《宗夬传》略云：
"宗夬，南阳涅阳人也，世居江陵。祖景，宋时征太子庶子，不就，有髙名。父繁，西中郎谘议参军。夬少勤学，有局干。弱冠，举郢州秀才。齐司徒竟陵王集学士于西邸，并见囹画，夬亦预焉。永明中，与魏和亲，敕夬与尚书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皆时选也。"
据此可知文化士族宗氏为自南阳涅阳县迁居到江陵。又《南齐书》五四《刘糾传》（参《南史》五〇《刘虬传》）略云"刘糾，南阳涅阳人也。旧族，徙居扛陵。建元初，豫章王为荆州，教辟糾为别驾，与同郡宗測、新野庾易并遭书礼请。永明三年，刺史庐陵王子鄉表及同郡宗！、宗尚之、瘐易、刘昭五人，请加蒲车束帛之命。诏征为通直郎，不就。"
据此可知文化士族刘蚪之先亦自南阳涅阳县徙居江又《世说新语，栖逸类》〔参《晋书》九四《隐逸传刘鳞之传》）略云：
"南阳辚之高率善史传，隐于阳岐。荊州刺史桓冲征为长史。、刘注引邓《晋纪》曰辚之字子，南阳安众人。"〉同书《任诞类》云：
"桓车骑在荆州，张玄为侍中，使至江陵，路经阳岐村。（刘注云，"村临江，去荆州二百里。"〉俄见一人持半小笼生鱼，径来造船，云：'有鱼欲寄作脍。'张乃维舟而纳之，问其姓字，称是刘遗民。〖刘注引《中兴书》曰："刘辚之，一字遗民。"吴士鉴《晋书，刘辚之传斛注》引洪亮吉《东晋疆域志》云-"石首有阳岐。"
据此可知文化士族晋人刘辚之籍本南阳安众县，后南迁石首之阳岐村，临江而居。
上述北人南来之上层文化士族，其先本居南阳一带，后徙江陵近旁地域，至江左政权后期渐次著称。梁元帝迁都江陵，为此集团最盛的时代。然而西魏灭梁，此种士族与遭遇侯景之乱，自建业逃到江陵之士族同为俘虏，随征服者北迁。北方上层士族南渡之局遂因此告一结束。
其次为迁至襄阳（雍州刺史治所）的原来住在南阳和新野地区的次等士族及雍、秦流民。永嘉之乱以来，居于南阳及新野地域的次等士族与上等士族同时南徙，但次等士族多止于襄阳一带。其后"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东晋孝武帝遂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以居流人。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而侨郡县犹寄寓在渚郡界"。宋孝武帝大明中，"又分实土郡县以为侨郡县"。（《宋书》三七《州郡志三》雍州刺史条）这里先说居住于雍州的北方次等士族。
《宋书》八三《宗越传》云-"宗越，南阳叶人也。本河南人，晋乱，徙南阳宛县，又土断羼叶。本为南阳次门，安北将军赵伦之镇襄阳，襄阳多杂姓，伦之使长史范颉之条次氏族，辨其高卑，颉之点越为役门，出身补郡吏。"
《梁书》九《曹景宗传》略云:
"曹景宗，新野人也。父欣之.为宋将，立至征虏将军、徐州刺史。景宗幼善骑射。"
同书一〇《蔡道恭传》（《南史》五五《蔡道恭传》同）略云：
"蔡道恭，南阳冠军人也。父那，宋益州剌史。（道恭）累有战功。"
按上述诸人本为北方中层社会阶级.即《宗越传》所谓"次门"者是。他们都有武力，居于襄阳雍州一带，与长江下游居住京口晋陵一带的南来北人之有武力者正同。除了这种人，还要注意流寓于侨雍州的雍、秦流民，他们也有武力，因而在雍州形成了一个武力集团。这个集团的形成当在"胡亡氐乱"之后，时间晚于东部京口晋陵地区的北府兵集团。
关于寄寓襄阳雍州地区的雍秦流民，在南靱史料中不难窥见其情况。《梁书》一《杨公则传》（《南史》五五《杨公则传》同）略云：
"杨公则，天水西县人也。父仲怀，宋泰始初为豫州刺史殷瑛将，战死于横塘，公则殓毕，徒步负丧归乡里。"(按《宋书》三七《州郡志》雍州剌史条下有南天水太守及西县令，杨公则的乡里当即指此。》同书一二《席阐文传》（《南史》五五《席阐文传》同）略"席阐文，安定临泾人也。齐初，为雍州剌史萧赤斧中兵参军，由是与其子颖胄善。''（按《宋书》三七《州郡志》秦州刺史条有安定太守。又云："晋孝武帝复立，寄治襄阳。"席阐文既为雍州刺史府参军，疑其家也是因为晋孝武帝时"胡亡氏乱"而南迁襄阳的》同书一七《马仙瑋传》(《南史》二六《袁湛传》附《马仙碑传》同）略云：
"马仙埤，扶风郿人也。父伯鸾，宋冠军司马。仙埤少以果敢闻。"(按《宋书》三七《州郡志》雍州剌史条下有扶风太守、都县令》同书一八《康绚传》（(南史》五五《康绚传》同）略云："康绚，华山蓝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诏于河西，因留为黔首，其后即以康为姓。晋时陇右乱，康氏迀于蓝田。钩曾祖因为苻坚太子詹事，生穆，穆为姚苌河南尹。宋永初中，穆举乡族三千余家，人襄阳之螝南，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寄居于襄阳，以穆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绚世父元隆，父元抚，并为流人所推，相继为华山太守。绚少俶傥有志气，齐文帝为雍州刺史，所辟皆取名家，珣特以才力召为西曹书佐。永明三年，除奉朝请。文帝在东宫，以旧恩引为直。后以母忧去职，服阕，除振威将军、华山太守。推诚抚循，荒余悦服。迁前军将军，复为华山太守。永元元年，义兵起，绚举郡以应。"
按上述杨公则、席阐文、马仙碑、康绚等人，都是居于侨雍州的雍、秦流民。他们迁居襄阳一带，当在"胡亡氐乱"以后。他们都有武力，因为南迁较晚，其战斗力的衰退也较居住在长江下游京口晋陵一带的武人为迟。他们的社会阶级地位与南阳、新野地区的次等士族相当，即同属于中层社会阶级。
上述足可说明襄阳存在着一个由中层社会阶级组成的强大的武力集团。如果说宋武帝刘裕的兴起靠了京口北府集团的武力，则梁武帝萧衍的兴起，却靠了襄阳集团的武力。北府兵至宋以后，战斗力衰退，有力量的是襄阳的武力集团。不过，到梁朝晚期，此集団的武力也不足用了，故梁武帝不得已而改用北来降将。至陈霸先则又别用南方土著的豪族，此为江左三百年政治社会上的大变动。
以上东北、西北、南渡三线，南渡的最多，流向东北的次之，流向西北的又次之。流民亦非一往而不返，有回徙的。不徙有事发生，徙则有大事发生，南北朝无一大事不与徙有关。
(二）北方胡族统治者的徙民与人民的屯聚问题(坞壁及桃花源〉
永嘉之乱以来，胡族统治者往往将其武力所到地域的各族居民，迁往政治中心地带，以便控制并役使。而当这个胡族政权发生混乱，失去控制力，或者灭亡的时候，被迁徙的人民又往往回迁。这一往一返，影响极大。
匈奴刘聪之时，其将刘曜曾驱掠长安"士女八万余口退还平阳"。次陷三渚，又曾迁"二万余户于平阳县"。刘聪所设的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从其兵力所及地区驱掠而来的汉族编户与六夷部落。司隶部人曾有二十万户因为平阳饥饿与石赵的招诱，出奔冀州。《以上见《晋书》一〇二《刘聪载记》〉
把各族被征服的人民迁往政治中心地带，匈奴刘聪巳开其端。到后赵石虎时，徙民的规模增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将关中之人东迁出关，被迁徙的有各族各个阶级的人们。这出于氐人苻洪和羌人姚弋仲的建议。《晋书》一一二《苻洪载记》云：
"(石〉季龙〈石虎）灭石生，洪说季龙宜徙关中豪杰及羌戎内实京师，季龙从之.以洪为龙藻将军、流人都督，处于枋头/'
同书一一六《姚弋仲载记》略云：
"石季龙克上邦，弋仲说之曰：'宜徙陇上康强，虚其心膣，以实&甸。'（后）季龙执杈，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豪杰于关东，弋仲率部数万迁于清河。"
又同书一六《石季龙载记上》云：
"镇远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已来，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华胄，宜蒙优免.之。自是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有七姓|其兵贯，一同旧族，随才铨叙，思欲分还桑梓者听之。其非此等，不得为例。"
由此可见被迁往关东的有雍秦汉、氐、羌各族各阶层的人民。迁徙目的在"虚其心腹，以实畿甸"。而所谓以实裟甸，或"内实京师",其实是利在控制他们，一例作为"戌役"使用，他们都有―兵贯"。后来被免掉兵贯的只有雍、秦二州的望族皇甫、胡等十七姓。
石虎不仅曾将关西地区的人户迁往关东，而且曾将南方人民迂往北方。《晋书》七《成帝纪》所载汉水以东被徙人户即有七千余家之多。其言云：
"咸康五年九月，石季龙将奥安、李龙陷河南，张貉陷秭城，因寇江夏、义阳，征虏将军毛实、西阳太守樊俊、义阳太守郑进并死之。夔安等进围石城.竞陵太守李阳距战，破之.斩首五千余级。安乃退。遂略汉东七千余家迁于幽、冀。"
后赵徙民究竟有多少？《晋书，石季龙载记》附《石闵传》记石虎末年，后赵大乱，"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可见被徙的各地、各族人户之众。
数百万人违乡背井，被迁往关东，是一次大迁徙。数百万人因乱回迁本土，又是一次大迁徙。《石闵传》记载当时回迁人户"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
有脉络可寻的，是氐人和羌人的回迁。关于氐人，《晋书》一一二《苻洪载记》云：
"洪将死，谓（子）健曰：'所以未人关者，言中州可指时而定，今见困竖子，中厣非汝兄弟所能办，关中形胜，吾亡后便可鼓行而西。'言终而死。"
同书同卷《苻健载记》略云：
"尽众西行，起浮桥于盟津以济，遗其弟雄率歩骑五千人渔关，兄子黉自轵关人河东。既济焚桥，自统大众继雄而进。三辅略定，健引兵至长安，人而都之。"
按苻洪"有众十余万"（《苻洪载记》人从他临死前所说的活中可以看出，他本想争得中州，不料为麻秋所鸩。
他以为中原非苻健兄弟所能办，要他们率部回关中创业。苻健在苻洪死后，"尽众西行"，夺取了长安，建立了前秦。这个国家是在氐人的回徙中建立的，而所以能够建立，是因为石虎时期所实行的迁徙关中豪杰及羌戎，"虚其腹心，以实畿甸"的政策，已使关中无有力量能与苻健的十余万众相抗衡。
羌人。羌人有部众"数万"(《姚弋仲载记》）处于凊河。羌人的回徙，晚于氐人。后赵乱，姚襄一度率部南攻，后来在将佐劝说下，才北归。《晋书》一一六《姚襄载记》略云：
"裏将佐部众皆北人，咸劝襄北还。襄方轨北弓I，乃据许昌，将如河东以囹关右，自许遂攻洛阳，逾月不克。桓温自江陵伐襄，战于伊水，为温所败。襄寻徙北屈，将图关中，进屯杏城,遣其从兄辅国姚兰咯地麒城，使其兄益及将军王钦卢招集北地戎夏，归附者五万余户。襄率众西引，战于三原，襄畋，为（苻）坚所杀。（及襄死，苌率诸弟降于苻生。尸姚襄人关，关中已为氐人所占。姚襄拥有的力量不及氐人苻氏，较量的结果是羌人的失败，姚襄被杀，羌人在姚苌率领下降于苻生。
东北的慕容鲜卑于此吋进人中原，建立前燕。前秦在苻坚的时候，灭了前燕，又有一次徙民。这次不是将关中之人迁往关东，而是将关东之人迁往关中。《晋书》一一三《苻坚载记上》云：
"徙关东紊杰及诸杂夷十万户（《通蓥》一〇三晋简文帝咸安元年作"十五万户"于关中，处乌桓杂类于冯翔、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徙陈留、东阿万户以实青州。"
苻坚所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包括了进人中原的慕容鲜卑与劫后羯族的遗民。这造成了苻融所说"鲜卑、羌、羯布诸畿甸"的局面。《《晋书》一一四《苻坚载记下〉苻坚将关东居民迁往关中，与后赵将关中居民迁往关东，在性质上并无不同。所不同的，是后来苻坚曾将本族人迁往关东。《晋书苻坚载记上》云：
"洛既平，（苻〉坚以关东地广人殷，思所以镇静之，引其群臣于东堂议曰：'凡我族类，支胤弥繁，今欲分三原、九崚、武都、汧、雍十五万户于诸方要镇，不忘旧德，为磐石之宗，于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于是分四帅子弟三千户以配苻丕镇邺，如世封诸侯，为新券主。坚送丕于瀕上，流涕而别。诸戌子弟离其父兄者，皆悲号哀恸，酸感行人，识者以为丧乱流离之象。于是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为平州剌史，领护鲜卑中郞搽，镇龙城；大鸿胪玮胤领护赤沙中郎将，移乌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中书梁谠为安远将军、幽州剌史，镇蓟城；毛兴为镇西将军、河州剌史，镇抱罕，王为廣扬将军、并州刺史，领护匈奴中郎将，镇晋阳，二州各配支户三千；苻晖为镇东大将军、豫州牧，镇洛阳；苻为安东将军、雍州剌史，镇蒲。
按被苻坚迁至关中的关东豪杰及诸杂夷为十万户或十五万户，而苻坚所欲迁往关东的关中氐人也是十五万户。可谓两两相当。苻坚的意图是要把本族人徙往诸方要镇，以为"磐石之宗"。从历史上看，这是氐人筝二次向关东迁徙。被徙至关东要镇的氏人，看来远来达到十五万户之数。配给苻丕镇邺的为三千户，配给毛兴镇抱罕、王腾镇晋阳的各为支户三千。其他各镇未见配给氐户的记载。
据以上所述，可以看到自匈奴的汉国到氐人的前秦，由于胡族统治者的徙民政策，北方各族各阶级的人民都曾被迁动。氐、羌曾从关中徙往关东，后来又回徙。鲜卑进人中原，后被徙往关中，淝水战后，又回徙关东。南方汉水以东地区的人民主要是蛮族，曾被徙往幽、冀。劫后北方的匈奴与竭人，也有移动。苻坚所徙关东人中，即包括羯人。在胡族统治者的徙民政策下，汉族也不能幸免。离乡背井，流离道路，使生产无法进行。但各个种族之间接触的机会却多了，这也可说是一种报偿。
北方的战乱和胡族统治者的徙民，对于各族来说，都是一种灾难。汉人能走的都走了，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的，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之难。《晋书〇《苏崚传》云-"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掖县〕。于时彔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遣长史徐玮宣檄渚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远近感其恩义，推峻为主。遂射猎于诲边青山中。"
《苏峻传》讲了两个"所在屯聚"，可知屯聚者之多。结垒也就是结堡、结坞，以作守备之用。那时的北方，到处都出现了坞。《水经注》一五洛水篇记洛水所经.有植山坞、金门坞、一合坞、云中坞、合水坞、零星坞、百谷坞、袁公坞、盘谷坞、范坞、杨志坞。这仅是络水流域的堡坞而已。从《晋书》六二《祖逖传》，我们还可见到黄、淮平原堡坞之多。此传云："初，北中郎将刘演距于石勒也，流人坞主张平、樊雅等在谯，演署平为豫州刺史，雅为谯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谢浮等十余部，众各数百，皆统属平。而张平余众助雅攻逖。蓬陂坞主陈川自号宁朔将军，陈留太守。逖遣使求救于川，川遗将李头率众援之，逖遂克谯城。（桓）宣遂留助逖，讨诸屯坞未附者。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听两属，时遣游军伪抄之，明其未附。诸坞主感戴，胡中有异谋，糠密以闻。前后克获，亦由此也。"
《祖逖传》所载张平、胨川诸坞都在平地，且有在河上者。与《水经注》所载洛水诸坞合看就可知中原坞聚分布之广。
凡屯聚堡坞而欲久支岁月的，最理想的地方，是既险阻而又可以耕种、有水泉灌溉之地。能具备这二个条件的，必为山顶平原及有溪涧水源之处。因此，当时迁到山势险峻的地方去避难的人，亦复不少。盖非此不足以阻胡马的陵轶，盗贼的寇抄。典型例子有庾衮的禹山坞和郗鉴的峄山坞。
《晋书》八八《孝友传，瘐衮传》略云"张泓等律掠于阳翟，衮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时百姓安宁，未知战守之事。衮曰：'孔子云：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乃集诸群士而谋曰：'二三君子相与处于险，将以安保亲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为主，不散则乱矣。将若之何？'众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谁！'于是峻险，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考功庸，计丈尺，均劳逸，通有无，绺完器备，量力任能，物应其宜，使邑推其长，里推其贤，而身率之。及賊至，衮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满而勿发。贼挑战，晏然不动，且辞焉。賊脤其镇，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
又晃公武《郡斋读书志》一四《兵家类》云："庾衮保聚图一卷。
右庾衮撰。《晋书'，孝友传》载衮字叔褒。齐王冏之倡义也，张泓等掠阳翟，衮率众保禹山，泓不能犯。此书序云：'大驾迁长安，时元康三年己酉，撰《保聚垒议》二十篇。'按阀之起兵，惠帝永宁元年也，帝迁长安，永兴元年也，皆在元康后，且三年岁次实癸丑，今云己酉，皆误。"
瘐袞率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时间较早。他撰写《保聚垒议》之年（永兴元年），即匈奴刘渊起兵之年。从他的禹山坞来看，保聚以同族为主，亦有庶姓。坞主由推举产生。上引《苏峻传》苏峻做坞主亦由推举，这是一个通则。坞以宗族乡党为单位，坞主为乡里豪帅，象庾衮、苏峻都是此等人。"峻险阨，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是筑坞以自守：考功庸，计丈尺，均劳役，通有无"，是耕种以自给。
"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无不竭力营蟾，若不至者，以力不义"。（《宋书》四八《王懿传"宗法社会胜于南方。我们虽不能说北方为有坞，所以才重同姓，重宗法；然而，北方社会宗法色彩之浓，却与坞之组织互为因果，坞延长了北方宗族社会的生命。
庾袞后去河内林虑山，表明坞并非坞主所有，坞主对于坞中成员，只起督护作用，对耕种、打仗，只负指挥之责。北魏的宗主督护制度与北方坞的组织的存在也是有关系的。类似情况是邾鉴的峄山坞。《艺文类聚》九二引《晋中兴书》云：
"中原丧乱，乡人遂共推鄱鉴力主，与千余家俱避于鲁囯峄山，山有童险。"
又《太平御览》三二〇引《晋中兴书》云：
"中宗初镇江左，假郗鉴龙壞将军、兖州剌史。又徐龛，石勒左右交侵。鉴收合荒散，保固一山，随宜对抗。"又《太平御览》四二弓I《地理志》云：
"峰山在邹县北。高秀独出。积石相临，殆无壤土。石间多孔穴，洞达相通，往往如数间居处，其俗谓之峄孔。遭乱辄将居人人峄，外寇虽众，无所施害。永嘉中，太尉弒蓥将乡曲逃此山，胡賊攻守不能得。"
又《晋书》六七《郗鉴传》云：
"鉴得归乡里。于时所在饥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义者，相与资瞻。鉴复分所得，以恤宗族及乡曲孤老，赖而全济者甚多。咸相谓曰。今天子播越，中原无伯，当归依仁德，可以后亡。，遂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蜂山。"
以铋鉴为坞主的峄山坞中的避难者千余家，主要也是郗鉴的宗人或乡曲。曄山孔穴相通，敌来人穴躲避，敌
去自可出穴进行耕种等活动。这又是一个以坞为形式的有经济、军事活动的宗族社会组织的实体。
"坞"究竟是什么。《说文》一四云："鸣，小陣也。一曰：庳城也。"
考坞之起濂甚早，其较先见的为袁宏《后汉纪》六王筋的"筑坞候"(《后汉书》五〇《王霸传》作"堆石布土"）及《后汉书》五四《马援传》的"起坞候"等语。王霸在上谷，马援在陇西，时当东汉初年。所可注意的是，地以坞为名的，其较早时期以西北区域为多，如董卓的郿坞是最著名的例子。今伦敦博物馆藏敦煌写本斯坦因号九二二西凉建初十二年敦煌县户籍阴怀条也有"居赵羽坞"之言。然则，坞名或起源于西北。西晋末世中原人民不能远徙的，藉此类小障、庳城以避难，坞遂在北方广泛发展起来。
《说文》所谓小障、庳城，略似欧洲的堡非城。城讲商业交通，坞讲自给自保。城大坞小。《孟子》言及"三里之城，七里之国"，而董卓所筑的最大的郿坞，周围也不到三里、七里之数。坞如果象城一样，董卓自可守长安，不必另行筑坞。董卓筑郿坞，当与他籍隶凉州，见坞有用于当时有关。董卓郿坞在非险要的地方，军事意义本淡，经济自给的方法又是储备谷物，而非耕种，与西晋末世普遍出现的坞不尽相同。
西晋时期发展起来的坞，可说是体小人少（对城而言）、经济自足的防御夷狄、寇盗的军事屏障，即《说文》所谓小障是也。坞在当时的北方，地位实际比城更为重要。《晋书》一二〇《李流载记》说"三蜀百姓并保险结坞，城邑皆空，流野无所略，士众饥困。涪陵人范长生率千余家依青城山"，李流靠范长生资给军粮，才得以复振。三蜀人不保城而保坞，是因为城不易守而坞则易守。李流军队因为三蜀百姓弃守城邑，保险结坞，而野无所掠，士众饥面，可说明坞能起到城邑所不能起到的防御作用。那时北方城巿荒芜不发达，人民聚居田野、山间，唯依坞以务农自给，坞由此得以占据北方社会最重要的位置。南朝商业与城市都较发达，北朝则以业与坞为重要；南朝"父母在而兄弟异计"、"父子殊产"者多（《宋书》八二《周朗传》〉，北朝则重同姓，重宗法，坞以宗族乡党为单位。这反映了当时南北社会组织的不同，经济生活的不同。
因为同宗共保一坞，成了北方社会的组织形态，所以决不能忽视北方不能走或不愿走的人们屯聚堡坞的作用。屯聚与人口的大流动对历史产生的影响，是难分轻重的。
这里说一下陶潜的《桃花源记》。
《桃花源记》虽为寓意之文，但也是西晋末年以来坞垒生活的真实写照。真实的桃花源应在北方的弘或上洛，而不在南方的武陵。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应为符秦，而非赢秦。《桃花源记》记实的部分乃依据义熙十三年春夏间刘裕率师人关时，戴延之等所见所闻的材料写成，《桃花源记》寓意的部分乃牵连混合刘瞵之人衡山采药故事，并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语写成。今试证之。
东晋末年戴祚（字延之）从刘裕人关灭后秦，著《西征记》二卷。（见《隋书》三三《经籍志》史部地理类，并参考《封氏闻见记》七"蜀无兔鸽''条、《唐语林》八及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六等）其书今不传，《水经注》中往往引之，中原坞垒之遗址于其文中尚可窥见一二．如《水经注》一五络水篇云：
"洛水又东，迳擅山坞南。
其山四绝孤峙，上有坞聚，俗谓之植山坞.义熙中刘公西人长安，舟师所届，次于洛阳，命参军戴延之与府舍人虞道元即舟溯流，穷铯洛|||，欲知水军可至之处。延之届此而返，竟不达其原也/'又《水经注》四河水篇云：
"河水又东北，玉澜水注之。水南出玉溪，北流，迳皇天原西。阇固记：开山东首上平溥，方可里余。三面壁立，髙千许仞。汉世祭天于其上，名之为皇天原。河水又东迳阔乡城北，东与全鳩润水合。水出南山，北迳皇天原东。
《述征记》曰：全节，地名也。其西名桃源，古之桃林，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也。《西征嗦》曰：咸征名于桷源者也。《晋太康记》曰：桃林在乡南谷中，"
《水经注》引文提及的桃源与桃林，亦见于《元和郡县图志》和《新唐书》。《元和郡县图志》六號州阌乡县条云："桃源，在县东北十里，古之桃林，周武王放牛之地也。"陕州灵宝县条云广桃林塞，自县以西至潼关皆是也。"《新唐书》三八《地理志》陕西灵宝县条云："有挑源宫，武德元年置。"这是地理。
又《资治通鉴》--一八晋安帝义熙十三年云：
"二月，王镇晋进军滗池，引兵径前，抵潼关。三月，(植）道济，（沈）林子至渔关，夏四月，太尉（刘〕裕至洛阳。"（按刘裕伐秦之役，军行年月《宋书》、《南史》等书记载既简略，又有脱误。）
据此可知王镇恶、檀道济、沈林子等前军在义熙十三年春二三月抵潼关，刘裕以首夏四月至洛阳，他派戴延之等溯洛水至檀山坞而返，当即在此时。这是时间。按《陶渊明集》有《曦羊长史》诗，其序云："左军羊长史衔使秦川.作此与之。"
则陶潜与征西将佐本有雅故，疑陶潜间接或直接得知戴延之等从刘裕人关途中的见闻。《桃花源记》之作，即取材于此。
《桃花源记》中所谓"土地平矿"者与皇天原"平博方里余"相合；所谓"太守即遣人随之往，……不复得路"者，与刘裕派遣戴延之溯洛水而上，至樓山坞而返相似；所谓"山有小口"者.与郗蓥峄山坞的"峄孔"相同；所谓"落英缤纷''者，亦与戴延之被派以四月人山的时令相应。《白氏长庆集》一六《大林寺桃花》云："人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舂归无觅处，不知转人此中来。"附序有云："大林穷远，人迹罕到，山髙地深，时节绝晚，于时孟夏四月，如正二月天，梨祧始华，涧泉犹短。"山地高寒，节候较晚，四月正是落英缤纷之时。此戴延之所见，而被陶潜记人《桃花源记》中。然则《桃花源记》中的秦为苻秦，亦可推知。
此《桃花源记》之所以为纪实之文。
桃花源所以被移于武陵，则因为采人了刘鳞之人衡山采药的故事。今传世的《捜抻后记》，旧题陶潜撰。其中杂有元嘉四年陶潜死后之事，故皆认为系伪托。然此书为随事杂记之体，非有固定的系统，内中当有后人增入之文，不能据以断定全书为伪托。即使全书为伪托，要之必出于六靱之手，由紗辑昔人旧篇而成。此书卷一第五条即《桃花源记》。第六条记刘轔之即刘子穢人衡山采药，见涧水南有二石囷，失道问路，才得还家。或说囷中都是仙灵方药，刘鳞之欲再往寻求，可是不能复知其处。此事《晋书》九四《隐逸传》亦曾记载。出于何法盛《晋中兴书》（见《太平御览》四一九、四二五、五〇四所引何氏不知何所本，当与《搜神后记》同出一源。据此推测，陶潜之作《桃花源记》，为取桃花源事与刘鳞之事牵连混合为一。桃花源虽本在弘农或上洛，但因牵连混合刘鳞之人衡山采药故事的缘故，不得不移之于南方的武陵。
苏东坡论桃花源最有通识。他的《和桃花源诗序》云：
"世传桃據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使
武稜太守得而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尝意天壤之间若此者甚众，不迚桃源。"
或认为祧源实在武陵，这种认识反而不及苏东坡了。然而苏氏于《桃花源记》中寓意与纪实二者仍然牵混不明，犹为未达一间。即使《桃花源记》中的秦非指苻秦，但不有坞壁，何能有《桃花源记》？在纪实上，《桃花源记》是坞壁的反映，在寓意上，《桃花源记》是陶潜思想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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