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瑰的汉化政策，应当说是一贯的政策，非孝文帝所特创。不然，鲜卑部酋便在北方呆不下去，便须返回塞外。只是前期的汉化带有不自觉性，被迫性。
从北魏前期崔浩与鲜卑赍族的冲突来看，似乎汉化与鲜卑不能相容，因此，孝文帝推行汉化，目光落到了如何使鲜卑贵族接受汉人士族文化之上。即如何使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合而为一.不仅使鲜卑贵族有政治地位.而且使鲜卑贵族有社会地位，以此来巩固北魏的统治.并进而并吞南朝。
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是在迁都洛阳以后推行的。孝文帝迁都洛阳有政治的和经济的双重目的。政治上正如孝文帝所说-"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餽书》一九中《任城王云传》附子《澄传》》之所以要迁都洛阳，光宅中原，是因为崤函为帝宅，河洛为王里，是文治之地。要汉化，便须离开平城用武之地，把朝廷搬到洛阳去。此外，如拓绂澄所云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要"制御华夏，辑平九服".也以搬到洛阳去为好。（亦见《澄传》》经济上，孝文帝看中了洛阳可以通漕运。《魏书》五三《李冲传》有云-"高祖自？还京，泛舟洪池，乃从容渭冲曰。朕欲从此通渠干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人洛，从洛人河，从河人汴，从汴人淸，以至于准？下船而战，犹出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今沟渠若须二万人以下，六十有成者，宜以渐修之。'―同书七九《成淹传》云：
"髙袓幸徐州，敕淹与阁龙驹等主舟楫.将泛洒人河，搠淹还洛。军次瑱潘，淹以黄河峻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高祖敕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峻急，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幵百姓之心。''，
据此可知孝文帝认为洛阳能通四方之运，都洛是关系到军国大计的问题。然而，这个的要实现，领在鲜卑贵族汉化之后。
孝文帝汉化政策的中心，是在使鲜卑贵族向汉人士族转化。各项具体政策虽然收效有快慢、程度有深浅的不同，但都围绕着这个中心。今析之如下。
《魏书》七下《髙祖纪下》云:
"太和十八年十有二月壬寅，革衣服之制。太和十九年六月丙辰，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
同书二〇《广川王谐传》云：
"(太和十九年）诏曰：迁洛之人，自兹厥后，悉可归骸邙岭，皆不得就茔恒代。其有夫死葬在北，妇今葬在南，妇人从夫，宜还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坟于恒代，夫死于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从之，若异葬亦从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丧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户属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从所择。其属诸州者，各得任意。"
革衣服之制与改变迁居洛阳的鲜卑人的籍贯，不得再称代人，而称河南洛阳人，是容易办到的。死葬洛阳，也易办到，何况孝文帝作了许多具体的规定。衣冠、籍贯和丧葬地点的改变，一是要绝代人故土之恋，二是不如此便不能将代北鲜卑部酋变成中原士族。看似外表或形式，实际能够决定性质或内容。《魏书》七下《髙祖纪下》又云：
"太和十九年六月己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二十年春正月丁卯，诏改姓为元氏。"
同书二一上《咸阳王禧传》记孝文帝云：
"'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瞇官。王公卿士，咸以然不？'揍对曰。实如圣旨。'高祖曰：'朕尝与李冲论此，冲言四方之语，竞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何必改旧从新？冲之此言，应合死罪。'乃谓冲曰：'卿实负社稷，合令御史牵下。'冲免冠陈谢。"
在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中，"断诸北语，一从正音"，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是一项最重要的政策。变胡语即不说鲜卑复合语，而说单音汉语。随着语言的改变，姓也要改变，故改拓跋氏为元氏。其他所改诸姓，均见《魏书，官氏志》。如果不变胡语为汉语，不变复姓为单姓，就不配作文化士族。《魏书》四〇《陆靓传》记陆黻"娶东徐州剌史博陵崔鉴女，鉴谓所亲云：'平原(陆才度不恶，但恨其姓名殊为重复《陆氏原为步六孤氏）。'时离祖未改其姓。"
可知如果不改胡语、胡姓，就不能使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合而为一，不能解决胡汉问题。北魏的统治也难巩固。李冲说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之言为正。违反孝文帝意旨，故孝文帝说李冲"此言应合死罪"。
《陆鷇传》说到崔鉴恨陆敏原来的姓名殊为重复。
治史者对胡姓的改汉姓，说得很多，但对胡名的改汉名，则鲜见论述。这里略加考索。
魏收著《魏书》，其于胡人姓名，概用太和汉化以后的姓和名。胡人原来只有名，而无字和号，孝文帝改胡人姓名，其于名，是赐给他们一个汉名或雅名，而以他们原来的名为字，或为号，或为小名。其于先世乃至汉人，也往往照此办理。举例释之如下：
拓跋焘。《宋书》九五《索虏传》记"嗣死，谥气明元皇帝，子焘宇佛里代立"。而在"史臣曰"中，又有"'至于狸伐篡伪"之语。疑拓跋焘的胡名为"佛里伐"。著史的人以为"伐"是"代"的重字，因而删去。实则应为"佛里伐代立"。"焘"为雅名。
"伐"字与"拔"字同音，北燕冯拔小字莫里伐。莫里伐本来是冯拔的胡名，后取"伐"为"拔"，因名冯拔，"莫里伐"才成了他的小名。伐或拔大概是胡人的美称。胡字为火神、勇士之意，伐或拔或系取义于此。
又《周书》四《明帝纪》记明帝宇文敏，"小名统万突"（生于统万〕。同书五《武帝纪》记武帝宇文邕，"字祢罗突"。《通鉴》一四八梁武帝天监十五年末，记柔然西击髙车，"大破之，执其王弥俄突"。"突"字或亦取义于胡字又李初古拔为汉人，疑本有汉名。如薛初古拔，"—曰车辂拔，本名洪祚（汉名〉，世祖（太武帝拓跋焘〉赐名"。（《魏书》四二《薛辩传》）此二人以胡名显。
又《南齐书》四七《王融传》记王融上疏语及北魏设官分职，有"总录则邦姓直勒渴侯"之言。此指元勰。"郢姓"意即邦姓，国姓，为鲜卑语的汉文对音。故虽有拓跋珪，而下邦之"郢"，邦姓之"邦"不改。清亦如此，清帝虽有福临（世祖顺治），而福州之"福"不改。因为福临之"福"，为满州语的汉文对音。"直勒"即"直勤"或"特勤"，"直"为"特"音，"勒"为"勤"之误。"特勤"为亲王之意，亲王与皇室同姓，故云"郎姓直勒〔勤）"。"渴侯"为人名，《魏书》八七《节义传》有《刘渴侯传》。
此"渴侯"为《宋书》九五《索虏传》中的"渴言侯"，亦即《魏书》二一下的彭城王勰。《魏书》记"彭城王勰，字彦和。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宋书，索虏传》记北魏下书云：
"泰始初，使持节征南大将军勃海王直黻天賜、侍中尚书令安东大将军始平王直敏涡言侯、散骑常侍殿中尚书令安西将军西阳王直憩盖户千，领幽冀之众七万，滨海而南。"
这里的"始平王直懇渴言侯"，即《魏书，彭城王勰传》所记太和九年受封为始平王的元飆。渴侯或渴言侯为元飆本来的胡名，孝文帝推行汉化，才改名为繆。"勰"是雅名。元總字彦和，疑彦和为"言侯"的变音。也就是说，元勰自改雅名为"勰"，而原来的胡名渴侯或"渴言侯"变成了字。言侯又音转为彦和，去掉上一字"渴"，便成了"字彦和"。连字也成了雅字。
又宇文泰，字黑獭。宇文泰原来的胡名为黑獭，后改雅名为泰。《切韵序》云："秦陇则去声为人"，"泰"读为"濑"。胡人改雅名多采取本来胡名的最后一个字，如取"黑獭"之"獺"为"泰"，即是一例。
孝文帝还给汉人賜名。如潸河崔光，"本名孝伯，字长仁，高祖赐名《光）"。（《魏书》六七《崔光传》）陇西李韶，字元伯，"与弟彦、虔、蕤并为高祖赐名"。（《魏书》三九《李宝传》附长子《韶传》〕
如果只变胡姓而不变胡名，姓名仍然重复，仍然要波象崔鉴那样的汉人士族看不起。改胡名为汉名的问题，是与改胡姓为汉姓一样重要的问题，亟须研究。
变胡浯、胡姓与胡名为汉语、汉姓与汉名，进人了汉化的实质性问题，鲜卑贵族变为文化士族的道路打通了。
《魏书》二一上《咸阳王褸传》又云：
"于时王舍人应取八族及淸修之门。樓取任城王隶户为之，深为髙祖所责。诏曰：此年为六弟娉室，长弟咸阳王樓可娉故锲川太守陇西李辅女，次弟河南主干可娉故中散代郡樓明乐女，次弟广陵王羽可娉镊骑咨议参军荣阳郑平城女，次弟菽川王雍可娉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详可娉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
"八族"即穆、陆、贺、刘、楼、于、嵇（应为奚）、尉。王国舍人本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为之，咸阳王元禧却取任城王的隶户充当。这与孝文帝欲使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一致起来的想法与做法相冲突。为了使鲜卑贵族懂得门第的重要性，孝文帝遂为他的六个弟弟娉妇。所娉之妇均出八族及清修之门。然而，单是通婚尚不能使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一致，于是而有定姓族。
《魏书》一一三《官氏志》云：
"太和")"九年诏曰：代人诸胄，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混然未分.故官达者位极公啣，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且宜甄堪，随时渐铨。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
可注意的是，八族八姓）之所以为八族.是因为他们自道武帝以来，"觔著当世，位尽王公"。此八族为勋臣
八族。《官氏志》续云：
"自此以外，应班士流者，寻续别敕。原出朔土，旧为部落大人，而自皇始巳来，有三世官在给事已上，及州刺史、镇大将，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职官三世尚书已上，及品登王公而中间不降官绪，亦为姓。诸部落大人之后，而皇始已来官不及前列，而有三世为中散、监已上，外为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为族。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三世有令已上，外为副将、子都，太守，品登侯已上者，亦为族。凡此姓族之支亲，与其身有缌麻服已内，微有一二世官者，虽不全充美例，亦人姓族；五世以外，则各自计之，不蒙宗人之荫也。虽缌麻而三世官不至姓班，有族官则人族官，无族官则不人姓族之例也。"
据此可知孝文帝之定姓族，是专以官爵的高下，为姓族的高皁标准。他重姓族（或门第）也就是重官爵。穆、陆等八姓门第之高与他们"位尽王公"、政治地位之高完全一致。姓族一定，鲜卑贵族门第的离低也就分出来了。
定姓族包括汉人士族在内，与选官吏同时进行。《魏书》六三《宋弁传》略云：
"宋弁，广平列人人也。以弁兼黄门（郎），寻即正，兼司徒左长史。时大选内外群官，并定四海士族，弁专参铨量之任，事多称旨。"
从此传所云"定四海士族"、"姓族多所降抑"，可知孝文帝以官品定姓族的离卑，对象不仅是鲜卑贵族，而且包括了汉人士族。定四海士族是与大选内外群官同时进行的。宋弁参铨量之任，所潸"事多称旨"，即符合孝文帝以官爵定姓族高卑，据姓族高卑选举官吏之重官爵是看历代何官。如鲜卑穆、陆等八姓.是"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且为"灼然可知者"。孝文帝以为宋弁"应推郭祚之门"，也是因为郭祚为"晋瑰名门"。〈《魏书，宋弁传》北史》三六《薛辩传》附《薛聪传》记载孝文帝"曾与朝臣论海内姓地人物"，与羽林监薛聪有过这样一段不倫快的对话。
"(孝文帝）戏谓聪：'世人谓卿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聪对曰：'臣远祖广德，世仕汉朝，时人呼为汉。臣九世祖永，随刘备人蜀，时人呼为蜀。臣今事陛下，是虏非蜀也。'帝抚掌笑曰：'鲫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复苦朕？'聪因投戟而去。帝曰：'薛监醉耳其见知如此。"《《资治通鉴》一四〇齐明帝建武三年，薛聪作薛宗起，从元行冲《后魏国典》。》
薛聪知道孝文帝是笑他的袓先无官爵名望，不是名族，因此十分恼怒，与孝文帝顶撞起来。
定姓族与选举制密不可分。从定姓族起，北魏选举便只问姓族的高卑。象鲜卑八姓，孝文帝即明言"下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
《魏书》六《韩显宗传》记载了韩显宗关于选举问题的言论，以及孝文帝与韩显宗等人关于选举问题的对话，很能说明问题。其言云：
"显宗又上言曰：'进贤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贤良方正之称。今之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而朝廷但检其门望，不复弹坐，如此则可令别贡门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门望者，是其父祖之遗烈，亦何益于皇家？盖于时者，贤才而己。苟有其才，虽屠、钓、奴、虏之贱，圣皇不耻以为臣。苟非其才，虽三后之胤，自坠于皂隶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熙。议者或云今世等无奇才，不若取士于门，此亦失矣。岂可以世无周、邵，便废宰相而不置哉？'离袓曾诏诸官曰：'自近代已来，髙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一以为可，复以为不可，宜相与量之。'李冲对曰：'未审上古以来，置官列位，为欲为育粱儿地，为欲为益治赞时？'高祖曰。俱欲为治。'冲曰：'若欲为治，陛下今日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高祖曰：'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假使无当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纯笃，朕是以用之。'冲曰：傅岩、吕望岂可以门见举？'高袓曰。如此济世者希，旷代有一两人耳。'冲谓诸唧士曰：'适欲请诸贤救之。'秘书令李彪曰：'师旅寡少，未足为援，意有所怀，不敢尽言于圣日。陛下若专以门地，不审鲁之三卿熟若四科？'高祖曰：'犹如向解。'显宗进曰：'陛下光宅洛邑，百体唯新，国之兴否，指此一选。臣既学术浮浅，不能援引古今，以证此议，且以国事论之，不审中、秘书监、令之子必为秘书郎，顷来为监、令者，子皆可为不？'高祖曰：'卿何不论当世資跌为监、令者？'显宗曰：'陛下以物不可类，不应以贵承贵，以践袭贱。'高祖曰：'若有高明卓尔，才具與出者，朕亦不拘此例。'所谓"朝廷但检其门望"，"取士于门"（韩显宗语、"今曰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沼？""以门见举"（李冲语）；"专以门地"（李彪语）；"以贵承贵，以贱袭贱"（韩显宗语、可以说明孝文帝取士的标准只有一条，即看门第或门望如何。婚姻同此。
北方的婚宦制度，在孝文帝前后有所不同。在孝文帝以前，如崔浩是姓族与人伦并重。寒士有才，亦可视为胜流；寒女有德，亦得偶配名族。而这在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之后，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两种不同的观念。此处略加申述。
《世说新语贤嫒》"王汝南少无婚"条云：
"王汝南王湛〉少无缗，自求郝普女。司空以其痴，会无婚处，任其意便许之。（刘注云"魏志》曰：王昶字文舒，仕至司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东海（王承》，遂为王氏母仪。或问汝南何以知之？曰。尝见井上取水，举动容止不失常，未尝仵观，以此知之。'"（刘注云：《汝南别传》曰：襄城郝仲，将门，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尝见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朗英迈，母仪冠族，其通识余裕皆此类。）
同书《贤嫒》王浑妻钟氏条云：
"王浑妻钟氏生女令淑，武子王济）为妹求简美对而未得。有兵家子，有||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日：'诚是才者，其地可遗。'。
同书《贤媛》王司徒妇钟氏女条云：
"王司徒〈王浑）妇钟氏女，太傅曾孙。（刘注云：《王氏谱》曰："夫人黄门侍郎钟琰女。'亦有俊才女德。（刘注云：《妇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诗賦烦诔行于世。"〉钟，郝为娣拟，雅相亲重。钟不以贵陵郝，郝亦不以贱下钟。东海家内，则郝夫人之法。京陵（王浑袭父王昶爵京陵侯）家内，范钟夫人之礼。"
襄城郝氏至为孤陋，有女得配太原名族王氏。兵家地位至为低微，出身于太原名族王氏的王济，竟欲以妹妻之。这在孝文帝时，是绝对办不到的。选举与婚姻由既问姓族，又问人伦（既问家世，又问个人）转到只问姓族，不问个人，是观念与制度上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孝文帝在婚宦上，何以重姓族不重人伦？须知鲜卑本无文化可言，要有学术文化，非一朝一夕所能达到。孝文帝断北语，一从正音，只是为鲜卑贵族进人文化士族幵了一扇门户而已。鲜卑贵族自不能等到懂得儒学或有了"隽才"之后，才取得与汉人士族同等的社会地位。崔浩因为在"分明姓族"之外，又强调"齐整人伦"，强调儒学才能，从而遭到了鲜卑贵族的反对，招致了灭门之祸。孝文帝不讲人伦，只讲姓族；不问个人如何，只问门第高低，正是从鲜卑贵族尚无文化的实际情况出发的，的在使鲜卑贵族的政治社会地位，能与北方汉人崔、卢、李、郑等大姓，迅速一致起来。韩显宗等人的思想停留在北魏前期崔浩时代，因此才与孝文帝发生争论。
《新唐书》一九九《儒学传中，柳冲传》云：
"开元初，诏冲与薛南金复加刊窜，（姓系录）乃定。后柳芳著论甚详，芳之言曰：'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姬，其信可与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与也。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其达可与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其泰可与也。'，'
重姓族门第是南北士族共同的特征，但不是没有区别，柳芳所说山东尚婚娅，江左尚人物，关中尚冠冕，代北尚贵戚，便是区别。江左尚人物，即尚人伦，尚才识。代北尚贵戚即尚姓族，尚高官。山东和关中所尚，与代北接近。代北、山东、关中都属于北方，其所尚是在孝文帝汉化政策实施以后形成的，故与南方所尚有异。南方所尚保持了汉魏以来虽重门第但不废弃人伦的传统。
自六镇、尔朱荣之乱起，北朝曾一度发生胡化的逆流。历北齐、北周至陏朝，又恢复了汉化，直至于唐。胡化无疑是一种退化，但并非全为退化，而是胡汉民族又一次交混产生的一种新局面。假使一直汉化下去，也可能使北朝变得更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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