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园林

魏晋南北朝的文化编辑本段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个长期的混乱时代。这时期的哲学主要有两大派，一是以“玄学”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一是以“无君论”和“神灭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这一时期的宗教相当发展，也主要有两种，一为佛教，一为道教。

东晋统治阶级提倡信仰佛教，西域的许多僧侣东来，中国人西去求教的也不少。名僧法显曾到古印度求法，带回大量经典。他所著的《佛国记》，汉名《法显传》一书，是极重要的历史文献。当时的名僧还有佛图澄、释道安、慧远等。随着佛教勃兴，佛寺建筑大为发展，木塔、砖塔也就在南北朝时代兴建。

敦煌千佛洞

伴随佛教而来的信奉宗教的绘画艺术、人物肖像画出现了繁荣的新面目，雕刻艺术就是这一时期的重大成就。北魏开始开凿的敦煌千佛洞、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云岗石窟和龙门石窟等，都被称为中国艺术的大宝库。东晋顾恺之等人的绘画及绘画理论都有极高的成就，现有顾恺之的摹本《女史箴》，是我国文化的珍品。王羲之父子的书法以及当时的音乐、戏剧等都有很大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的园林艺术编辑本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画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六法，对我国园林艺术创作中的布局、构图、手法等，都有较大的影响。他的六法其一是“气韵生动”，“气韵”是一幅画的总的艺术效果和它的艺术感染力。所谓“气韵生动”，就是要求一幅绘画作品有真实感人的艺术魅力。

其二是“骨法用笔”，即绘画的造型技巧。“骨法”一般指事物的形象特征；“用笔”指技法，用墨“分其阴阳”，更好地表现大自然的阴阳明晦、远近疏密、朝幕阴晴，以及山石的体积感、质量感等。下笔之前要充分“立意”，作到“意在笔先”，下笔后“不滞于手，不凝于心”，一气呵成，画完后又能作到“画尽意在”。

其三是“应物象形”，即物体所占有的空间、形象、颜色等。

其四是“随类赋彩”，即画家用不同的色彩来表观不同的对象。我国古代画家把用色得当和表现出的美好境界，称为“浑化”，在画面上看不到人为色彩的涂痕，看到的是“秾纤得中”，“灵气惝恍”的形象。我国山水画家在色彩运用上的这种“浑化”的境界，与我国园林艺术中的建筑、绿化、山水等色彩处理上的清淡雅致等要求是一脉相承的，但自然中的景色入画，画的色彩是不变的，而园林艺术的色彩却可以随着一年四季，或一天内早中晚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园林与绘画的不同特点，也是绘画达不到的。
其五是“经营位置”，即考虑整个结构和布局，使结构恰当，主次分明，远近得体，变化中求得统一。我国历代绘画理论中谈的构图规律，疏密、参羡、藏露、虚实、呼应、简繁、明暗、曲直、层次以及宾主关系等，既是画论，更是造园的理论根据。如画家画远山则无脚，远树无根，远舟见帆而不见船身，这种简繁的方法，既是画理，也是造园之理。园林中的每个景点，犹如一幅连续而不同的画面深远而有层次，“常倚曲阑贪看水，不安四壁怕遮山”。这都是藏露、虚实、呼应等在园林建筑中的应用，宜掩则掩，宜屏则屏，宜敞则敞，宜隔则隔，抓住精华，俗者屏之，使得咫尺空间，颇能得深意。

其六是“传移模写”，即向传统学习。

从魏晋开始，南北朝的园林艺术向自然山水园发展，由宫、殿、楼阁建筑为主，充以禽兽。其中的宫苑形式被扬弃，而古代苑囿中山水的处理手法被继承，以山水为骨干是园林的基础。构山要重岩覆岭、深溪洞壑，崎岖山路，涧道盘纡，合乎山的自然形势。山上要有高林巨树、悬葛垂萝，使山林生色。叠石构山要有石洞，能潜行数百步，好似进入天然的石灰岩洞一般。同时又经构楼馆，列于上下，半山有亭，便于憩息；山顶有楼，远近皆见，跨水为阁，流水成景。这样的园林创作方能达到妙极自然的意境。



金谷园图轴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园林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文人雅士厌烦战争，玄谈玩世，寄情山水，风雅自居。豪富们纷纷建造私家园林，把自然式风景山水缩写于自己私家园林中。如西晋石祟的“金谷园”，是当时著名的私家园林。石祟，晋武帝时任荆州刺史，他聚敛了大量财富广造宅园，晚年辞官后，退居洛阳城西北郊金谷涧畔之“河阳别业”，即金谷园。据他自著《金谷诗》：“余有别庐在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田四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礁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晋代著名文学家潘岳有诗咏金谷园之景物，说明石祟经营的金谷国，是为老年退休之后安享山林之乐趣，并作为吟咏作乐的场所。地形既有起伏，又是临河而建，把金谷涧的水引来，形成园中水系，河洞可行游船，人坐岸边又可垂钓，岸边杨柳依依，又有繁多的树木配置，养鸡鸭等，真是游玩、吃喝皆具了。

北魏自武帝迁都洛阳后，大量的私家园林也随之经营起来。据《洛阳伽兰记》记载：“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竞争，祟门丰室、洞房连户，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芸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入其后园，见沟读赛产，石蹬碓尧。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

从以上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洛阳造园之风极盛。在平面的布局中，宅居与园也有分工，“后园”是专供游憩的地方。石蹬碓尧，说明有了叠假山。朱荷出池，绿萍浮水。桃李夏绿，竹柏冬青的绿化布置，不仅说明绿化的树木品种多，而且多讲究造园的意境，也即是注意写意了。

私家园林在魏晋南北朝已经从写实到写意。例如北齐庚信的《小园赋》，说明了当时私家园林受到山水诗文绘画意境的影响，而宗炳所提倡的山水画理之所谓“坚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回”，这成为造园空间艺术处理中极好的借鉴。

自然山水园的出现，为后来唐、宋、明、清时期的园林艺术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佛教与佛寺丛林编辑本段



杭州·灵隐寺

随着佛教的传入，佛寺建筑兴起，佛寺特多。梁武帝时，仅建康一地的佛寺多达五百余所，僧尼十余万人。较大的寺院都拥有大量田地和其他财产，奴役一般为“僧尼”、“白徒”、“养女”或贫苦农民，为他们耕种田地。他们还经营商业，放高利贷，这就是寺院经济。东晋释道恒曰：“憎尼或垦植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聚蓄委积，颐养有余，或指空谈，坐食百姓。”(《弘明集》第六释道桓《释驳沦》)。

自从北魏奉佛教为国教，更是大建佛寺。《洛阳伽兰记》记载，从汉末到西晋时只有佛寺四十二座，到北魏时，洛阳城内外就有一千多座，其他州县也建佛寺。到了北齐时全国佛寺约有三万多所，可见当时佛寺的盛况。

在佛教兴盛时代，因为魏朝提倡和宣传与信仰的关系，帝王贵族豪华宫殿建筑也大量地用在佛寺建筑上，因此佛寺建筑都装饰得华丽和金碧辉煌，与帝王的宫城一样豪华和大气派。

佛教建筑在总的布局上，有供奉佛像的殿宇和附属的园林部分，这和私家园林居住与园林部分类似，因此构成佛寺园林。

佛寺园林的建造，都需要选择山林水畔作为参禅修炼的洁净场所。因此，他们选址的原则是：一是近水源，以便于获取生活用水；二是要靠树林，既是景观的需要，又可就地获得木材；三是地势凉爽、背风向阳和良好的小气候。具备以上三个条件的往往都是风景幽美的地方，“深山藏古寺”就是寺院园林惯用的艺术处理手法。



泉州·开元寺

这种佛寺园林建筑即使在城市中心地段，也多采用树木绿化来点缀，创造幽静的环境，而在近郊的佛寺建筑总是丛林培植，花木取胜。如今保存完好的佛寺建筑，如泉州的开元寺，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千年古刹，它是由佛教建筑与塔组成的寺院丛林。当时最大的寺院，应推建康(今南京)的同泰寺(今鸡鸣寺)，杭州的灵隐寺和苏州的虎丘云岩寺、苏州北寺塔等，皆在此时陆续兴建。

佛寺园林不同于一般帝王贵族的苑囿。寺院丛林已经有了公共园林的性质。帝王臣贵各造范囿宅园，独享其乐，而穷苦的庶民百姓，只有到寺院园林中去进香游览。由于游人多，求神拜佛者都愿施合，这又从经济上大大促进了我国不少名山大川，如庐山、九华山、雁荡山、泰山、杭州的西湖等的开发。

皇家园林编辑本段



北魏宫城平面示意图

洛阳是东汉、魏、西晋、北朝历代的首都，城址在今洛阳市区东面约十五公里。东汉末年，在洛阳已有皇家园林十余所之多，魏、晋时期在汉旧有的基础上又加以扩建，如芸林苑就是其中之一，它是魏明帝时加以扩建的。

芸林苑在洛阳城内北偏东，汉之旧苑：“景初元年(公元237年)……帝愈增祟宫殿，雕饰楼阁，取白石英及紫石英五色大石子太行谷城之山，起景阳山于芸林之园。树松竹草木，捕禽兽以充其中。于是百役繁兴，帝躬自掘土，率群臣三公以下莫不居力”(《魏春秋》)。扩建芸林苑时皇帝也亲自率百官参加，可见芸林苑是重要的一座皇家园林了。

“青龙三年(235年)……于芸林苑中起陂池，楫棹越歌。又于列殿之北立八坊，诸才人以次序处其中……。自贵人以下至尚保及给掖庭洒扫习技歌者各有数千。通引水过九龙殿前为玉片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水，使博士马均作司市东水转百戏。岁首建巨兽，鱼龙曼延，弄马倒骑备如汉西京之制……。景初元年起土山于芸林宛西阪，使公卿群僚皆负土成山，树松竹杂木善草于其上，捕以禽兽置其中”。(《魏略》)

芸林苑可以说是仿写自然，人工为主的一个皇家园林，园内的西北面以各色文石堆筑为土石山，东南面开凿水池，名为“天渊池”，引来谷水绕过主要殿堂前，形成园内完整的水系。沿水系有雕刻精致的小品，形成很好的景况。又有各种动物充其中和种树木花草，还有供演出活动的场所。从布局和使用内容来看，既继承了汉代的宫苑的某些特点，而又有了新的发展，并为以后的皇家园林所模仿。

北魏洛阳的皇家园林，在《洛阳伽兰记》记载中还有“千秋门内北有西游园，园中有凌云台，那是魏文帝(苔五)所筑者，台上有八角井。高视于井北造凉风观，登之远望，目极洛川。……”

从记载中可以略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家园林的简单情况。比起当时的私家园林来看，它已具有规模大、华丽、建筑量大，但却没有私家园林富有曲折幽致、空间多变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