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结构在南北朝基础上，经隋及唐前期发展，已进入定型化和标准化的成熟时期。在宋人撰於公元1103年的《营造法式》中，记载有宋代木构架标准化、定型化的情况，木构架主要有殿堂、厅堂、余屋、斗尖亭榭四种，而其长、宽、高和构件尺寸均以材高为模数。以此来检验现存唐代建筑，发现这些技术不是宋代首创的，是继承唐代的。唐代木构建筑只存四座，其中山西五台佛光寺大殿为殿堂型，由柱网、铺作层、屋架三个水平层叠加而成。山西五台南禅寺大殿、平顺天台庵大殿和芮城五龙庙大殿为厅堂型，用若干道檩数相同的垂直屋架并列拼成。此外，在洛阳唐宫旧址内还发现有八角亭基址，外围用八柱，中心用四柱。参考日本建於八世纪下半叶的荣山寺八角堂，其构造应是在四内柱上架栏额形成方井，在其上放八个与檐柱相应的大斗，承来自八根檐柱的角梁，再从此向中心架斜梁，攒聚于短柱上，形成八角攒尖屋顶，即斗尖亭榭。这就证明殿堂、厅堂、斗尖亭榭三种唐代已有。余屋比这三种构架更简单，当也已有了。近年发掘出的唐建筑遗址中，殿堂多而厅堂少。殿堂基址柱网有“日”字型(大明宫玄武门内重门)、“目”字形(大明宫含元殿)、“回”字形(大明宫麟德殿、青龙寺大殿)，说明《营造法式》中记载的各种殿堂柱网布置唐已有了。把建筑中常用构架类型归纳成四型，便於在设计中选择，表明构架在向定型化发展。
对现存唐代建筑的侧量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自南北朝以来以材高为模数的设计方法又有发展。这时都以材高的十五分之一为分模数，称为“份”。大至面阔、进深、柱高、脊高，小至柱、栏额、梁、斗拱的尺寸都可折成整数份数。佛光寺属最高等级的殿堂构架，构件较粗壮，故面阔和柱高都为二百五十份，进深为照顾椽跨，为二百二十份，椽跨为一百一十份，斗拱间距为一百二十五或一百一十份。南禅寺大殿为低一级的厅堂构架，构件可稍细，故明间面阔增至三百份，椽跨增至一百五十份。这说明此时对不同类型构架规定的份值也有所不同，区分颇为细致。木构架设计中运用模数有几个优点。其一，由於造木构房屋视其类型和大小选用不同的材等(宋式有八等，可知唐代也还是分为几等的)，只要构件的跨度、断面的份值不变，在相同的单位面积荷重下，不论大材、中材，产生的应力相等，不需另做验算，即以份值来表达适用于各个材等。其二，如把份值折成真实尺寸，必有很多零星小数，不易准确，直接用份值表达则无此弊。其三，匠师按所用材等真长绘制以份值表示的丈杆交给工匠，因为工匠一般能背诵以口诀形式表达的各构件份值，即可直接据以进行预制，无需绘制图纸。以材份为模数的设计方法既简化设计，也便于施工，是古代中国独创的一种木构架设计方法，它和把建筑物简化成四种基本构架类型相结合，标志着中国木构建筑发展到成熟阶段。
隋唐砖石结构主要是地上的佛塔、桥梁和地下的墓室。桥梁和墓室前已述及。
佛塔以材料而言，有石塔、砖塔；以形式而言，有单层多层之别，多层中又分楼阁型和密檐型。
隋唐石塔有石块砌成和石板拼叠而成两种。石块砌成者最著名的是济南神通寺四门塔，建於隋大业七年(611年)，为用矩形块石、条石砌成的单层攒尖顶方塔，面阔7.38米，高15.04米，外壁和塔心用块石砌成，中留宽7.7米的回廊。外檐用石块叠涩挑出，再用反叠涩上收形成攒尖顶，回廊上部用石板斜搭，下加三角形石梁构成双坡廊顶的形式。用石板拼叠成的塔多用石板平叠成塔下须弥座和塔檐、塔顶，中间用四块竖立石板拼成塔身，如房山云居寺石塔。另外，还有一类石塔，由多层块石叠合而成，表面雕成塔基、塔身、塔顶、塔刹，更近於石雕，如南京栖霞寺南唐所建的舍利塔。隋唐时期没有修建北朝时那种雕出柱梁斗拱的全仿木构石塔，其主要成就在于塔之造型比例和精美的装饰雕刻上。
山东济南历城四门塔
北京房山县云居寺石塔
江苏南京栖霞寺舍利塔
隋唐多层砖塔有两种：一种是砌出各层柱、额、门窗、斗拱、屋檐的楼阁形塔，如西安慈恩寺大雁塔和兴教寺玄奘塔；另一种是只有一层塔身，其上重叠多层塔檐的密檐塔，如西安荐福寺小雁塔和云南大理崇圣寺千寻塔。这两种都是方形、只有外壁的空腔型塔，内部架设木楼层，差别主要在外形。楼阁塔仿多层木塔的形式，体型端庄；密檐塔可能是对印度传来的形式经改造後形成的，呈梭形上收，曲线秀美流畅。到五代时，才在江南吴越国境内出现一种八角楼阁型塔。与上述二种不同之处，除平面八角形外，内部还砌有塔心柱，与外壁间形成回廊。它的外壁砌出逐层柱、栏额、斗拱、门窗、屋檐、平坐，内部在回廊两侧上部从塔壁和塔心柱相对砌出叠砌，相接之後，在上砌厚1米左右的砖形成上层楼面。各层塔心部份在四个正面相向开甬道，十字交叉处略为扩大，形成小的塔心室。始建于公元959年的苏州虎丘云岩寺塔是这类塔的代表作。
云南大理崇圣寺三塔
江苏苏州虎丘云岩寺塔
虎丘云岩寺塔塔心结构图
虎丘云岩寺塔平面图
隋唐单层砖塔主要用为墓塔，有方、圆、八角等形式，一般下有较高基座，塔身或下面开一门通入塔心室，或无塔心室而只在下面开一龛。这类塔外观用预制型砖或磨砖砌出柱子、栏额、斗拱、门窗，塔檐、塔刹等，比例秀美，砖工精致，表现出较高的砖饰面技术，河南登封会善寺净藏禅师墓塔、山西运城报国寺泛舟禅师墓塔可为代表作。隋唐砖石塔的成就主要在艺术方面，技术上创新不很突出。
河南登封净藏禅师塔
山西运城泛舟禅师塔
隋唐时期在建筑艺术上也有重要发展，表现在：不仅单体建筑的艺术处理手法更为细腻而有特色，在建筑组合体、群组布局乃至城市规划上都更为成熟，形成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唐代风格。
在单体建筑方面，自南北朝中后期出现的使用侧脚、生起、翼角、凹曲屋面的手法更为成熟，做法开始规范化。风格由汉式直线形的端严雄强，变为由曲线和斜度微有变化的直线形的流丽遒劲与更富于韵律。这时的艺术处理多在结构构件上进行。如柱身做成梭形、八角形，梁做成中间微拱起、底背均是弧线的虹梁，挑檐和承室内顶棚的斗拱都做出内凹或外凸的弧面，使其组合协调而富韵律。屋顶做成凹曲屋面和起翘翼角後，成为最有特色的部份，庑殿、歇山、悬山、攒尖、圆锥等屋顶形式均已出现，宫殿屋顶使用经渗炭处理的黑瓦，用黄、绿色琉璃做屋脊和檐口，色彩鲜明，和屋身的朱柱、绿窗、白墙形成唐代建筑最典型的色调。为了使所用的曲线规格化，这时还出现了“卷杀”的手法，把曲线的两轴分别划分为三至五段，相应之点间连线，形成近似於所需曲线的折线。
隋唐时期在建筑组合上也有较大的发展，在主建筑的四面都可接建，在左右侧的称“挟屋”，在前后的称“对垒”，局部向前后突出的称“龟头屋”。不仅单层建筑，楼阁也可建成组合体。唐代建筑中最著名的组合体是大明宫麟德殿，在敦煌唐代壁画中也可以看到组合体的形象。组合体由若干辅翼的次要建筑簇拥主体，屋檐或曲折连延，或上下叠压，翼角错落，屋身有大有小，虚实结合，比单体建筑更富于艺术表现力。
院落式布局是形成中国古代建筑特色的最重要手段。在主体建筑前方建门，左右建附属建筑，用廊庑环绕形成封闭院落。大型建筑群由多个院落组成，且有一个主院落为主体。院落布局的优点是主建筑面向庭院，不直接对外；可按需要设计院落的形状、尺度，造成开敞、幽邃、严肃、活泼等不同环境效果，可通过门和道路组织最佳观赏路线，可通过重重廊庑增强纵深感。院落式布局的特点和优点在隋唐时期已完全形成，并沿用到明清，成为古建筑最具特色的部分。
隋唐时期在城市规划中已全面考虑城市的艺术风貌问题。这时城市都辟方格形街道网，网间之格建成里坊。在布局上的共同手法是以“丁”字街为纵横主轴，纵向的南北街为城市的最主要干道，若为都城，在主街北端布置皇城、宫城，若为州府城，则北端为子城，内建官衙，又称衙城。皇城、子城的正门和其后的殿宇、楼阁遂成为主街的对景。另在皇城、宫城、子城前多有条东西横街，与南北主街“丁”字相交。长安里坊长500米至1000米不等，每面只开一门，街景过于单调，故多把贵族、高官和大的寺观布置在坊内临街一面，并允许在坊墙上向街开门。这些巨刹贵邸占地甚广，故门的间距甚稀，而本身却高大壮丽，起到丰富街景作用。在长安主要街道上，坊门和贵邸巨刹的朱门相间，墙内楼阁玲珑，塔殿起伏相望，形成宽阔、整洁、高贵、豪华的特色。在主街两侧纵深处是整齐一律的里坊，恰可作为壮丽街景的反衬，这种规整有序的布局也是形成中国古代城市风貌和美感的重要因素之一。城市规划中特别注意利用地形，唐长安主街朱雀街中段有高地，在此特建大兴善寺和玄都观两所全城最大的寺观；城西南角地势低，特建高三百余尺的木塔，起了城南的界标作用。这些高大建筑对城市主体轮廓的形成有重要作用。隋唐时江南水乡城市如苏州、越州(绍兴)等已出现河街，建有临河的第宅楼阁和码头，与高低错落、红栏映水的桥梁，形成水乡城市的特殊风貌。
隋唐时期的建筑艺术已发展到对城市规划、群组布局、建筑组合体、单体建筑统一考虑的水平，甚至当时通行的用模数控制设计的方法，也由单体建筑扩大到群组布局和整个城市的规划之中。
唐代阙楼形象。选自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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