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道家,孔子,礼教,
[导读]近年来，“反智”一词屡见报端，很多案例被归到“反智”的范畴内：郭敬明的粉丝对余华《第七天》的“妄加评论”；寒门子弟在“读书无用论”的蛊惑下放弃上大学的可悲现实。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反智倾向
1.中国自古就有蔑视知识的传统
“反智”的氛围一直弥漫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反智论”并非中国本土词汇，而是译自英文anti-intellectualism，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自古就存在。学者余英时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中指出，“反智论”并非一种学说或一套理论，而是在文化各个层面都有痕迹可寻的一种态度。传统中国的“反智论”与当前流行的草根文化、底层文化有明显的渊源，但也有基于时代背景的区别。
“反智论”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一是对“智性”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以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有害而无益，抱有这种态度的人叫做反智性论者；另一方面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表现出轻蔑以至敌视，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被称为反知识分子。反知识分子与反智性论者只是概念上的区别，两者在实践中很难区分，为方便论述，学界常将两者合起来，叫做“反智论者”。中国很早就有“反智论”，代表便是法家与道家。
2.道家主张愚民术 法家公开“焚书”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反智传统”是较为复杂的历史现象。要理清其中的发展脉络，需从先秦诸子争鸣中寻找线索。先秦的诸子百家中，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属于影响较大的流派，其中“儒道法”三家直接奠定了后世政治思想与社会文化的格局。春秋时期的儒家思想是典型的“主智论”，而道家思想则与儒家唱反调，主张“反智”，与道家较有渊源的法家更是将“反智”从理论落到实践。
道家老子与庄子的思想都有“反智”的成分，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老子的思想。老子认为，人民一旦有了充分的知识就无法控制了，所以他公开主张愚民。从老子思想中演化出来的黄老学派，与法家思想交融，深化了“反智”思想。老子的“反智”思想只是抽象的观念，而法家则将“反智”贯彻到现实政治中，“焚书”便是法家“反智”政治思想的归宿。法家对知识阶层的摧残与压制达到了极致。
3. 儒学法家化：读书人也自我贬低
秦朝灭亡后，法家建立的制度在汉朝得以延续。与法家交融的黄老学派左右西汉政局达六七十年，其主张的“一道”思想，为君主专制奠定了思想基础。汉武帝时期，儒学卷土重来，定为一尊。此时的儒学本身以及客观政治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余英时称之为“儒学的法家化”。汉初儒学的法家化最具特色的表现是君臣观念的根本改变。汉初儒家抛弃了孟子的“君轻”论，荀子的“从道不从君”论，代之以法家的“尊君卑臣”论。
儒学法家化的典型例子是，董仲舒写作了《春秋断狱》，将《春秋》完全化为一部法典。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遭受的无数文字狱与汉儒“春秋断狱”分不开，是儒家法家化的必然结果。儒家法家化使“反智主义”贯穿未来两千多年的历史。这种“反智”的传统在明清时代达到顶峰。如，龚自珍、郑板桥等知识阶层人士，在言论中排他性地抬高“农民”的地位，极度贬低“士人”的地位。
二、负心多是读书人 农夫才是第一等
1.“重农贬士”：韩非子、郑板桥都推崇农民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反智论”有着深厚的传统与历史渊源，但为什么古代中国会出现“反智”的观念并流传至今？这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有关，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生产相对封闭，生产出的产品主要用于满足个体家庭的需要，这种生产模式在传统中国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被历代王朝所宣扬和保护。
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农民作为生产主体，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也因此拥有法理意义上较高的政治地位。传统中国的“反智主义”最为明显的表现形式就是“重农反智”的心态，即排他性地强调农民的地位，高度贬抑“士人”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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