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吴宓，再加上陈寅恪，是历史上有名的哈佛三杰。三人均为近代的大家，在哈佛大学留学时，互相交流，成为至交。在认识陈寅恪之前，汤用彤是吴宓最钦佩的知交，认为：“锡予喜愠不轻触发，德量汪汪，风概类黄叔度。而于事之本理，原之秘奥，独得深窥。交久益醇，令人心醉，故最能投机。”三人中，以汤用彤的佛学功底最为深厚。而为人处世，汤用彤基本上继承家风：“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这一家风颇合禅理。
钱穆与汤用彤是知心朋友，对汤用彤的评价是：“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钝儒之典型。”“一团和气，读其书不易知其人，交其人亦难知其学，斯诚柳下惠之流矣。”汤一介则回忆：“我和父亲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除了因出版《隋唐佛教史稿》问题责骂过我一次，我不记得他还因别的事责骂过我，而对我和他的其他孩子更是没有打过。”汤一介还提到了一件事：“1942年，当时的教育部授予我父亲那本《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高奖，他得到这消息后，很不高兴，对朋友们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这既反映出汤用彤对自己学问的自信力，又体现了这位大儒对金钱名利的“钝”。
汤用彤治学极严格，轻易不下笔。他用15年的时间写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时仍觉“不惬私意”，“现于魏晋学问，又有所知，更觉前作之不足”。最后是迫于“世事悠久，今日不出版，恐永无出版之日”，这才使得此书于1938年公开面世。此书问世半个多世纪后，季羡林评价：“一直到现在，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中外学者，哪一个也不能不向这部书学习，向这一部书讨教。此书规模之恢弘，结构之谨严，材料之丰富，考证之精确，问题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释之周密，实在可为中外学者们的楷模。”
对于学问，汤用彤即便在平日里也绝不轻易开口。有段时间，汤用彤、钱穆、熊十力、蒙文通四人经常聚在一起。相聚时，熊十力与蒙文通经常就佛学问题互相驳难，不可开交。而汤用彤“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钱穆《师友杂忆》)1939年，钱穆写完《国史大纲》后，汤用彤建议他旁治佛学，或者改读英文，多窥西籍。钱穆请汤用彤为自己选购图书，汤用彤只为其选择了三本。钱穆觉得太少了，嘱咐汤用彤再多购买。而汤用彤则说：“以一年精力，读此三书足矣。”竟不许钱穆多买书。
-张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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