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28日，周六，我本以为需要到孙老的家里拜访他，试探性的地打了个办公室的电话，竟然通了，“喂，你好！”响亮而温和的招呼让我有些措手不及，没想到采访进行如此顺利，我直奔他的办公室，准备沐浴春风。他没有节假日，他觉得科学家们都是每天泡实验室的，他研究哲学也是如此，他不知道不做学问该干点什么。
今年11月就满62周岁的孙正聿教授还是习惯性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搞学问，我问他最近在忙什么，他说，“最近在写《中国哲学发展30年的报告》，7月15号就得交稿，30年，哲学8个二级学科都得有。”微弱的光从玻璃中透过来，缕缕银发，矍铄的眼神，让我突然间觉得，这位老人会带给我很多采访之外的收获。
他 从小就喜欢看书，“哥哥的课本，特别是语文、历史、地理一类的课本，不知道看了多少遍。”“我的许多知识都是从‘小人书’中看来的。”“工作以后，填写的各种个人资料中，常常有‘爱好’或‘特长’一栏，想来想去，唯一可以填写的，就只有‘读书’这一项了。”他对读书有着特别的偏好，鲁迅、黑格尔、马克思的格言几乎成了他的口头语。
李卜克内西和法拉格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梅林的《马克思传》、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鲁迅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我们初高中还在玩耍、做题的时候，孙老在同样的年纪了解了这些重要的人和著作。
“我们这一代人的成就实际上是时代给与的，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没有恢复高考，我现在不知道在干什么，但在同一个时代，‘机遇只奖赏给有准备的头脑！’没有机遇，谁也凸显不了，没有高考，我还在卸火车，当搬运工呢，我做过司机、电影放映员……那个时候没有想到会有机会参加高考。在既无学可上又无工可做的几年中，在尚未关闭的图书馆里，我认真阅读了《鲁迅全集》、翻阅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从小就喜爱哲学，很多现在有名的哲学家都是在别人消沉、忙碌其他事情的时候，他们仍在学习，就是因为他们很积极地去对待生活，努力地去阅读能够阅读到的东西。”
时代变了，是不是真正静下心来做学问的人越来越少了，人才也越来越少了，这是我的疑问。
“时代变化了，人们没有理解一点，人永远还是人，哲学是什么？哲学就是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形式和个体性的风格去求索人类性的问题。人只要存在，就永远有一个最深层的最基本的东西。”他对繁华世界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态度，他的世界里只有学问。
“我总觉得每代人都会出人才，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确实没有九斤老太的想法，怎么就一代不如一代呢，青年人现在接触的东西多了，创造的学术环境这么好，生活相对比较稳定，当然能够集中精力去搞学问，怎么就做不好呢，只是有些人可能会做不好，但是有些人却做的更好。”他直言，包括他自己的孩子，唯一的遗憾就是阅读量不够，应试，导致的就是本该多读书的年龄没有多读书，“作为父母，这是我自己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最大的遗憾。没有像我年轻的时候有那么大的阅读量，而我呢，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在下面看小说，现在孩子这么做就别想考上好学校了。”他对我笑着，真诚地坦露着内心的无奈。
他不随便接受校外媒体的采访，对于自己学校的学生，他坦言，“作为一种社会责任或者说是交流的机会，我们有机会在这里聊，聊得挺好有意思，那么对于我而言，这就是自己的一种生存状态。”
说起做学问的态度，孙老侃侃而谈，“做学术研究其实很简单，就两个字，真诚，这是最重要的。米卢说：‘足球是快乐的，态度决定一切。’你只有在你的学术研究中感受到一种所谓心理学上的‘美的高峰体验’，你才能做好学术。搞学术不是为了挣钱、出名，而就是为了喜欢。”或许，这和他喜欢读书是一个道理。
“以前给全校的文科老师讲过一堂课‘为学术而学术’，这是一种职业学者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职业学者的生活态度，是一种职业学者的工作方式，它也是一种职业学者应有的心态。”
在《孙正聿哲学文集》的后记中我看到这样一段话：“选择一种职业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构成特殊的生活意义。”他耐心地向我解释，“真诚地研究，真切地思索，真实地思想，应当是每一个人‘思想’为生的‘思想者’的存在方式，那么该怎么做呢？我在自己的写作过程中，最看重三个东西，一是思想，二是逻辑，三是语言。就是要‘在思想上跟自己过不去’‘在讲理上跟自己过不去’‘在叙述上跟自己过不去’。就是要和自己较劲，任何一个道理那就像王国维说的那样，头两个境界人人都可以做到。登高望远，博览群书，我废寝忘食，刻苦钻研，但是不见得有收获，有时候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是说，任何一个在思想领域、科学领域有贡献的人，说到底，就一条，他见到了别人所未见到的东西，那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他首先真诚，其次他和自己较劲，我要讲清这个道理，我可以饭不吃，我可以觉不睡，但我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这就是研究，我把这个叫做‘为学术而学术’。”
他很愿意自己总结一些东西，他从小就爱护名誉，特别尊重自己，“写了些东西，自己都是很有感悟的。”我翻看《孙正聿哲学文集》第三页上写着：“人生在世，悠悠万事，何事为大？‘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这句黑格尔的话是他的座右铭，他觉得，尊敬自己就是把自己当成“人”，以“人”的标准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而人之为“人”的标准，则是人类文明所达到的“最高尚的东西”，也就是自己生活的时代所达到的“真善美”。
《人民日报》曾经以《讲出哲学的魅力》为题，报道了孙老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动人事迹，孙老浅笑，“讲课我概括为四个字，‘有理讲理’，首先要有理，把道理讲清楚，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学生不爱听政治理论课，可能是教师没有把道理讲清楚。学生以为是‘跟着感觉走，紧拉着梦的手’，我说，‘跟着理性走，紧拉着哲学的手’，学生认为我说的有道理，生活上可能就这么去做了。人都如此，没有人跟着感觉走，这是要碰壁的，跟着理性走，去思考到底应该是不是这样，那么路就可以走通了。”对于学生，他有自己的理解，“润物细无声，对于学生不仅要讲道理，而是他会看你在做什么。”
“那您的学生您怎么看”，我随口问道，“我带了一批非常好的博士生，我非常欣赏，什么想法也没有，就是想学问，建设学术团队很重要，它是一种学术传统，一种学术环境，一种学术氛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吉林大学里学术氛围最好的之一就是哲学学科。如果大家都有不正的心思，想着赚钱、利益、投机取巧，慢慢地一个群体都会这么去做，反之，结果自然是相反的。”
在他的世界里到处都是格言，“清代诗人张潮说过，学者和非学者的区别在于，学者是‘忙别人之所闲，闲别人之所忙’，这就是学者的简单界定。在别人都不写稿、不想问题的时候，你在忙碌地研究学问；在别人忙碌地研究着休闲娱乐之名时，你能独善其身，静心研究。这就是学者的两个要求。很简单，这就是学者，要说难不难，也很难，因为人生活在社会上，很难不受沾染。”
这时候，我想起来，在联系院里其他老师想要孙老的电话时，得到的答复是他没有手机，“我的手机最近才有，而寻呼机我从来没用过。学者，不能媚俗、不能赶潮流，他永远是一种批判精神，学者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反其道而行之，你可以示范一种新的生活的样式，在物质至上的时代，金钱就是唯一的么？真理是最朴素的，青年人，除了学问，参与的繁杂的事情要尽量少一些，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多做一些，慢慢地就会成长起来。反过来说，紧追潮流，追求物质享受，什么经历都有了，最后只能把‘学者’丢掉，这很现实、很简单。”
我自然地想到，做学问需要一种坚定的信念吧！“当官的路红彤彤，经商的路黄灿灿，搞学问的路黑洞洞，如果学者想着前面的红彤彤和黄灿灿，那么黑洞洞的路还会去走吗？但是，也有跳槽、转行的，不是外面的世界真奇妙，而是自己的内心太空虚。无论做什么，只要乐在其中，就是幸福的生活。数学家陈景润、科学家钱学森，对我们看似很枯燥的东西却乐在其中。”年过六旬的他，希望自己可以一直搞学问直到自己不能动了，而且他觉得自己会像那些前辈们一样长寿。
说起“冠军”，孙老给我这样的解释：“‘冠军’表示第一，但是领域不一样，冠军的状况也不一样。比如说，文艺界，群星璀璨，谁是第一很难评价。学术界讲究思想多样化，要有个人的独特风格，在社会总体承认上属于领先人物，就是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提出真知灼见，拿出研究成果，得到相应的社会承认，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而他所担负的责任意识包括很强烈的理论创新意识、团队意识、合作意识等，能够开一代学术之风。”
在“冠军”的路上前行，他坚守的就是马克思的两句格言，“目标始终如一”“为全人类而工作”，“面对任何艰难险阻，都是一个磨练的过程，‘冠军’既是一种自我的实现，又要对社会有一定贡献，这就是‘冠军’。”
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某个领域的冠军，该如何成功，尤其是青年人，该怎么把握自己的路呢？“成功，首先要立志，其次需要执着，任何一个时代都如此，信息时代、网络时代都依旧遵循这两点。即首先自己要有一个目标定位，取法乎上，而得其中，而取法乎中，则仅能得其下；其次，立志不能是空泛的，而应该是执着的，专心致志，一辈子去做学问。同时还要求在用心做学问的过程中保持一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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