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书院的改革

书院是宋代兴起的一种教育机构，一般为民间所办，集藏书、教学和学术研究于一身。元代以后，书院日益官学化。清中叶后，全国各州县都有书院办理，少则一二所，多则十余所，到同治、光绪年间仍在不断出现新办的书院。书院基本上都染上了官学的沉疴：“山长以疲癃（老病）充数，士子以儇薄（轻薄）相高，其所日夕伊吾（读书）者，无过时之帖括（八股文）。”已沦为科举附庸。但是，书院毕竟不属官学体系，仍带有民间色彩，可以自行决定教学内容和形式，而且有较好的教学和研究传统，不像官学那样完全科举化、衙门化，加上书院遍步全国，数量多，影响广，因此，清末着手改革旧教育时，首当其冲的就是书院。书院的改革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㈠ 整顿、改良旧书院

19世纪80年代已有个别地方试行书院改良。1896年 7月，山西巡抚胡聘之上书朝廷，奏请变通书院，主张裁减旧的诗文词章之学，在保证传统的经史之学的基础上，“兼习算学，凡天文、地舆、农务、兵事，与夫一切有用之学，统归格致之中，分门探索，务臻其奥”。首先实施改良的是山西令德书院。同年10月，江西巡抚德寿也在友教书院增设算学科，并于省城各书院颁发京师同文馆译各国史略、西艺新法等书，聘请专人主讲。随后，礼部奏报整顿各省书院，提议仿效山西、江西的作法，增设实学课程，尤其是数学和外语，同时改善书院管理和经费收支制度。

㈡ 另建新型书院

最早是1876年开学的上海格致书院，它是由江南著名的“新学”士绅徐寿和英国传教士付兰雅（John Fryer）发动中西人士集资筹建，聘请西方学者教授格致之学（即自然科学技术），后分为矿务、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制造六学，学生可任取某学，逐次讲习。书院建有藏书楼，还有博物院，陈列有工业、交通、军事、地理等方面的模型和样品。书院管理采用董事制度。1878年张焕纶创办上海正蒙书院（后改名梅溪书院），分大小两班，教授国文、舆地、经史、时务、格致、数学、诗歌等课。较著名的还有1896年在陕西创办的崇实书院，1897年在杭州创办的求是中西书院等。这类书院实际上已是近代新式学校，只是在藏书及管理上还因袭书院的传统。

㈢ 将旧书院改造为新式学堂。

始于1896年刑部侍郎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建议：“令每省每县各改其一院，推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然后再逐渐推广。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要求普遍建立新式学堂，守旧派则反对，张之洞采取折衷态度，他说天下要办的学堂成千上万，国家一时不可能有如此大的财力来办学。解决的办法是先将现有的书院改成学堂。他率先将自己经营的两湖、经心书院改为学堂。百日维新时，清政府下令“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等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变法被扼杀后，慈禧下谕：“书院之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另行更改。”其实这并不只是名称问题，而是反映了要不要对旧书院进行根本改造的方针问题。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内外交困，不得不议决恢复新政。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上奏指出：“今日书院积习过深，假借姓名，希图膏火，不守规矩，动滋事端，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荡涤习气。”清廷采纳了这一主张，于1901年 8月下令将各地所有书院一律改为学堂。至此，延续千年之久的中国古代书院即告结束，以后虽仍有以书院命名的，但已是属于新教育范畴了。

来源：《中国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