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教育思想

作者：徐仁声
《论语》，汉代又称《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是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的一部主要记载孔子言行的书。它也记载了部分孔子门徒的言行以及当时人们对孔子的议论。

《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论语》的作者具体是谁，已不可考。东汉郑玄认为是孔子弟子仲弓、子游、子夏等人所撰；唐柳宗元据《论语》中记曾子将死，离孔子去世已数十年，该书应为乐正子春、子思之徒所纂辑；宋程颐、朱熹则认为是曾子、有子的门人所记。但不论作者是谁，根据史料分析，《论语》成书年代当在春秋战国之际，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

秦始皇焚书坑儒，许多古代典籍付之一焚，《论语》未能幸免，几乎失传。汉代经官府搜集整理，曾有三种不同的本子流传，即《古论》、《齐论》和《鲁论》。《古论》是汉景帝时，鲁恭王在孔子故宅壁中发现的秦火以前的古本《论语》，用先秦古文字(蝌蚪文)写成，为古文本，史称古文《论语》，共有二十一篇。《齐论》是齐国学者所传，有二十二篇。《鲁论》为鲁国学者所传，有二十篇。《齐论》和《鲁论》均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成，史称今文《论语》。西汉末年，张禹以《鲁论》为根据，参考《齐论》与《古论》进行考证修订，改编成《张侯论》，并为官府列为官学。东汉时期，郑玄又以《张侯论》为本，参考《古论》和《齐论》再加以改订，即成为今本《论语》。《古论》和《齐论》从此亡佚。

《论语》自问世以来的2000多年中，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与研究，取得大量成果，有关著作不胜枚举，对《论语》的注释，远自汉初就已经开始，但早期著作多已亡佚。当前有据可考的不下600余家，成书3000种以上。影响较大比较著名的著作有三国魏何晏的《论语集解》；南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宋邢昞的《论语正义》；朱熹的《四书集注》；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等。今人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是当代影响较大的作品。此外还有不少著作也有一定的影响，这里不能一一列举。

《论语》是语录体散文，语言简练、活泼生动、具体形象、用意深远。有不少语句富含哲理，但又言简意赅，耐入寻味，接近口语，明白易懂，已成为格言和成语。因此，《论语》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

《论语》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孔子的哲学观点，政治主张，伦理道德观念，教育思想以及孔子的生活实践活动等各个方面。今本《论语》共有二十篇，即《学而》、《为政》、《八佾》、《里仁》、《公冶长》、《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日》。每篇包括若干章共四百八十六章(有的分作四百九十二章)。每章记一事或几句话。

《论语》有关孔子教育思想的记述非常广泛，它对教育的作用、对象、目的、方法等各个方面都有比较全面的阐述，可以作为中国最早的教育著作来读。

（一）论教育的作用

孔子认为治理国家最根本的要靠教育，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只靠政令、刑律去治理国家，百姓只能被动地去遵纪守法，而不能够有廉耻之心，不懂得为什么要自觉地去遵纪守法，是不能够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的。如果用教育的方法去教育人民，使人民能够用礼法去约束自己，懂得言行的规范，就能够自觉地遵纪守法，那么国家就能够得到治理，孔子认为政令、刑律都不如教育更加有效。

为了使教育有效，孔子非常重视以封建的道德标准作为治理同家的准绳。子路问他“为政”应该先做什么?他说：“必也正名乎”接着解释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为政必须从正名开始。因为名义不正，那说话就不在理，说话不在理，事情就做不成，事情做不成，国家的礼乐制度也就办不成，礼乐制度办不成，刑罚也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无所适从；所以君子用一个词，必须有道理可以说得出来。有理的话才能够行得通，所以君子说话不能有一点马虎。孔子主要的道德标准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要求人们遵守封建秩序，上下有序，不能越轨，这样国家才能得到治理，他认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段话说明孔子认为政字的意思就是端正。你自己带头做得正，谁敢不端正呢？又认为领导人自己行为端正，不发命令，事情也行得通，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纵然三令五申，百姓也不会信从。从孔子的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非常重视身教的作用，他还直接了当地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说领导人想把国家治理好，百姓自然都会好起来，领导人的作风好比风，老百姓的作风好比草。风向那边吹，草就向那边倒。实际上也就是说治理国家要靠领导人的作风，要靠榜样的作用，而不是依靠刑律，所以他说：“子为政，焉用杀”。

孔子重视人民，主张富民，但他又认为民富了，更要注意使人民受教育以提高素质。 《子路》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孔子到卫国去，冉有替他驾车，孔子看到卫国人口很稠密不禁称赞：“人口好多啊!”冉有问他人口多了，应该怎么办呢？孔子说，应该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如果富裕了又该怎样呢？孔子说，让他们受教育。孔子虽然在这里谈到了先富后教，但他并不认为只有富裕以后才能进行教育，而是始终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放在治国的首位。《颜渊》中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里把“足食、足兵、民信”作为立国的三项基本条件。而在这三项之中，必不得已时，可以去掉“食”和“兵”，但他认为“民无信不立”，“民信”是绝对不能去掉的，说明他对于通过教育取得民心的作用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又如他谈到军事时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意思是说必须对人民进行长期的军事教育才能让他们去作战，否则，用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民去作战，等于抛弃人民。由此可见，孔子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把教育放在首位，当然他也看到了各方面的关系，认为只有足食、足兵，人民才能信任政府；人民富裕以后，就应该进行教育。今天来看，孔子的这些思想都是比较可贵的。有人认为孔子把“民信”放在第一位，过分看重教育的作用，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认为去兵、去食，也就谈不上民信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论语》的记载，就可以知道孔子的原意并不是片面强调“民信”，而是说只有“足食”、“足兵’才能取得“民信”。只有在取得“民信”的条件下，必不得已才谈到“去食”、“去兵”，但“民信”决不可去，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

（二）论教育的对象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 意思是说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受教育。又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意思是说只要给我一些薄礼，我从来没有不教的。他所以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是有社会和思想基础的。首先，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正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代，“学在官府”已转变为“学在四夷”。也就是说，当时统治阶级垄断的教育由于社会条件的转变，已经转为向民众开放，当然这里所说的民众还不是被统治的劳动人民，而是指士民阶层。其次，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主张学而后知，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 虽然孔子也说过“生而切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 这类话，但实际上他认为人的素质都是一样的，只因为环境与教育的不同，才使人有了差别，尽管当时孔子已被人尊为圣人，但他始终强调自己不是生而知之的人，是学而后知的。由此可见，他认为任何人只要受到教育都可以成为圣人，他强调学而后知，不仅是谦虚，也是他的信念。《论语》中多处谈到他这方面的观点。

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所以孔子才明确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这在当时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进步主张，他所说的学而后知的观点也是符合科学道理的，当然，他这种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广大劳动人民受着剥削和压迫，连饭有时都吃不上，更谈不到去受教育，如果说能受到一些教育，也不过是统治阶级对他们进行奴化教育，使其不敢犯上作乱，真正为人民的教育是不存在的，孔子的思想在当时也只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已。

孔子不仅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而且身体力行，在教学实践中贯彻了他的主张，在他的弟子中就有各式各样的人，既有贵族，也有被称为鄙人的下层人士，也有像颜渊那样的贫穷的人。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实践，确实对我国教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使不少处于下层的人士也能有受教育的机会。

（三）论教育目的

孔子主张行“仁政”，认为只有受过良好教育和具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并且有高尚道德的人，才能行“仁政”，因此，他很重视人才的培养，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君子儒，这种人具有高尚的道德，最高尚的道德就是“中庸之道”，所以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意思是说“中庸”这种道德是最高尚的道德了。君子就应该懂得“中庸之道”，而且懂得什么是仁。所谓“仁”，就是“克已复礼” ，也就是能够用礼来约束自己，就能够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仁”也就是“爱人” 有一次子贡问他：“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子贡问他假若有人能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又能帮助大家生活得很好，怎么样？孔子说，如果能那样，就不仅是仁道而且是圣德了，连尧舜那样的圣人都难以做到。那“仁”是什么呢？就是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也要使别人也事事行得通。能够就眼前的事情一步步地去做，就可以说是实践仁道的方法了。由此可见孔子讲仁，并不是讲些空道理，而是讲要去做能够实际做到的、身体力行的好事。他理想中的君子是有道德修养，又有治国能力的人。回答子贡怎样才可以叫做“士”时，他说：“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也就是说能够用羞恶之心来约束自己，出使外国能够完成任务，这才能够称作士。孔子既然对君子的要求很高，他认为要能成为君子就必须是热爱学习的人，所以他提出的教育的目的可以概括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意思是说去做官的人要想取得优异的成绩就应该不断地学习，学习成绩优秀了，那才能去作官。他把做官和学习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只有学习好了才能去做官，要想把官做好也必须学习，尽管这句话后人有不同的解释，但孔子主张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重视学习，这和他的理想是一致的。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就是说孔子认为如果由他去选择人材，他主张用先学了礼乐知识的人，而不用做了官才去学习的人。他这种重视用学习过的人去做国家官吏的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尽管在封建时代这种理想很难实现，但对我们古代的吏治也曾起过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