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颖达与《五经正义》

孔颖达（574—648），字仲达，冀州衡水（今河北省冀县，一说衡水县）人，唐代著名经学家、教育家，生于隋唐之际的官宦之家。据《旧唐书·孔颖达传》记载，其“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及长，尤明《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兼善算历，解属文。同郡刘焯名重海内，颖达造其门，焯初不之礼，颖达请质疑滞，多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颖达固辞归，焯固留不可，还家，以教授为务。”可见在其年轻时就以显露山众的才华，并在经学研究和教育等方面早有实践的经验。这些均为其日后在学术上逐渐成熟和发展打下深广的基础。“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时煬帝征诸郡儒官集于东都，令国子秘书学士与之论难，颖达为最。时颖达年少，而先辈宿儒耻为之屈，潜遣刺客图之，礼部尚书杨玄感舍之于家，由是获免。补太学助教。属隋乱，避地于武牢，（唐）太宗平王世充，引为秦府文学馆学士。武德九年（626）擢授国子博士。贞观初，封曲阜县男，转给事中……六年（632）累除国子司业。岁余，迁太子右庶子，乃兼国子司业。与诸儒议历及明堂，皆从颖达之说。又与魏征撰成《隋史》，加位散骑常侍。十一年（637）又与朝贤修订《五礼》，所有疑滞，咸谘决之。书成，进爵为子，赐物三百段。庶人承乾令撰《孝经义疏》，颖达因文见意，更广规讽之道，学者称之。……十二年（638）拜国子祭酒。仍侍讲东宫。十四年（640）太宗幸国学观释奠，命颖达讲《孝经》，既毕，颖达上《释奠顷》，手诏褒美。……先是，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诸儒受诏撰定《五经》义训，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太宗下诏曰：‘卿皆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付国子监施行，赐颖达物三百段。……十七年（643）以年老致仕。十八年（644）图形凌烟阁，赞曰：‘道光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 辞飙起。’二十二年（648）卒，陪葬昭陵（太宗墓）。赠太常卿。谥曰宪”。

孔颖达一生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经学教育，将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隋唐时期的文教事业。从乡村儒师、河内郡博士、太学助教、文学馆学士、国子博士、国子司业，一直到国子祭酒，他经历了从一般学者、教师到教育家、到教育界主要行政长官的所有主要的阶梯，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教育实践家。在学术研究方面，孔颖达重点在经学，也旁及史学、天文历法和文学等，是个博学大家。在经学中，孔颖达又以《礼》、《春秋》和《易》的研究为主，兼及其他各经，在学术界有较高的水平和声望。早年，他思想活跃，在刻苦钻研的同时善于向前辈请教，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有了相当的地位和名誉。到了晚年，他奉诏主持《五经正义》的编撰工作，主要是因为其年劭望尊，作总合编审的工作，在学术上的进取和贡献已不如早年。《五经正义》编成后，唐太宗虽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欲施行。但有太学博士马嘉运撰文，“驳正其失，至相讥诋。”主要指出《五经正义》“颇多繁杂”，还有类似“彼此互异”，“曲徇注文”，“杂引谶纬”，甚至沿袭隋人旧说，不作甄别等问题。据说当时诸儒观之，“服其精，”“亦称为允当。”因此，“有诏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651，孔颖达死后3年），朝廷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考正之，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就加增损，书始布下。”可见，《五经正义》流传全国，在各级学校和民间发挥作用，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已是孔颖达死后之事，约在永徽四年（653）。对孔颖达本人来说，这真可谓终身憾事。虽然，在编撰中曾出现过不少疏漏，可作为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和集大成之作，它仍是前无古人，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不仅对唐代文化、思想、哲学、教育、伦理、社会舆论等的发展变化起过一定的作用，也对后世产生重要的影响。据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统一时代》说：“由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在现有的《十三经注疏》中，唐人注者虽仅有唐玄宗御注《孝经》一种，但注疏则唐居其九，约占70％，而且多为孔颖达领衔定稿，在史料的全面和见解的新异上也有一定特色，特别是大胆地吸收引进了魏晋南北朝以来一些玄学知识分子注经的成果，促使经学研究更加活跃和深入。

《五经正义》共180卷，其中包括《周易正义》14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左传正义》36卷。前后历时30余年，参与者约50余位著名学者。其中《周易》用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尚书》为梅颐本汉孔安国传；《诗经》用汉毛亨传、郑玄笺；《礼记》用郑玄注；《左传》用晋杜预注。各经大多依据自古以来，特别是两汉魏晋南北朝至隋的多家注释整理删定而成，“事必以仲尼为宗”，试图“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

孔颖达是典型的儒家学者，在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上以传统儒学为主，在《周易正义》中，他主张忠君、尽孝、正己、利民。认为用礼来维护唐王朝的统治是非常必要的，纲常伦理是天经地义之道。当然，孔颖达的思想也有时代特点，唐初严厉打击了豪门势力，寒素人才得以通过科学考试进入仕途。他用《尚书》中任用贤才的思想加以发挥，指出“贤人尽用，则万国皆安宁也。”如此，便能“近者悦，远者来”，出现“在野无遗逸之贤”的盛世景象。和隋唐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形势相一致，孔颖达的学术及教育思想有综合与兼容的特点，为唐代经学的集大成和走向统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从儒学经典的发展趋势上看，自孔颖达选择注疏《五经正义》始，经学也朝着简明和实用的方向发展，如在“礼”经中，他取实用具体的《礼记》，而不取难懂、烦琐的《周礼》和《仪礼》；在“春秋”经中只取简明生动的《左传》，而放弃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公羊传》和《谷梁传》。这对唐以后学风由谈玄转向务实，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教育思想方面，孔颖达的主张是有一定特点的，特别在《礼记正义·学记》的注疏中，孔颖达突出强调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传统儒学思想，指出“欲教化其民，成其美俗，非学不可。”告诫统治者在建朝之初必须抓紧抓好教育，如此即可掌握民众的思想，巩固其统治。他根据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和汉儒董仲舒“性三品”的思想，突出强调了教育在人一生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正统的儒家教育，一个人可以保持天性本然之善，不受外界物欲的干扰和污染。对于上智和下愚教育的作用虽然有限，但对广大民众（“中民”、“群品”），教育则是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这些思想都为初唐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在教学方法方面，孔颖达基本上是继承儒家传统的，即在教学中注重教师和学生如何更加有效地教授知识和接受知识，教学方法是双向的、互相促进的。对教师来说，首先应注重对学生的启发，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他在《礼记正义》中指出：“使人晓解之法，但广开道示语学理而已。若人苟不晓知，亦不逼急牵令速晓也。”对于不同的学生，“师当随才而与之，使学者不甚推抑其义而教之。”但为学者开发大义头角而已，亦不事事使之通达也。”“但开发义理而不为通达，使学者用意思会，所得必深”，耍使学生达到“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舍之可也。”“逼急牵令速晓”是“偃苗助长”；如事事通达是代替学生思考，使之养成思想懒惰的毛病；“不问语之”更甚，会使学生不会思考问题。因此，“广开道示语学理”，“开发火义头角”是点拨学生思考、教给思想方法的正确教法，“引而不发”才能使学生自思自得，领会深刻。至于“随才而与之”是因材施教、个别教学的传统方法，也是古代官方和民间私人教学普遍采用的有效方法，孔颖达在此不过是作了进一步地归纳和强调。第二，孔颖达认为教师要能提高自身的修养，不仅知识要博，而且要深晓义理。他批评当时有些经师“不晓经义，但诈吟长咏以视篇简而已”，甚至“既自不晓义理，而外不肯默然，故假作问难……若已有解之然也”，是一群不懂装懂，误人子弟的庸儒。作为教师应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尤其要深晓经义。

对于学生来说，则首先要尊师重道，他说：“先生，师也。谓师为先生者，言彼先已而生，其德多厚也。自称为弟子者，言其自处如弟子，则尊师如父兄也。”又说“听必恭者，听师长之说宜恭敬也。……请益则起者，益谓已受说而不解了更咨问审之也，尊师重道也。”其所论尊师重道之事虽是教学生尊重师长，以师为父兄，甚至与君并列，亦为提高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尊师”只是形式或礼仪，“量道”才是目的或根本。这些论述无疑对后来韩愈作《师说》有着直接的影响和启发。其次，孔颖达认为，学生在学习时要学会分析和验证，要能时时躬行练习。他说：“无可考验之言，勿听受之”，“教学之道，当从时习之。”为学生者不能尽信师、尽信书，而要学会考验分析，经常练习，教师只能启发诱导，欲有所得，还要自己努力。这其中不仅有传统儒学的作法，也有后来各家学者质疑问难的传统。孔颖达早年以勤学博览，质疑问难得到大学者刘焯的赏识，并在学坛上压倒群儒，这当然也是从他的治学教授的实践中得出的经验。第三，学生不仅要学知识，还要加强自身的修养。这种修养主要是注意多做“行德之事”，在平时就注意防微杜渐，以防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墮落。他说。“凡所过失，为人所怨，岂在明著大过，皆由小事而起。言小事不防，易致大过。”那么，怎样做才能很好地防微杜渐、加强自身的修养呢？孔颖达认为《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是至理名言。“自满者招其损，谦虚者受其益，是乃天之常道。”可以做为君臣进学修德，处世从政的座右铭。“圣人设教，欲人谦光。已虽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访能事。已之才艺虽多，犹病以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已之虽有，其忧若无，已之虽实，其容若虚。非惟匹庶，帝王之德亦当如此。”假如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则可至圣至贤，否则便会自取烦乱，乃至灭亡。

总之，孔颖达在隋唐之际是儒家教育思想的重要代表，有着浓重的传统色彩，也有某些学术上的进步和思想上的独到之处。在隋唐儒学恢复统治地位的过程中，他是承上启下、推波助澜的关键人物，不仅将一生都献给了儒家经学的教育事业，还对传统儒学的教育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单纯从学术的独创性看，他没有很多超越前人、独树一帜的成果，但就儒学复兴统一和发展的历史来看，其功绩是不可低估的。作为《五经正义》，在集前人研究成果之大成方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只是在被定为官方统一教材后，变成经院式教条，很快失去其价值和生命力。这是《五经正义》这一代学术宏篇巨制的悲剧，也是孔颖达等封建时代学者和教育家的悲剧。从兼容众家的思想库到后来成为禁锢思想的枷锁，严重地限制了唐以后儒家学术和教育思想的发展，这当然并非孔颖达本人的初衷，是历史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