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农业的渊源和特点

我国是世界上农业发生最早的国家之一。农业起源要追溯到没有文字记载的荒远的太古时代。在我国古史传说系统中，继制作网罟、从事渔猎的“包牺氏”而兴的是制作耒耜、教民农作的“神农氏”。据说神农氏以前人们以行虫走兽、果蓏螺蚌为食，后因人口增多、食物不足，为了开辟新的食物来源，神农氏遍尝百草、备历艰辛，终于找到了适合人们食用和种植的谷物，这才有了农业；又相继发明了制陶、医药和纺织，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以上一系列发明当然不可能是某位英雄或神仙的恩赐，而是原始人类在长期实践中的集体创造，只不过这种斗争业绩在世代口耳相传过程中被简化和神化了。

考古学家的锄头也为我们探索农业起源开辟了新的天地。目前我国已发现数以千计的新石器时代农业遗址，分布在从岭南到漠北，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的辽阔大地上，尤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最为密集。

分布于黄土高原与黄河中下游大平原交接的山麓地带的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距今已有七八千年。这里的原始居民过着相对定居的农业生活，聚落遗址中有半地穴式住房、储物地窖、制陶窑址和公共墓地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88个堆放粮食的窖穴，肉眼观察和灰象分析均证实为粟，说明粟是当时主要作物。出土的农具有砍伐林木用的石斧，翻松土壤用的石铲，收获庄稼用的石镰，加工谷物用的石磨盘和石磨棒，磨制精致，配套成龙。词养家畜有猪、狗和鸡。除种谷和养畜外，人们还从事采猎活动，作为物质资料的补充来源。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则出土了距今7000年前的栽培黍。

在长江下游，距今7000年左右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和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了丰富的栽培稻遗存。如河姆渡遗址有几十厘米厚的大面积稻谷稻壳和稻杆的堆积物，估计折合稻谷有24万斤。人们用牛的肩胛骨做骨耜，用来在水田开沟或翻土。饲养猪、狗和水牛，并从事采集和渔猎活动。又出土了干栏式木构建筑的遗迹。在长江中游，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最近发现了距今9000年的碳化稻壳。在南方地区的一些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农业也可能已经发生。例如广西桂林甑家岩遗址距今9000年前的早期文化层，出土了家猪遗骨、陶片和可能是农具的磨光石斧、短柱形石杵。

从世界范围看，农业起源中心主要有三个：西南亚、中南美洲和东亚。我国是东亚起源区的中心，其原始农业具有与世界其它地区明显不同的特点。在种植业方面，中国以北方的粟黍和南方的水稻为主，不同于西亚以种植小麦和大麦为主，也不同于中南美洲以种植马铃薯、倭瓜和玉米为主。在畜养业方面，中国最早饲养的牲畜是狗、猪、鸡和水牛，猪一直是主要家畜，又最早养蚕缫丝，不同于西亚很早就以养绵羊和山羊为主，更不同于中南美洲只知道驯养羊驼。在农具方面，中国以使手足并用的耒耜为主，掐割谷穗用的石刀也很有特色。我国距今六七千年已有相当发达的原始农业，农业起源可追溯到距今10000年左右，亦堪与西亚相伯仲。总之，我国无疑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自成体系的农业起源中心之一。国外一些学者宣扬中国文化来源于西亚的观点，是经不起历史事实检验的。

多元交汇，精耕细作

中国农业并非从单一中心起源而向周围地区辐射的。例如，以前人们认为长江流域农业是由黄河流域传播过去的，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否定了这种观点，证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农业文化的摇篮。从现有材料看，南方地区农业发生也不晚，可能是从种植薯芋等块根块茎类作物开始的。即使是黄河流域，下游地区和中游、上游地区也呈现不同特点，有相对的独立性。燕辽地区农业发生也很早。事实证明，我国农业是从若干地区同时或先后发生，因自然条件的差异逐步形成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这种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又是不同民族集团形成的基础)，并通过相互交流和相互促进，汇合为中华农业文化的洪流。这种现象，贯穿在我国农业的起源和发展中，我们称之为多元交汇。

我国历史上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可以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耕文化中，又有北方的旱地农业和南方的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的类型。

我国的游牧文化区和农耕文化区大体以长城为分界。在长城以南、甘青以东地区，气温和降雨量都比较适合农耕发展的要求，可以实行复种。在这里，定居的农耕民族占统治地位，其生产结构的特点是实行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多种经营。由于谷物生产是农区农业中最重要的部门和项目，以至《汉书》的作者班固说：“辟土殖谷曰农。”但事实上，每个经济单位，无论地主或农民，一般都是既种粮又养畜，并视不同条件各有侧重地栽桑养蚕、种植棉麻、蔬果、油料、染料，樵采捕捞，以至从事农副产品的加工。即使种粮也是“必杂五种”，实行多作物、多品种的搭配。在长城以北，横亘着气候干燥寒冷、沙漠草原相间分布的蒙新高原，发展农耕的条件比较差，却是良好的牧场。在这广阔的舞台上，匈奴、鲜卑、柔然、契丹、女真、蒙古等强大的游牧、半游牧民族相继代兴。他们拥有数以万计十万计的庞大畜群，食畜肉、饮湩酪，衣皮革，被毡裘，住穹庐(毡制帐幕)，以畜群为主要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他们虽然也懂得种植黍穄(穄亦黍的一种，粘者为黍，不粘者为穄)等作物，但种植业比重很小，与游猎相结合的游牧几乎是这些民族唯一的衣食之源。在游牧的行国的旁边，也散布着一些从事农业的土著民族和农业区。例如东北的辽河流域、新疆的天山以南都有农业区的分布。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古称“西南夷”)则是土著与行国并存。

我国农牧分区的格局并非亘古如此的。在农业发生的时代，我们看到的是已经产生农业经济成份的氏族部落和尚未产生农业经济成份的氏族部落错杂并存。大致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大多数遗址都呈现了以种植业为主，农(种植业)牧采猎相结合的经济面貌。一些成为后世游牧民族起源地或活动舞台的地区，如西戎兴起的甘肃地区、匈奴起源地之一的漠南河套地区和东胡活动中心的辽河上游地区，这时均以种植业为主。大约与中原地区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同时或以后，我国西部、北部和东部的某些地区形成了一些游牧部落和游牧民族。它门逐步向中原进逼，西周中期以后至春秋时代，形成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交错并存的所谓“华夷杂处”的局面。这些民族以养羊养牛为主，大概还不会骑马，作战时一般采用步战。到了战国，进入中原的游牧人基本上都接受了农耕文明，中原广大地区种植业的主导地位进一步确立。与此同时，以骑马为特征的游牧民族却在北方兴起，成为威胁中原农业民族政权的强大力量。这样，农业民族统治区和游牧民族统治区终于在地区上明显地分隔开来。这种格局延续到清代才告一段落，而影响及于今天。

我国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虽然在地区上分隔开来，在经济上却是相互依存的。偏重于种植业的农区需要从牧区取得牲畜和畜产品，作为其经济的补充。种植业基础薄弱、经济比较单一的牧区则需要输出其富余的畜产品和输入其不足的农产品、手工业品。两大经济区平常通过官方的和民间的、合法的和非法的贸易进行经济联系，当正常的贸易受到障碍时就会诉之战争，战争成为经济交往的特殊方式。北方骑马民族的崛起，两大经济文化区的对峙，又强有力地刺激了农区以养马业为基干的国营畜牧业的发展，汉唐政府养马均达几十万匹之多，其规模在世界畜牧史上是空前的。另一方面，农区民间畜牧业则由于土地的不断垦辟而逐步小型化，向着为农业服务的方向发展，利用部分农副产品为饲料，同时又供应农业以肥料和动力。游牧文化区与农耕文化区的分立，农区内官营军用大牧业和民营农用小牧业的分化，构成中国古代农牧关系的两大特点。

两大经济区的分立与关联，亦即两大农业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是中国古代农业史的主要线索之一。在这过程中，农耕文化始终占居主导地位，而牧区对农区存在着较大的经济上的依赖性。游牧民族虽曾多次入主中原，但结局一无例外地被农耕文化所融合。而随着土地的垦辟，总的趋势是农区不断扩大，牧区不断缩小。

在农区内部，大致以淮河秦岭为界，南北自然条件有较大差别。淮河秦岭以北的黄河流域属暖温带干凉气候类型，年降雨量400—750毫米，集中于高温的夏秋间，有利于作物的生长，但雨量年变率较大，黄河容易泛滥，经常是冬春苦旱，夏秋患涝，尤以干旱为农业的主要威胁。这就决定了该地区农业是从种植粟黍等耐旱作物开始的，而抗旱保墒一直是农业技术中心环节之一。秦岭、淮河以南及其南境，基本上属亚热带和暖温带类型，雨量充沛、河湖密布、水源充足、资源丰富。这就决定了该地区很早就以种植水稻等喜湿作物为主，而农田的排灌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早在距今六七千年以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就分别形成了以种植粟黍为主的旱地农业和以种植水稻为主的水田农业。这是我国历史上形成最早而又最重要的农业文化类型，在以后的发展中，又分别形成具有不同特点的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体系。

在中唐以前，华北的旱地农业长期处于领先地位。我国最早的奴隶制王朝，是建立在华北旱地农业的基础之上的。虞夏至春秋是我国的青铜时代，这时在黄河流域占主导地位的沟洫农业，是垄作形式的旱地农业。春秋中期以后，我国进入铁器时代。战国至秦汉，铁农具和牛耕先后在黄河流域普及，导致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北方旱地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亦由此形成，其主要特点之一是耕耙耢压锄相结合的抗旱保墒耕作技术体系。东汉末年以后，黄河流域长期战乱，一些北方游牧和半游牧民族又相继进入中原，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但精耕细作的传统没有中断，经过北魏以来农业的恢复，终于迎来隋唐的重新统一和农业生产更大发展的局面。黄河流域之所以首先成为全国经济和政治的重心，固然由于这里平原开阔、黄土疏松、森林较稀，便于在生产力水平还不大高的条件下获得早期的开发，也与这里地处中原，便于吸收和融汇各地区各民族先进的农业文化因素有关。事实上，黄河流域的农业是在华夏族先民创造的粟作农业的基础上，吸收了南方的稻作文化、西方的麦作文化、北方的游牧文化的某些因素而发展充实起来的。

长江流域早在原始时代已拥有足以和黄河流域粟作农业相媲美的稻作农业，在北方骑马民族崛起以前，南方稻作文化集团(苗蛮、淮夷、于越等族)在相当长时期内是与中原粟作文化集团(华夏族)相抗衡的重要力量。春秋时南方民族建立的吴、越、楚和巴蜀等国，经济发达，对农业发展多所建树。南北差距的拉大可能是从战国开始的。当华北逐步形成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体系时，江南广大地区地旷人稀，许多地区水稻生产采取比较粗放的火耕水耨的方式。究其原因：一是这里山多林密、水面广、洼地多，需要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才能获得大规模的开发；二是气候湿热，瘴疫流行，威胁人类健康，不利于劳动力的再生产；三是天然食品库相当宽裕，人们可以通过采猎取得相当大一部分生活资料，因而延缓了人们为发展农业生产所作的努力。东汉末以后，情形逐渐起了变化。中原人大量南移，加速了南方的开发，位处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农业发展尤为突出。隋唐重新统一后，江南的稻米已开始北运。安史乱后，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江南的粮食和赋税，成为唐帝国财政命脉所寄。这时，全国经济重心已由黄河流域向南方转移，到了宋代，这一局面获得进一步的巩固。与此同时，火耕水耨的粗放经营方式也为精耕细作的水田农业技术体系所替代。这一农业技术体系，是南北农业文化交流和融汇的产物，在重视农田排灌和水浆管理，重视多熟种植和土地资源的综合利用等方面，显示出不同于北方旱地农业技术体系的特色。

可以说，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是多元交汇的农业体系的产物；而多元交汇和精耕细作，构成了中国古代农业的两大特点。

“精耕细作”一词并非古已有之，它是近人对中国传统农法精华的一种概括，指一个综合的农业技术体系，包含了但不局限于精细的土壤耕作。农业技术措施从大的方面可以区分为两类，一是改善农业生物生长的环境条件，二是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生产能力；我国古代农业对这两方面都很重视。由于自然界大气候人力无法改变，人们对“天时”条件强调自觉适应与充分利用，改善农业环境侧重于土地，精细的土壤耕作，广积巧施肥料和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农田排灌，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为了提高作物和禽畜的产量、品质和抗逆性，人们十分重视品种的选育、保纯和种子的保藏处理，并善于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之间相互依存和制约的关系，使其向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这一切措施，都是围绕着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单位面积农用地产品的数量、质量和种类这一轴心旋转的。

精耕细作技术首先是在种植业中形成的，在大田生产和园艺生产中表现尤为突出。但在发展过程中，其基本精神也贯彻于农业生产的其它领域中。畜牧、蚕桑、养鱼、林木等生产各有特点，但集约经营、精细管理，通过改善农业环境、提高农业生物品质，尽量增加每个生产单位的产出量，则是一致的。至于从园艺和养鱼业中分化出来的花卉、园林、盆景和观赏鱼培育等，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艺术化了。

以精耕细作的形成和发展为基本线索，我国传统农业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发展阶段：

①虞夏商西周春秋是精耕细作的萌芽期，其主导形态是华北的沟洫农业；

②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是精耕细作农业的成型期，主要标志是北方旱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

③隋唐宋辽金元是精耕细作农业的扩展期，主要标志是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

④明清是精耕细作农业的持续发展期，主要特点是应付因人口激增而出现的人口多、耕地不足的矛盾，致力于增加复种指数和扩大耕地面积，土地利用率达到了传统农业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