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多源”与“一元”不矛盾

新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址和遗物遍布全国各地，足以证明中华文明的多源性。但我们无法否认这些文化遗址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没有一处可以延续到秦汉以后。另一方面，这些遗址所在地近代以前的主体文化，无不是自商周至明清间由黄河流域直接或间接地传播过来的。　　

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扩大和研究的深入，中华文明完全发源于黄河流域的观念已经被打破，但如何正确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历史过程，还有待于努力。例如每当一项重大发现问世后，有人就会提出重写历史，或某方面的历史应该改写，但至今我们却很少见到重新写出来的历史，更没有见到写出来而又得到了学术界公认的历史。原因之一，是考古发现能够说明的问题毕竟有限，而且往往还在不断充实和改变之中，用之于推翻旧说或许绰绰有余，要树立新说却远远不够。原因之二，还是论者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缺乏宏观的认识，因而免不了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无法自圆其说。

新发现的古代文化都断裂了

新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址和遗物遍布全国各地，大多具有年代久、规模大、水平高、地方性突出的特点，足以证明中华文明的多源性。但我们无法否认这些文化遗址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或盛极而衰，或发生断裂，或不知所终，没有一处可以延续到秦汉以后。另一方面，这些遗址所在地近代以前的主体文化，无不是自商周至明清间由黄河流域直接或间接地传播过来的。

例如江南地区发现的良渚文化可以追溯到五千多年前，在兴盛了一千多年后，到四千年前突然消失。其原因，有人以为是受自然灾害如海侵的影响，有人以为是战争或内部的原因，也有人以为是人口外迁的结果，至今不得其详。而四千年来的江南文化，尽管不能排除本土的影响，但主要却是来自黄河流域。战国后期，长江以南今江、浙、皖、闽一带还由越人统治，但从秦始皇统一后，中原文化随着移民的迁入而传播，越人则逐渐退居山区。所以到东汉时，当地人对吴、越的历史已语焉不详，对再早的历史只剩下模糊的传说。经过从东汉末年至南朝的大规模移民，这一带已完全为来自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所覆盖；而到五代以后，今福建也已纳入华夏文化圈的范围。这一过程在其他黄河流域以外的地区同样在进行，只是时间先后而已。

地理环境决定古文化的发展

根据现有的史料、考古发现和科学原理，我们还无法对这一现象作出完全合理的解释。但有一点已经可以肯定，那就是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到公元初这段时间内，黄河流域曾经拥有比其他地区更优越的自然条件。这一阶段的气候比现在温和得多，所以当时的黄河流域的气温和降水大致和今天的长江中下游相似，甚至还更好些。黄土高原和由黄土冲积而成的平原土壤疏松，用简单的工具就能开垦和耕种。在原始植被基本完好的情况下，水土流失不会严重。人口数量不多和土地利用系数不高弥补了黄土肥力不足的弱点。相比之下，其他地区的自然条件显得相当不利：它的北方气候寒冷干旱，适合农耕的土地不多，只能是游牧之地；而南方的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又过于湿热，植被茂密，土壤粘结，开发困难，而且疾病流行，影响人口繁殖。

在人类的生产力还非常落后，利用自然条件的能力很有限的情况下，文明首先在地理环境最有利的地区发展起来是完全正常的。这就是为什么夏、商、周文化的中心最终都会汇聚到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原因，尽管它们的发源地可能都在此之外；也是为什么夏、商、周文化最终会在这里融合成华夏文化的主要原因。相反，同一个民族迁往其他地区的分支就没有能够取得如此大的进步，如夏、商、周的一些支族都有迁入南方的记载，但他们发展的结果远不如在黄河流域的同胞，不同的地理环境显然是主要因素。

中华文明的摇篮还是黄河流域

中华文明的多源性与一元性毫无矛盾之处，因为起源于多个不同地区的文化，最终在黄河流域融合为中华文明（或称为华夏文明）。中华文明与它的源头有联系，有相同，也有差异，有变化。但一旦形成并在中国取得主导地位，中华文明又随着华夏诸族的迁移而重新扩散和传播到各地。由于此时的中华文明比之于昔日的源头已经有了质的进步，实际上已是一种新的文明，因此即使是在它的源头地区，也不是原来文明的复活或延续。从这一意义上说，继续肯定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并没有错。我们今天遍及全国大多数地区和大多数少数民族的文明基本上都是由黄河流域传播来的，而不是由本地直接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