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作者：钱大晰
《论语·泰伯》载孔子的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千百年来，对这句话的解释一直很聚讼。最近这一百年，这句话成了孔子“愚民”思想的铁证。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对待这句话呢？

魏人何晏的解释

今天所能见到的，对这句话最早的解释出自魏人何晏所著的《论语注》。何晏是曹魏时的著名经师，他说：“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知之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这里，何晏首先把“由”字解释为“用”，说：百姓虽然天天使用，却不能知道其中的道理。“之”在这里是代词，它代的是什么，《论语》没有说，也是引起后世争论的一个原因。

何晏把“由”解释为“用”，他有什么依据呢？纵观《论语》，“由”字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是人名。不用于人名的地方见下：

1，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

2，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为政》
3，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於偃之室也。”《雍也》

4，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

5，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诱人：搏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子罕》

6，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 《颜渊》

可见，这些“由”字全不作“用”解。在有子的话中，“用”与“由”字同时出现，更是“ 由”字在《论语》中不应该做“用”字解释的证据。

古代字书对“由”字的解释

但是，翻开古代的字书，我们立刻就可以找到何晏解释的依据。《广雅·释诂篇》中有如下两条：

1，庸、资、由、以，用也。

王念孙《疏证》：庸、由、以，一声之转。《盘庚》云：“吊由灵”。

2，楷、由、品，式也。

王念孙《疏证》：楷者，《老子》云：“知此两者亦楷式”，各本讹作“揩”，今订正。由者，《王风·君子阳阳》传云：“由，用也”《尔雅》：“式，用也。”《方言》：“ 由，式也。”……

《广雅》是在何晏稍后的时代成书的，清人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是乾嘉朴学最辉煌的著作之一。由此可见，在先秦、两汉、魏、晋的时代，“由”字读音与“用”字非常相近，意思上可以互相解释，也可以互相代用。何晏把“由”字解释为“用”，是不无道理的。

但是，比《广雅》更早的字书《尔雅》的《释诂篇》却说：“遹、遵、率、循、由、从，自也。”那么，“由”字应该同时有“遵循”、“经由”的意思，说不定这就是“由”字的本意。反正《论语》中的“由”字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宋儒的解释

到了宋朝，对这句话的解释开始有了变化。南宋大儒朱熹在他的名著《论语章句集注》中不仅自己对这句话作了解释，而且还引用了北宋大儒程颢的话，来做进一步的阐述。其原文如下：
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

由此可见，朱子是把“由”字当作“遵循”来理解的。

朱子在解释《诗经·王风·君子阳阳篇》中的“由”字时，不顾当时很权威的《毛诗诂训传》将“由”解释为“用”，而径直解释为“从”（见《诗经集注·王风· 君子阳阳篇》）。可见朱子不是不知道古时“由”字有“用”这个解释，而是不肯相信这些古训罢了。很有可能到了宋朝，“由”字的“用”的意思早已经淹没不张了，所以，朱子才抛弃了何晏的解释，而该释为“遵循”。

这句话不是儒家愚民思想的证据

从迄今能见到的《论语》最早的注释——魏人何晏的《论语注》，到宋、明以後变成权威的 ——朱熹的《论语章句集注》，不论他们对“由”字的解释有怎样的分歧，却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不认为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人民服从，而不要人民掌握知识。这是千百年来儒家大师们的共识。所以，将《论语》中这一句话单单拿出来，按照自己的理解，把它当作孔子“愚民” 思想的证据，进而把整个儒家思想斥为“愚民”，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五四人为了批判孔子而作的歪曲，是胡适实用主义史学的流毒。

至于这句话的真正含义，由于既没有上下文，又没有其他经典可以佐证，我们不如就承认：不知道。这一份谦谨严肃、实事求是的精神，正是我们今天特别缺乏、特别需要的。

宋儒的治学态度与今人的治学态度

宋朝，是继两汉之后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宋儒把绝大部分经典都作了重新的解释，开辟了此后几百年精深纤巧的理学。朱熹把“四书五经”的原文整理重编以后定为儒家的“真正 ”经典，并且用自己对这些著作的解释代替了两汉、魏、晋、隋、唐的经师的解释。宋儒对经典的态度与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很接近，他们不畏惧古人的权威，对一切先儒的观点都提出了质疑。这种疑古的学风开了后世，特别是章太炎、梁启超、顾颉刚等人，对一切中国古史与典籍的怀疑与否定的先河。通过众多的考古发现，我们知道，他们的怀疑很多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要重新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治学的态度与方法。

宋儒经学最大的特点是：遇到文字或意思不能懂时，就妄自用自己的体会加以解释，以为这样才算真正理解了经义。而且，喜欢动小聪明，作翻案文章，来表现自己的“高见”。今人对待古代典籍，常常是这样一种态度。南怀瑾的《论语别裁》就是生动的例子。而这类乱解经书的著作，特别受知识分子的欢迎。由此可见当代学风之轻薄。
这里，我愿意抄一段清朝大学问家钱大晰对宋儒的批评，来提醒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不要狂妄自大，而要安下心去，专注学习，从中体会文化沉积中的精义：
王伯厚曰：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古之讲经者，执卷而口授，未尝有讲义也。元丰间陆农师在经筵，始进讲义。自时厥后，上而经筵，下而学校，皆为支离曼衍之词。说者图以资口耳，听者不复相问难。道愈散而习愈薄矣。

宋初，儒者皆遵守古训，不敢妄作聪明。宋景文《唐书·儒学传》于《啖助赞》深致贬斥。其时，孙复古、石介辈已有此等议论，而欧阳公颇好之。故于此传微示异趣，以防蔑古之渐。其后，王安石以意说经，诋毁先儒，略无忌惮。而轻薄之徒闻风效尤，竞为诡异之解。……（钱大晰《十驾斋养心录·卷十八·宋儒经学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