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文化背景

作者：孙宏安
任何时代、任何地区的科学都是在其文化背景中发展的。当然,一般地说,科学本身也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文化背景是不可分离的。在中国古代,这种情况十分独特,有必要进行专门的探讨。因为古今的科学观念有很大的差别,这种探讨对于科学史研究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研究科学史时,一般是从现代科学出发,通过追溯其产生的渊源或以它“截取”古代文献中的“模拟物”进行研究的。研究中主要采用分析方法,把古人的知识分解为我们要研究的各门学科的成绩。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无法进入古代科学的殿堂。或许是受到西方科学史学科奠基人萨顿关于“科学史是惟一的可以反映人类进步的历史”的观念的影响,许多科学史著述把科学史表述为一种科学成就的编年史。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也多是这样。不可否认,这种研究是十分重要的,而且确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人们又发现,这种利用“截取”方法的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多以西方现代科学观念为标准,用以“截取”中国古代的有关记载,然后予以现代科学解释。这种方法,当然有其意义。但是如果不考虑中国古人在从事有关活动时自己的目的和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就可能陷入误区:或者把所作的解释当作了中国古代文献中原来就有的东西,由此可以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找出”大批大批的西方要在数百年以至上千年之后直至近代甚至现代才得出的科学成果。更有甚者,竟能在某些中国古代文献中“发现”出现代的前沿科学成果;或者不承认被解释项是解释项的某种特例,从而认为中国古代无科学。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趋于极端的观念竟然是在“截取--解释”这同一种方法论指导下得出来的。这提示我们,这种方法有较大的随意性,因而仅采用“截取--解释”这一种方法论原则是难以实现科学史研究的目的的。怎么办呢?应该“在大文化背景下,探讨每一历史现象的存在和意义”。也就是说,认真考察古代科学发展的文化背景,作为对“截取--解释”的互补原则。这对于正确理解、恰当评价古代科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文化背景,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人文”精神

这里“人文”的含义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彖》)中的“人文”含义:与“天文”即天象等“自然”秩序相对应,意为人事条理。因此“人文”精神的含义是:在中国古人的认识中,不存在一个与主体无关的客观的自然界。就是说,不存在与人事条理无关的认识客体。那么,人们的认识对象是什么,自然而然就指向了主体自身,因而通常进行的认识活动是自我反思而不是对象性认识(因此与源于西方的现在通常理解的人文主义相比较有较大的差异,人文二字应打上引号:“人文”精神。以下为行文的方便,不用引号)。“天人合一”表述出中国古人认识活动的这一特点--对天的观测也指向了人事,即以人事为认识的出发点和归宿。由于这种“天人合一”,可以通过考察天象来认识人事。从现代的观点看,这种天文考察是一种占星术--由天象如月日星的变化来占验人事,但与西方传统的占星术有着根本性的不同,那就是西方(以至于多数外国)的占星术中,把日月星辰以及它们背后的神当作人的命运和人事的最高主宰,它们对人有一种单向的支配作用。在中国古人那里,事情却不是这样,天变不是人间祸福的原因,而是人事顺逆、吉凶的表象:“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汉书?天文志》)。是人间政事的得失,引起天象的变化,而不是相反。天象变化是人事祸福的预兆,其根源是人之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