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史研究的范式转移及其意义

作者：尤小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近代中国历史研究已经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转移。如果说，八十年代文学界的“重写文学史”的诉求，曾经让历史研究显得相对封闭、滞后与保守，那么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历史研究的悄然变革已经全面展开了。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历史研究的视野就不再局限于狭窄的政治史一隅，社会史的引入，文化史的昌盛，人口史的异军突起，已经冲破了正统主流的单一模式，但那只能算是史学变革的前夜，因为从观念上说，“以论代史”的现象未及彻底剃除又穿上了“皇帝的新装”而流行于学界，“借古讽今”的风尚由于时代的需要依旧十分盛行，“为现实服务”也自然成为治史者的唯一目的。

但九十年代以后情况似乎有了质的变化。其显著特征，就是史学的实证方法的恢复。其实，史学实证方法恢复的意义不单是在研究方法的变动方面，它首先提示了某种观念的恢复。当年胡适所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治学原则，又努力从乾嘉考据学派那里挖掘科学精神和方法，其着眼点就是要在反对空疏学风的同时，提倡一种“拿证据来”的科学的理性态度。恢复实证方法，不仅是恢复科学理性的责任义务的体现，对每个有良心、有道德责任感的史学研究者来说，也是为了满足情感上抚慰先人、抚平历史创伤的需求。

历史研究从来不拒绝诠释，但问题是这种诠释所坚守的立场是建筑在“心无古人”（此处“古人”，盖与今人相对而言）还是“心有古人”之上的。应该说，经过近大半个世纪的“过度诠释”以后，近代中国的历史日益脱离历史的原有轨道的原因，主要就是历史研究者的“心无古人”的立场造成的。这样说，并不是要全盘否定二十世纪初以来“反传统”思潮以及由此引发的学术倾向的意义，因为在“反传统”的阵营里实际也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本质上的差异的。现在所以要提倡还原历史，并非是一种矫枉过正的策略，也不是简单地向西方传统的客观主义史学靠拢，而是为了在实证与阐释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并实实在在地延续和坚守一种治史的理性态度和原则。